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兴衰，过客毁誉，一部中国近代史真够人细细观赏、品味的。

        纵观袁世凯的一生，无论是在他崭露头角的朝鲜生涯，还是在平定“拳匪”内乱的督抚任上，尤其在胁迫清帝退位的关键时刻，他都表现出了一个汉族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与勇气。这种机敏与勇气导致的后果，也可以称作“功劳”吧？

        先说老袁早年。

        那时，老袁还是小袁，不爱念书爱骑马，所以也就考取不了功名。第二度乡试失败后，他既羞且愤地把自己所作的诗文付之一炬，慨然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他便带着几十个家乡的弟兄们跑到了山东的登州府，投奔嗣父袁保庆的好友、“庆军”统领吴长庆当兵了。你看，袁世凯“参加工作”的动机称得上是高尚嘛！

        吴将军显然未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不过是已故的结拜兄弟的不争气的嗣子（乡间落榜秀才）跑来找碗饭吃呢！因而，弃笔从戎的袁世凯入伍后并未受到重用。

        空有一腔抱负的袁世凯，某天对吴将军的总文案、南通人张謇大发牢骚，而正是这一番抱怨，改变了袁氏的一生。他如许喟叹：

        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

        这话说得真够慷慨激昂的。这一番表白传到吴司令的耳朵里，他能不惊喜吗？于是，未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重用，成了吴将军麾下的营务处帮办，即营务处的副职，之后，又随吴的庆军一道去驻军朝鲜了。

        那时的朝鲜，与安南（越南）、缅甸、暹罗（泰国）等周边小国一样，是中国的藩属国。

        在朝鲜，袁世凯凭自己的能力，很快就成为吴长庆所倚重的主要佐将。那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却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而又不失原则的处世手段。

        抄两个袁世凯在朝鲜的故事可为佐证。

        第一个故事：某清军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违犯军规，袁世凯欲照章将其处以极刑。他刚入朝鲜时，曾下令一次斩首七个清军兵勇，因为这些人在“属邦”掳掠百姓有辱我中央帝国的声誉。吴长庆知小袁治军严厉且执法如山，便亲至袁处坐着不走。袁请吴公翻阅案上的书籍，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回来后，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出去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愧为领军人物，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自己面子，反而大笑赞曰：“执法当如此！”过后，吴大人常告诫在营中的亲戚们：可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胡来，即使我能饶恕你们，袁某也不会饶恕你们！

        这样一位铁腕带出的军队，能不纪律严明？敢不奋勇阵前？日后回中国，袁世凯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四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北洋陆军，靠的正是这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

        第二个故事：彼时朝鲜政局动荡，倭寇屡于黄海兴风作浪。李鸿章为防辽东半岛遭日本人染指，命吴长庆率三营人马回国驻防，余下三营由提督吴兆有统领，袁世凯则升为会办，即三把手。在吴与袁之间，尚有总办张光前。彼时，高丽人内部已有“亲清派”与“亲日派”之分。日本人拼命培植反华势力，觊觎取清国而代之。为维护祖国利益，年轻的袁世凯不得不费尽心思地与日本驻朝使节周旋。从现存的一幅袁氏赠日使的书法上，即可看出其一片苦心。可想而知，面对这样一帧超凡脱俗的墨宝，崇尚中华文明的日本人是无法不叹服的。

        然而，私谊无法弥补国家利益的巨大鸿沟，在日本人的教唆下，朝鲜的亲日派欲发动政变，推翻拥戴中央帝国的政权。值此危急关头，朝鲜邮电总局落成，三位中国驻军最高长官接到参加典礼的邀请。不言而喻，此为鸿门宴。去则性命难保，不去则有失宗主国之国格，真是进退两难（不知这一次是不是朝鲜人利用宴席搞政变的发轫之作，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有好几位韩国总统是在吃饭时被部下刺杀从而使江山易主的）。吴、张二位称去不得也。但袁世凯不惧，他怀揣一把手枪，带上两个亲兵，提前一小时突现筵席，令对方措手不及。等酒席开始不久，他又突然借故起身告辞，并手牵政变头目朴泳孝一路谈笑出了大门。阴谋者的阴谋终于落空。两天后，朴泳孝等贼心不死，又宴请中国驻朝商务与税务官员和各国公使（偏偏日本公使未受邀请，可见东道主用心之险恶）。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并有武装叛乱分子冲入王宫！袁世凯闻讯，未待请示中央政府，便令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日本军人已直接出面保护宫中的政变分子，双方对峙起来，情势万分危急！好一个袁世凯，亲率二百清兵全力攻入宫中，救出被围困的国王李熙，将其置于我方保护之下，一举挫败了政变的阴谋。

        甲午年正月（“新正”）里应邀给日本使送春联（见右图），到当年7月，清日两国就在黄海开战了。袁将军“合重金兰”的心血化为硝烟随风飘散矣！这副字、辞俱佳的书法作品，如真是中州（河南）袁氏亲书，则袁氏的文采确实令人啧啧称奇！袁世凯在朝鲜的经历，若编成戏文传唱下来，岂不妙哉？只可惜主角晚节不保，“卖国贼”的腐恶名声早就熏臭了其整个人生，谁还会记得其早年的壮举？

        袁世凯凭其超人的胆识和能力维护了朝鲜的国政，受到国王的信赖与多数大臣的拥戴，该国的内政外交，一时悉尊袁意。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他还为王室编练了一支“镇抚军”。是年，袁氏仅二十五岁。

        小袁在两次政变中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老领导吴长庆欣慰不已，他曾向分管朝鲜事务的顶头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袁氏请功：

        （袁氏）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

        朝廷果然为袁世凯晋级，授其五品同知衔，并赏顶戴花翎——清制，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吏才有资格在红顶子上加戴雄孔雀尾毛。一直耻于没有学历的袁世凯，终于凭自己的实力，实现了为国效力的理想，并获得多少读书人奋斗多年而不可得的地位。

        但一个袁世凯岂能挽住既倒之狂澜？后来，虚弱的清国政府不得不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袁世凯奉命回国后，曾向李鸿章上书，建议“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颇值一提的是，当年，正是袁的叔父袁保恒最早上疏皇帝将台湾建省的，袁少时曾被叔父带到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当然知道台湾建省与自家的某种关系。

        但朝中唯一了解世界大势的李鸿章，正遭受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的忌恨和那班“清流党”言官的无妄指责，哪有心思把属下一个武官的大胆倡言转奏朝廷？而且，南陲的法国（时占据印度支那），北疆的俄国，正在纠缠我中华的领土，朝廷也实无精力三面应付。所以，朝鲜没像新疆、台湾一样建省，这便留给了野心勃勃的日本人以极大的想象空间。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赏识是毋庸置疑的，他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

        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德高望重的李鸿章乃清王朝里地位至崇的汉臣，因有最高一级的太子太傅和文华殿大学士头衔而被称为李傅相、李中堂。清朝不设相位，大学士即相当于前朝的宰相。李相国对袁世凯的评价无法不让朝廷动心。于是，在李的荐举下，袁世凯再回朝鲜半岛，当上中央帝国驻朝鲜的最高官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大臣。

        但是，在狐假虎威的朝鲜亲日派的欺凌下，老袁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只有他一连娶的两房高丽姨太太尚能稍解忧烦——清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萎缩。后来，亲日的高丽人竟把大炮架到了袁的官署门口以示羞辱中央帝国！

        可怜的老大帝国，连自己的疆土都保不全了，哪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属国？苦挨了一些日子，袁世凯终于接到了朝廷命令，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五日（1894年7月17日），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权力的全权大臣，心情无比忧愤地降下了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返国。

        随之，日军占领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

        嗣后，甲午战争爆发，清国惨败，向日本国割地赔款，凡有血性之国人，莫不痛感耻辱。在藩属国受够了日本气的袁氏岂能例外？于是，就有了他痛定思痛后写下的关于新建陆军的报告。

        袁世凯数度驻守朝鲜凡十二年，在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中，他有胆有识，有智有勇，竭力维护了大中国的利益。正是在朝鲜半岛的折冲樽俎，使这个并无科举功名的职业军人成为19世纪黄昏中国政坛上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新星。世人皆谓“小站练兵”是袁氏崭露头角的舞台，殊不知，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走入慈禧太后视野的根本原因。

        小站练兵，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的事。

        光绪二十年（1894年）夏，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根据德国顾问汉纳根建议，奏请朝廷速练精兵十万。朝廷诏令李鸿章和两江总督张之洞分别于北南两地着手实施。谁都知道，大清国的国防力量早已不可依恃！八旗军、绿营早在与太平军、捻军交锋时就溃不成军，曾国藩的湘军也渐显疲态，唯有李鸿章带起的淮军尚可指望，若再不练成一支精兵，则国将不保矣！

        于是，李鸿章派淮军大员，时以广西按察使衔在天津“督粮台”（任后勤部长）的胡燏棻，招募了近千名壮丁，编为十营的“定武军”，在津南马厂（地名）建置，后因马厂地方局促，遂移师交通便利的新农镇，借淮军废弃的旧兵营操练起来——因该镇有天津至大沽口铁路上的火车站，是个小站，后新军官兵便以“小站”代称新农镇。久而久之，“小站”竟出了大名，成了袁世凯及手下若干人走向军事政治巅峰的大站！

        稍后，张之洞则在南京编成两千八百人共十三营的“江南自强军”。

        不过，为时太晚！等是年岁末，两支新建部队刚组建好，战争胜负已经见分晓。

        战争结束后，为救亡图存，朝廷匆匆设立了督办军务处。此“处”级别极高，由位尊望重的恭亲王奕訢领衔，庆亲王奕劻为会办，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步军统领荣禄、户部右侍郎长麟组成，唯独长期“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第一汉臣李鸿章因战败而被排除在外。光绪帝授予了该“处”最大的军事干部调动权——“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

        就是在此时，从奉天凤城的前敌营务处回到天津的袁世凯，给朝中排位第一的汉族军机大臣李鸿藻写了一封信：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

        真够放肆！他指责的不是战争期间军事部署的失当，而是现行体制的落后！问责体制，说到底，不就在指责朝廷嘛！在一个处处讲究规矩的中国官场，这可是要有足够的勇气。

        话锋一转，他写到了具体的建议：

        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之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后予以兵柄，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

        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减汰，各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有病乱求医的朝廷读到了这个披肝沥胆且卓有见识的“药方”后，马上将袁氏调入军务处，职与称是“温处道，留京兼充军务处”，即温州道员，但留在京城军务处工作。前一项是实职，后一项是没有编制的临时性质的岗位。有清一朝，非常时期，常以这种虚实结合的人事政策来解决一些干部的待遇问题，前面提到的那位胡燏棻也是如此。后来，袁氏还曾任直隶按察使和工部右侍郎，都是为解决省部级待遇问题，其本人一直在小站督练新军。此乃后话也。

        进入军务处以后，袁氏便有了向更高层进言的机会。国家危机让这位有“非唯知兵，且谙外交”名声的三十六岁的政治明星走出直隶，也走出李鸿章的阴影，进入中央。

        一边是编练新军的进展并不理想，一边是有“知兵”之誉的袁某被闲置在军务处。所以，在皇上颁诏要封疆大吏广荐人才之际，几位重量级的总督，不约而同地向朝廷推荐了袁世凯。

        且读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密上的《荐贤书》中的一段话：

        际此时局艰危，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

        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荐举理由更是直截了当：

        （袁世凯）志气英锐，任事果敢，于兵事最为相宜。若使该员专意兵事，他日有所成就，必能裨益时局！

        在朝中重臣与外省疆吏的共同举荐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光绪皇帝破格召见了这个声誉鹊起的少壮派将领，并命军务处五大臣责成他起草一份新建陆军的详尽方案。

        好一个袁世凯，深思熟虑后，将一整套全新的建军思想和可行性报告呈送五大臣。袁氏建军思想可概括为：聘请外国军事顾问，按外国军队编制、装备与规章制度，新建一支陆军。

        五大臣随后上疏皇上：

        查有军务处差委、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前驻朝鲜颇有声望。因令详拟改练洋队办法，旋据拟呈聘请洋员合同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臣等复加详核，甚属周妥。相应请旨饬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假以事权，俾专责任。

        救亡心切的光绪皇帝登时降旨批准。

        于是，雄心勃勃的袁世凯奉旨离京，去了天津郊外七十华里的新农镇，接任了定武军统领。他的前任“胡司令”，则转任芦津铁路督办去了。

        小站成了袁世凯大展身手的舞台。他接手胡某留下的四千七百余人，又新募得两千五百余人，聘来众多德国军事顾问，按全套德式建制与装备重建了这支新军。发愤图强的袁司令，就以这七千人的新式军队为基础，练成了北洋常备军，人称“北洋军”。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那些并无显赫出身的北洋军人们相继成了袁氏的骨干，后来，竟成为呼风唤雨的军政巨头。这些人对袁氏的崇拜和拥戴，多年未曾改变，即使在袁被迫下野后。以致当时都有过一句对袁十分不利的流言，曰：北洋军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袁曾被皇上授予太子少保的头衔，故官场人称“袁宫保”，他也一向喜欢部下这样称他。

        小站练兵时的袁世凯不仅狠抓军事训练，而且也做“思想政治工作”，两手都很硬。但他不是靠频繁开会、组织官兵学习皇上各类批示来收拢人心，而是亲自动手编写了一首通俗易懂的《劝兵歌》，让士兵们边唱边领悟“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歌曰：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

        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

        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

        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

        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

        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

        四莫奸淫人妇女，哪个不是父母生？

        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

        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

        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

        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要紧不要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

        七戒赌博吃大烟，官长查出当重刑；

        安分守己把钱剩，养活家口多光荣。

        

        你若常记此等语，必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你瞧，袁世凯早年写诗的爱好还真用上了！

        唱着他的歌儿的那些北洋官兵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而成为袁氏走向权力巅峰的资本。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就是凭着这支军队，由武卫右军（新军的正式名称）总统而山东巡抚，而练兵处大臣，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终至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时，位极人臣。

        小站成了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

        人们总说袁氏靠出卖、靠投机、靠行贿而飞黄腾达，恐有失公允。“乱世之奸雄”和“治世之能臣”往往是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人，近代的袁世凯难道不也算是一个吗？

        我曾分别去过朝鲜半岛上的那两个国家。

        因历史原因，那两个同民族的国家一直同我中华有着割不断的关系，在朝鲜和韩国的纪念馆里，我都从二战前后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大片汉字。最大的汉字，是在当时称汉城的韩国首都见到的，“景福宫”三个大大的汉字就高悬在重檐之下、宫门之上。

        景福宫是李氏朝鲜的王宫，也是韩国之游的重要驿站。此宫是中国式宫殿的“缩号版”，无论占地规模还是建造工艺，都远不会让我等中华儿女景仰。中国人曾经沧海难为水，看罢长安北京不说宫，所以我对女导游呶呶而谈的景福宫兴趣不大，倒是老在四处打量，这儿是不是当年袁世凯攻打过的那座王宫？这些显得挺粗糙的朱门、红墙上，是否还有清军与日军激战时的弹洞？从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老袁在这里耗了偌长的时光，这对他性格的形成究竟有多重要？倘若当年他在此街头战死或遭日本人的处决，我们会不会在读伤心百年史的文字里，发现一个叫袁世凯的民族英雄？即使他侥幸不死而身陷敌狱多少年，我们会不会以“近代苏武”或“清代文天祥”一类的桂冠来追念他？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一想到这些深不可测的话题，我便记起那首唐诗。

        是啊，假若袁世凯在称帝之前身亡，今人对其究竟如何评价，还真的很难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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