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有用途。死去的动物们滋养着植物王国，蜜蜂在废弃的邮筒里安家，迟早，会有人发现兵工厂的用处。这片古老的英联邦宅第，在今天英雄辈出的英格兰人的心目中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令人瞩目的联排房屋，不快地目睹着世俗的游客们从公路干线下驶到乡间的林阴道，在宅第间的小路上来回穿行，继而又冲回公路干线。这些路曾是家族私产，但该家族以此地生活费用昂贵为理由离开了，房屋中介公司对这样不高明的借口一笑置之，不以为意。房子虽说是一堆废墟，但却可以在庭园外建一个高尔夫球场。数世纪以来，这片土壤嘲讽着持犁的农夫，如今用铁头球杆击碎了顽固的供奉制度(定期向牧区教堂交纳岁入)，不过，密植的草场恢复了土地往日的柔软和优雅。也许，昔日的幽灵会游荡在球场上，但是高尔夫球可以击穿它们。

        帕斯顿·奥特韦莱(别置疑作者，第二个词没什么特殊的含义)地区似乎格外符合物竞天择的自然之道。庞大的意大利风格的建筑群，由贵族奥特韦莱十五世创建(早年他明智地出售了南海公司)，也是其主人伟大功勋的纪念碑，在十九世纪末的一场持续一整夜的大火中焚毁。当地消防队对大火的救助，精力过人，但却考虑欠周。由伏尔干开始的灾难，阿科洛厄斯把它变成了一场浩劫。如今，建筑还在，内部构件裸露，墙上的壁纸荡然无存，大理石雕像羞愧地面对路人，活像是一座内部陈设可以一览无余的“玩具屋”。如果说，建筑主体的灰色泥墙表现了主人审慎的处事态度的话，那么枪弹和火药的储藏室则见证了其先祖的勇猛。那些可怜的房屋，如今已不再能够向我们讲述更多的秘密了。花园里，腐败像瘟疫一样蔓延——杂草越过了小径，攀爬上了废弃的栏杆；一些耐寒的花木依然盛开，大半却被蔓生的杂草覆盖，如同一位古老国度的幸存者，身份高贵却衣衫褴褛。奥特韦莱家族从未打算重建此宅，他们谨慎地隐退到庭院另一头的一幢老庄园里——非砖木结构的房屋，那是一百五十年来一直为家族寡居人士留存的“乐园”。曾几何时，这座不再显赫的宅子被估价甚高，于是奥特韦莱家族出售了它。

        不必为帕斯顿·奥特韦莱家族痛惜，因为这片领地的高贵与高尔夫球运动一样备受争议。由于铁路交通顺畅，一个积极进取的高尔夫球会所，为乡村孤寂的氛围带来了一丝城镇的气息。现在，只用一个小时，便可从伦敦抵达此地。如果该会所不是实行会员制的话，两者之间的路程花费还可以缩短十五分钟。独幢小屋雨后春笋般地在周围生长起来，每一栋都带有车库和台球游戏室。三四十幢小屋均出自一位建筑师之手，外部全是粗泥墙、红砖瓦，内部格局则千变万化。位于大教堂、市政厅和广场等建筑中央的是奥特韦莱家族宅院，现在的高尔夫球会所。高尔夫球协会以他们所理解的与主体建筑相同的风格，大规模地扩建此宅，尽管木材在潮湿的天气里质量下降，会发生翘曲等问题，但扩建的部分仍然毫无争议地采用了砖木结构。当然，如今它不仅是一家会所，也是一家昂贵的酒店——如果可以把它叫做酒店而不是僧侣居所的话。因为，居住在这些“令人愉快”的房间里的房客，目的只有一个——打高尔夫球。一天两次游走在高尔夫球场，一派本笃教会的严肃与刻板，但全都气定神闲。晚上，则聚集在月光下，谈论他们神秘的宗教。

        由此，不得不提到乡村教堂。不错，帕斯顿·奥特韦莱仍是乡村，与英国许多其他的小村庄一样，是在一片空地上随意生长出来的村庄，布局散乱。过去，教堂位于村庄和贵族宅第之间，是一方仁慈之地，为绅士良民提供片刻的心灵安宁。尽管教堂的历史比球场甚至奥特韦莱的家宅还要久远，但由于其附属地位，它始终是一个寄生组织，是基督教新教组织过度膨胀的结果。如今，作为高尔夫球产业基地的建筑物，它依然是令人瞩目的，虽说想去教堂又找不着路的人，经常被指路人错误地引导到高尔夫球场第十五轻击区。教堂周日九点半开放，以备那些在开局前想通过晨祷振奋精神的先生们的不时之需。如果下午没有葬礼的话，教堂司事还可以充当一下球童。该牧区的圣职，由一位喜好高尔夫运动的牧师担任，他也是本书的主人公之一。由于一位缺席绅士的举荐，他获得了这份薪金微薄的教职。他在高尔夫球会所里找到了永久的居所，从那儿步行到第一开球区只需二十多分钟。毋庸置疑，高尔夫球会所已成为整个地区的生活中心。如果有人想看这位牧师一眼的话，就得打开吸烟室的大门，他正坐在那儿，在这个下雨起雾的十月的下午，与另外三个因天气而受困的伙伴待在一起，他们是球场四人组合。

        牧师人到中年，单身汉，胸无大志。也许有人会说，他拥有一张神职人员的脸孔——究竟是一副宿命论的标签，还是一副自然习得的保护面具？热情，是令人担忧的情绪，即使表露，主要指向的只有一个主体。他，性格和善，以在最恼人的境地下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而知名。发火，绝不可能。他的嘴里从没发出过一声诅咒，但他的惯用语“我正在干什么？”却带着一副万念俱灰的口气。其他三人都是牧师的熟人，他们在帕斯顿·奥特韦莱相识。在高尔夫球会所里，所谓熟人其实只是泛泛之交，他们对每个人的理缺陷了如指掌，但对他人的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却一无所知。三人中的一个，亚历山大·戈登，他的残疾要比他的性情和名声容易辨识。由于高尔夫球会所里的交谈，不涉及任何政治、宗教等话题，因此，戈登的谈话平淡无奇，而且彻头彻尾一副英国人的腔调。与其他三人不同，他不是本地居民，只是一名假日访客，来此地拜访他有趣的朋友莫当特·里夫斯。

        里夫斯，本地居民，他留居此地更多的是为环境所迫，而不是个性沉寂使然。战争一爆发，他便离开了学校，但因为高度近视(只消看他一眼便会明白)，他胜任不了任何操作性的工作。不过，在战争事务部的次要的分支机构找一份差事，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似乎很喜欢用一句话作为谈话的开场白：“那时我在军队情报机构工作。”这句话在听众的脑海里会勾画出一幅场景：莫当特·里夫斯带着上弦的左轮手枪，监听着德国超级间谍的机密谈话。实际上，他的工作是每天早上九点半，溜达进自己十分不舒适的办公室，桌上从其他部门传递来的一叠简报正等着他。他会挑选出一些格拉斯哥工会领导人特别激烈的言论，把它们打在纸上，然后放入一个文件袋里，并在上面潦草地写几个字：“对此能做点什么呢？请批示。”这份文件将与其他无数不被重视的文件一起汇入文件袋的洪流，漫无目的地在白宫低级部门间流传。虽说是一个有着丰厚薪金的孤儿，他却发现自己没法在这样的战乱年代里安心地待在一个平凡的职位上。他往当地报社投递了几份个人广告，上面表明他愿意从事任何保密的任务，如果对方要招募“活跃、聪明、想要冒险的年轻人”的话。不过，在那个年代，毫无经验的、愿意冒险的年轻人供大于求，他的广告没有得到回应。绝望之下，他把自己带到了帕斯顿·奥特韦莱高尔夫球会所，好在他“不怀好意”的同伴们都承认他的球技日益精进。

        卡迈克尔先生，球场四人组中的一员，他只要一开口，听者就会知道他是一名大学教师。他，语言表述准确，目光温和，天然喜好分析问题，属于专业人士。他，永远有令人感兴趣的闲聊话题，带着知识的自足感让听众们失去自信，不过这种自足要比无聊更让人讨厌。他不光谈论自己的工作，他的话题还涉及古希腊的考古发现、英国的皇族贵胄、近东的旅行，或是自来水笔的生产过程，然后又回到英国的皇族贵胄。他，年过花甲，也是四人小组中唯一的已婚人士，与他姿色平平的妻子居住在本地区一幢独栋小屋里。他太太的容颜，似乎是因为他的喋喋不休而日渐枯萎。妻子外出时，他和其他人一样，就在会所里消磨时间。不得不承认，他的同伴都有点儿躲着他，但是他记得许多事实的关键数据，这对大家很有帮助。他能记起哪一年公牛跑进了球场，他也记得三年前高尔夫球公开赛上的关键赢球。

        马尔耶特(对，就是那个牧师，作为侦探小说的读者，你很合格)再次站起身，仔细地查看天气。外面雾气弥散。雨依旧无情地下着。“毫无疑问，”他说，“傍晚会有阵雨。”

        “真奇怪，”卡迈克尔说，“早期巴斯克的诗人们总说夜晚不是衰落而是复生，我认为，他们的说法是对的。现在，对我来说——”

        马尔耶特所幸自己对卡迈克尔十分了解，就打断了他。“在这样的下午，”他忧郁地说，“会有人想谋杀什么人，以此宣泄自己。”

        “你错了，”里夫斯说，“想想看，这样的天气，留在泥里的脚印，会马上被抓住的。”

        “啊哈，你一直在读《神秘的绿手指》。告诉我，有多少个杀人犯因为他们的脚印被捕获？鞋匠故意让人们相信人类的脚只有六种尺码，而我们也只好把自己的脚塞进可怕的统一型号的鞋里，那些从美国进口的成打的鞋子里。福尔摩斯下一步要干什么？”

        “你看，”戈登插话，“书里的侦探一直都很运气，杀人犯通常都有条假腿，因此不用费什么劲儿追踪。而真实生活的麻烦在于，杀人犯并不是截肢的人。还有，杀人犯要是左撇子，该是多么方便侦破！我曾勘察过一只旧烟斗，我可以告诉你们，从烧焦的沿口就能够知晓烟斗的主人习惯用右手。不过，有太多的人都是习惯用右手的。”

        “大多数情况下，”卡迈克尔说，“人们认为杀人犯是左撇子，往往是神经过敏。一个更特别的例子是人们分头发的方式。每个人注定要把自己的头发分到一边，不过大多数人都会把头发分到右边，而不是左边，因为要是用右手，分到右边要容易得多。”

        “我认为，原则上你是错的，戈登，”里夫斯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这些特征都逃不过受过训练的侦探的眼睛。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比如你，就是人类一个最常见的样本。尽管放在壁炉台上的杯子都是空的，但我却知道哪个杯子是你的。”

        “那么，是哪个？”戈登有兴趣的问。

        “中间那个，”里夫斯说，“它被推得远离台边。你，小心的个性，本能地防止它跌落，我说得不对吗？”

        “说实话，我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不过，现在，你谈论的都是你认识的人。我们都不是杀人犯。至少，我希望不是。如果你要侦察一个你从未谋面的罪犯，你并不知道你要留心什么东西。”

        “试试看，”马尔耶特建议道，“你知道，福尔摩斯的惊人之举是侦察板球投手的帽子和华生兄弟的手表。试着观察那儿的一把雨伞，不管它为什么在那儿，你可以看出什么？”

        “我能从中知道，近来一直在下雨。”戈登十分严肃地插话。

        “事实上，”里夫斯说，转动着雨伞，“很难从一把雨伞中发现什么线索。”

        “听他这么说我真高兴，”卡迈克尔说，“因为——”

        “不过，这把雨伞却是十分有趣，”里夫斯继续说，没有理会卡迈克尔的插话，“任何人都能看出它很新，而它的金属伞尖却几乎要磨穿了，表明伞尖一直在受力。由此推断，使用者并不在下雨天用它，而是把它当拐杖使。因此，这把雨伞一定属于年老的布拉泽胡德，他是会所里唯一老带着雨伞的人。”

        “你看，”卡迈克尔说，“在现实生活里，事情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像我刚才想说的，这把伞的确是我带来的，因为我在地铁里拿错了伞，它的主人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陌生人。”

        莫当特·里夫斯不快地笑了一下，“好啦，”他说，“无论如何，我说的道理仍然有效。如果我们能够不囿于自己的经验的话，真相便会自现。”

        “恐怕，”戈登说，“我就是一名生活中的华生，我宁愿视而不见，等待他人告诉我真相。”

        “那你就错了，”里夫斯抗议道。“人们从来都不会告诉你真相，除非添上他们自己的主观色彩。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发现证据会很困难的原因。我同意你说的一点，侦探故事都是不真实的：总会有目击者提供准确的事实，在作者设定的语境中扮演某个角色。某人冲进房间，叫道‘在灌木丛北面四码外的地方发现了一名衣冠入时的中年男子的尸体，周围有暴力打斗痕迹’——活像一名记者报道一场审讯。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会说‘天呐，一个男人在草坪上把自己给杀了！’——你看，新闻报道从观察立马跳到了推论。”

        “新闻业，”卡迈克尔解释说，“对我们所有的侦探故事造成了大破坏。什么是新闻业？就是把生活中的所有事实与两百个制作好的标题短语一一对应，不管他们是否与之符合。新闻标题尤其具有破坏性，你一定会发现，现代的新闻标题多么热衷于使用成串的名词，有意省略掉句子的其他成分。我的意思是，如一个句子‘她走进花园采一片甘蓝叶子准备做苹果派’，新闻标题会变成‘甘蓝叶的寻获，苹果派的诡计’。还有，‘什么？没有肥皂？那他死定了。’新闻标题会变成‘肥皂短缺的致命结局’。在这样的表述下，情境和动作目的的细微差别消失了，因为我们把所有的真相都套进了公式里。”

        “我同意你关于推论的说法，”马尔耶特说，并不理会卡迈克尔的评论，他总是对卡迈克尔的评论充耳不闻，“但是你想想看，我们关于他人的了解有多少能够运用到推论中呢？来到会所里的人，我们真正了解他们什么呢？生命长河里的过客，说的就是我们。就拿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年老的布拉泽胡德来说吧，我们知道他的业务在伦敦，但我们却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业务。我们知道他平时从周二开始每晚都会来会所，而周六到周一却消失不见——我们怎么知道他周末都干了什么？或者再拿年轻的戴夫南特来说吧，他每周六的夜晚出现，周日打两场高尔夫球，而周一则销声匿迹。我们究竟了解他多少？”

        “我认为你对布拉泽胡德想了解多少就会了解多少，”里夫斯咯咯地笑起来，“他不是喜欢在周三夜晚的球场上否认上帝的存在吗？”

        马尔耶特的脸有些发红。“这些究竟能说明什么呢？你可能还会说我知道戴夫南特是一名罗马天主教徒吧。但我所知道的是，如果他想在帕斯顿铁路桥度过某个星期天的话——那儿的一位牧师认识他，我想他是不会告诉你的。”

        “我曾有过一次独特的经历，”卡迈克尔说，“在阿尔巴尼亚，由于牧师不懂当地的语言，我不得不把一位濒死人士的忏悔翻译成法语念给牧师听。后来那位牧师跟我说，我不应当将我听到的忏悔向外人透露半个字。”

        “不管怎样，他并不认识你，卡迈克尔。”里夫斯暗示道。

        “事实上，尽管那篇忏悔古怪异常，我却从未向外人提起。”

        “不下结论是不可能的，错误也因此在所难免。在日常生活中，你也不得不冒险。尽管你知道理发师替你刮胡子时要割断你的脖子是多么容易，你却不得不坐上他的椅子。而在侦探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应当毫无例外地被怀疑。世界上一半以上未侦破的罪行，都与我们对他人的轻信有关。”

        “但是，”马尔耶特申辩道，“个人特征总应该有点用吧？我曾是学校的管理者，一度很了解一点点兽性就可以让人干出任何坏事，而仅仅依靠个人特征就可以划分可以怀疑的人群。”

        “这不过同样说明，”戈登争辩说，“你要对他们十分了解。”

        “并不尽然，”马尔耶特说，“学校管理者与学生间的不信任就像一场永久的战争。我认为，人们最相信的是自己的直觉。”

        “如果我是一名侦探，”里夫斯不依不饶，“我会怀疑每一个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我将追踪每一条线索，刻意避免自己进行推论，也不去问‘这些线索都表明了什么？’”

        “那是不切实际的，”戈登说，“以前，如果所有的结论都指向一个目标时——我相信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就会说明侦探者是明智的。而现在，如果你的结论与警方的结论有三分之二都相同的话，你会立即质疑自己的论断，重新开始侦察，并怀疑自己的工作方法。”

        “但是，”里夫斯反驳道，“在真实生活中，往往不会只得出一个简单的答案。如果负责案件的警察质疑你质疑的细节，并且如果他在破案前把自己的推论分成三等份的话，他应当感到羞耻。”

        “至少你应当尊重‘为什么以及为了谁’的原则。”

        “那是特例，”卡迈克尔说，“有多少人犯错说明了该原则——”

        “有目的的犯罪是最糟糕的犯罪，”莫当特·里夫斯高兴地说，“看看美国两个男孩谋杀另一个男孩的案件，想想能从中得出什么。”

        “但那是一种病态的犯罪。”

        “有多少犯罪不是病态的呢？只要它发生的话。”

        “我曾在圣岛待过一个月，”卡尔迈克说，“你们相信吗？那儿的一个男人就很病态，他甚至都没有看过狗一眼，绝对病态。”

        “你怎么想？”马尔耶特问道，“他看上去真的像谋杀了一个人吗？我的意思是说，谋杀者在犯罪的时候，通常头脑都不很清楚，而且正因为如此才会给他人留下把柄。但是人们常常会考虑，如果罪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策划，那么犯罪行为就会依据计划实施，那么罪犯的下一步行动就会很清楚——基于以上推论的话，罪犯会见大量的人，并尽量在人群中举止自然。”

        “为什么？”戈登问道。

        “制造不在犯罪现场的假象。人们总是忽略这一点。”

        “顺便问一句，”卡迈克尔说，“你从伦敦来的时候带了报纸了吗？我对斯坦内斯拜案件的判决很关注，我听说，那个年轻的家伙与斯坦内斯拜家族有关系。”

        “我下午三点离开伦敦的，这个时间太早以至于除了带点赌资什么也不能带。我说，伙计们，雨已经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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