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以他受菩萨戒的年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后期为普通改元之后（公元520～549年），他事佛兴致渐浓。到了大同年间（公元535～545年），他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垂垂老者，《魏书》评论晚年的梁武帝“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业”，完全失去了壮年时的风采，一派出世超凡的佛门弟子模样。出世超凡本没有任何问题，但身为皇帝，尤其是梁武帝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全心全意地信奉佛教，或者如批评家所说的“佞佛”，就值得商榷了。

        于是我们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梁武帝究竟为什么会“佞佛”？

        梁武帝当然有一万条理由去选择自己的信仰，但是以皇帝之尊要将梁国变成“佛的世界”，他必然是从选择国家命运的角度来思考的。

        梁国立国于乱世之间，南齐的经济算不上很发达，刘宋的力量也远不及北魏，南朝内部又经常出乱子，皇帝走马灯似的更换，民风相对北朝也显得奸滑险恶。梁武帝取了天下之后，很下了一番功夫总结刘宋与南齐不安定的教训，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来，并且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安定团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现“和谐社会”，那么得先“立教”，在民众中建立信仰基础。

        在梁武帝看来，刘宋和南齐，都是没有注重到国人的信仰。国人没有了信仰，就失去了凝聚力，其君昏庸，其民奸佞，政权也不会长久。所以，要建立一个不再混乱、秩序井然的国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信仰上做文章，这是一切的纲，其他的都是目，纲举目张。

        下一个问题是，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梁武帝选择了佛教。佛教劝人向善，吃斋拜佛一类的修炼方式也容易被接受，并且在当时比较深入民间，推行起来不会有太大的抵触。佛教宣扬因果报应，你今世受的苦，是前世造的孽。相信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起来反抗统治。

        在“立教”思想的指导下，梁国的政局比动荡的北方稳定许多，南朝一代文豪庾信在他著名的《哀江南赋》里，感叹说，“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大抵是事实。这说明弘扬佛法的政策并不能说完全错误，至少是有一定成效的。问题在于，凡事不能走极端，既是在程度上，也是在时间上。

        梁武帝统治的后期，社会实际情况较之初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侯景之乱时梁国统治阶级的行为可以看出，梁人此时并不是太“奸滑”而是变得有些不通机变，甚至有些逆来顺受和麻木不仁了）梁武帝过度致力于佛教事务，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脱离现实社会了，时间越长，脱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偏偏梁武帝又高寿，觉得自己是英明神武有佛祖保佑，在治国上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尽管梁武帝一心“立教为首”，梁国却并未摆脱南朝其他几代王朝衰弱的规律。信仰虽然重要，但不可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民以食为天，没有经济的发展，空有信仰，也无益于国家。

        普通年间，梁国的经济危机逐渐显现，战事频繁，大兴佛事，使得国库日益空虚。普通四年（公元523年），政府下令罢铜钱而铸造铁钱，这种铁钱又称“铁五铢”，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批量铸造的铁钱。铁钱价值不及铜钱的十分之一，结果自然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官吏大肆贪污，商人从中渔利，民众苦不堪言。

        比普通百姓更糟的，是军人的经济状况。南朝的兵制承自三国两晋，其原则为一旦为兵，世代为兵，父死子代，兄终弟及，也称“世兵制”。这些所谓的“军户”被严格管理，担负着沉重的兵役。到了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梁武帝颁布诏书将士兵与奴婢并列，军户的地位低到了极点，逃亡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士兵们不是剃度为僧，就是投入豪强门下做荫户。

        为了制止士兵逃亡，朝廷又规定，一人逃亡，全家以身抵押服役。走投无路之下，各类作奸犯科乃至官逼民反的事件就多起来了。大同年间，广晋（今江西景德镇西北）、安成（今江西安福）、交趾（今越南河内）先后发生了聚众叛乱，其中以交趾豪强李贲的反叛规模最大，他于大同七年（公元541年）自称越帝，与朝廷对抗，极盛时几乎攻下广州。叛乱持续了七年，直至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才被平息，陈国开国皇帝陈霸先，就是通过镇压这场叛乱崭露头角的。

        梁武帝并非没有意识到种种社会问题，他曾几次下诏，要求官员上疏举奏提出批评意见。散骑常侍贺琛就上疏，具体列举了时政的四大弊端：一、地方官员横征暴敛，导致百姓流移，户口锐减，妨害民生大计；二、贵族奢靡无度，风气败坏；三、朝廷官吏专为利己，无心奉公；四、政府兴造过多，劳民伤财，动摇国本。

        这四条，分析得都是很在理的，可梁武帝看了以后大发雷霆，立即给贺琛回复敕文：“你说有人贪残，有人奸猾，是什么人，是什么事？具体指出来，如若不然，就是欺君枉上！朕三十年如一日，崇尚节俭，百官怎会不效仿？你得好好认识错误，严肃检讨！”贺琛见状，只得乖乖承认错误，不再说话。

        梁国朝臣里，像贺琛这样偶尔还敢直言上疏的，已经是凤毛麟角。梁武帝老了，只爱听奉承话，中期的能臣周舍、徐勉死后，他最宠幸的就数中领军朱异了。朱异学问高，本事也有，但是人品很差。他明白如何揣摩上意，一味阿谀谄媚，同时又结纳私党，收受财赂。在他的手里，梁国朝纲每况日下，愈加黑暗。

        佛教是讲究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的，梁武帝却只对皇亲官吏慈悲为怀。有一次，梁武帝去郊祀，半路上有个老头拦住御驾劝谏：“陛下执法，对庶民太严苛，对权贵太宽松，这不是长久之道，假如能有所改变，则天下大幸。”梁武帝听后并没有检讨和改正，依旧如故。（梁武帝的统治方略，类似元朝，明太祖朱元璋一针见血地说：“元以宽亡国。”这个“宽”不是指对百姓宽，而是指对权贵宽。以蒙古铁骑横扫欧亚的强悍，尚且不足百年而亡，梁武帝的潜在危险，也可想而知了。）

        在梁武帝手下做官员，是非常“幸福”的，犯了罪往往能法外开恩。作为梁武帝的亲戚，更是如此。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打仗无能（参见），搜刮百姓却很有一套。六王爷给自己谋了个职业——放债，他以借债人的田地、房产、商号、店铺作抵押，还债期限一过，马上派人夺取抵押的宅店田产，然后再利用这些宅店田产牟取新的暴利。建康周围江东一带，失业破产的百姓无以计数，多半有他的“功劳”。

        “精明”的六王爷获利可观，仅仅用来收藏财富的仓库就有将近一百间！萧宏一生最看重钱财，防备极其严密，仓库设在内堂后面，好方便他近距离保护。不过防备得太严密了，反而引起了注意，有人怀疑里头藏有武器，秘密通报梁武帝。

        梁武帝听闻临川王私藏兵器，涉嫌谋反，也不得不重视起来，派人调查怕冤枉了弟弟，就亲自出马。他以找萧宏夫妇喝酒，共叙手足之情为名，来到萧宏家里。萧宏热情接待，酒至半醉，梁武帝说：“我想到你的后堂走走。”萧宏脸色吓得刷白，以为要查办贪腐呢，硬着头皮领梁武帝到后堂。一圈走下来，梁武帝乐了，原来萧宏的仓库不是什么武器库，而是个大宝库。其中钱库三十多间，其余各库贮藏布绢丝绵、漆蜜纻蜡等值钱的物品。

        梁武帝看着一身冷汗的萧宏，笑道：“老六，你小日子过得很不错啊。”当即放下心，回到前堂继续痛饮，直到深夜才尽兴作罢。

        梁武帝对萧宏的宽容，还有多次表现。萧宏跟亲侄女、梁武帝的女儿永兴公主玩乱伦，竟打算弑梁武帝自立。事情败露，公主羞愧自杀，梁武帝却没再追究萧宏的罪责，任他安度余生。萧宏死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追赠他侍中、大将军，谥为靖惠王，厚礼而葬。

        萧宏放债敛财，多少算个正经生意；他的三子临贺王萧正德专干拦路抢劫、杀人越货的勾当，就属于江洋大盗的级别了。

        梁武帝早年连生了三个女儿，担心后继无人，曾过继萧正德为嗣子，后来太子萧统出生，就把萧正德还给了萧宏。萧正德本以为将来能当上皇帝，没想到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心理不平衡，一气之下居然投了北魏，声称是梁国被废的太子，外逃避祸。结果转过年来，萧正德觉得北魏对他不友好，仇人萧宝夤还起了杀心，便又无聊地逃回梁国（本来嘛，你在梁国是皇族，到北魏算什么？要不是给你面子，谁理你这根葱？）。梁武帝没有惩罚他的叛国罪，反而流着泪教导他，恢复了他的爵位。

        萧正德大有龙归大海、虎入山林之势。他招聘了一批亡命之徒，和弟弟萧正则一起搞了支纠察队，黄昏时分埋伏在路上做打劫杀人的买卖。有梁武帝做保护伞，官府也不敢过问。普通六年梁武帝北伐，任命萧正德为轻车将军。萧正德在前线惦念自己的纠察队，干脆抛弃部队独自一人跑回建康。军情大事，梁武帝火了，削了他的爵位，把他流放临海郡。萧正德还没走到临海，梁武帝又后悔了，派人追上去赦免了他。北伐也别去了，安心留在建康当强盗吧。（在梁武帝的一再放纵下，萧正德后来终于与侯景结盟，要了梁武帝的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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