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每去北京时，我总想抽空找找法华寺，也就是谭嗣同深夜来找袁世凯密谈的那座古庙。

        袁世凯之所以成为中国近代剧中的大白脸，这座京城名刹应该算是他的第一个舞台。

        从被指责出卖了光绪皇帝与维新变法志士，到弹压“义和拳”、“红灯照”等民间排外运动；从恃武力逼清帝退位，到施诡计使自己留在北京当国家元首；从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到悍然宣布取消共和国体恢复帝制，近代中国的几乎每一件大事都与袁世凯有关。这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戊戌年的背叛行径——人们说，不是他在“变法”关键时刻的卑鄙出卖，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全面政治改革就会一举成功，年轻有为的光绪皇帝就不会遭黜，反倒会在康有为等维新党人的辅佐下力挽狂澜，让中国走进新时代。若果如此，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的差距也就不会拉得太大。

        这桩历史公案太刺激！

        北洋军首领袁世凯奉令晋京，再次破格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且一连两次，并被加授兵部侍郎衔（等同于从一个精锐师师长一跃升为国防部副部长）。回到旅居的法华寺里后，忽有不速之客登门造访，且不待门人通知，就闯进内宅！看名片方知，此人乃军机处的章京（秘书）谭嗣同。

        然后，两人闭门密谈。一个是不顾一切要拯救被困于深宫中的明君，并决心以暴力强行推进改良大业的热血党人，一个是手握精兵，且身为维新圈儿里的“强学会”会员的壮年将领，两人一文一武，均是受“圣上”信任的汉人精英，岁数相差也不大（时谭三十二岁，袁三十九岁），故应能谈得来。

        不期，古庙夜谈之后仅两天，慈禧太后即从颐和园返回宫中宣布亲政，而主持新政仅百天的光绪皇帝却戚然被囚——“戊戌变法”惨败。

        两位夤夜密谈者，一个和其他五位维新同志头滚菜市口刑场，成了千古凛然的烈士；一个则在民间的骂声中不断被拔擢，直至位极人臣的第一汉官。两位密谈者的结局真是相去天渊！

        我尽管自忖对北京有些熟了，但对谭袁密晤过的法华寺究竟在何处却一无所知。读到的相关书中，说起发生在那座古寺中的密谈，已十分翔实，但说起其具体方位，均语焉不详。

        某次去潘家园“淘”旧书，满载而归途中，车经天坛路，蓦然见到路牌上有“法华寺”的地名。但箭头指处，是一座大棚化的农贸市场。

        停车暂借问，或恐有遗存？一位老人遥指楼群里，慨叹：有座古庙来着，早没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遂对法华寺不存念想，只道是该寺已在火柴盒式的居民楼群中与世长辞矣。

        然而，就在全然无意间，我结识了北京市东城区文物管理所的所长李志诚先生，他的一番话让我顿感柳暗花明。老李点拨道：你要看的法华寺不在南边，就在我们东城，老北京的法华寺不止一处。

        他不光很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还马上安排属下李继宝专程陪我前往其“势力范围”内的法华寺旧址探看。于是，原以为早已辞世了的古刹，瞬间复活了。

        对了，不能不交代的是，这一次，老天爷还是没忘朝我头上洒点阴雨，而且，这回已经是酸雨了——滴在身上和车窗玻璃上的，都是泥黄色的点子。大自然虽宽大无边，但偶尔也会朝无休止地折腾他老人家的某个地区的人类来点小惩戒什么的。

        文管所的司机轻车熟路，一会儿就把车开到了王府井大街的北口，向东稍拐，便转到了华侨大厦的停车场。

        正疑惑，小李已领我从停车场后门出去，走进一条小巷。

        “到了，就是这个大杂院儿。”他停在了一个极不起眼的小门儿口。

        我留心了一下破门框上的小红门牌——

        多福巷44号。

        中国的寺庙都是坐北朝南，法华寺应不例外。只是，眼前的一排排毫无套路的老房子挤在一块儿，分不出个东西南北来了。往院里走走，我才明白，我们是从最北边进入了原先的法华寺——我走历史的后门了。

        从后往前看，满目伤心景。

        早没了大雄宝殿和东西配殿，只通往东边院落的廊门上方有些失了色的画梁。一户挤一户的陋室把个京都名刹塞得满满当当。从昔日神祇们住的殿堂飞檐往上看，北面的华侨大厦岌岌乎压在头顶。

        小李三拐两拐就把我领到了大杂院儿的最南端——一条只容一人通行的细巷里。躲过身旁一辆辆自行车和头顶一件件晾着的衣衫的羁绊，他伫足一方巨石前，指点：这是整个庙里留下的唯一文物了。

        侧看不知何物，近前方知是碑，且是“大清乾隆四十三年仲秋吉日”所立的龙首大碑。

        碑身稍前倾，似有一臂之力即能推倒。石趺半埋土里，正是沦落风尘状。旁有废弃的大缸、破桶、煤池相伴。

        此碑一旁，尚有半截古碑，显然是故意砸断的，埋在土里，碑身上什么字也看不出来了。

        碑后褪了色的木门吱呀开启，一位妇人探出头来问：干吗的？小李申明：文物检查。妇人乃退回宅中。

        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法华寺已经破败至如此模样了！

        东华门外二里许，豹房巷有古刹法华禅林，明正统间，内监刘通舍宅创建……

        我艰难地摸识着那块完整的大碑的碑文，约略明白了法华寺的身世。

        豹房巷即如今的报房胡同，即法华寺正门所在的那条东西向的小街，因明朝皇家曾在此豢养豹子而得名。该庙是明正统年间一位叫刘通的太监舍弃自家而兴建的寺庙。明正统年间至今，已有五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了。“国朝二百余年间中迭有废兴……”，已经漫漶了的刻字隐约透露出其身世的磨难。旁边那块已经被毁成半截的古碑，也许正是刘通当年创建此寺时的遗物。

        法华寺最富神秘色彩的，当然不是它当年是如何如碑文所称的“规模宏敞”和“焕然增丽”，而是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1898年9月18日）深夜的那次引人遐想的密晤。

        君权时代，外省高官晋京汇报工作，若无自己的宅子可居，就只能栖身于寺庙里了，那些为数不多的客栈车马店，自不是这些大人们所投宿的地方。清代，王府井一带，距紫禁城的东大门东华门很近，所以此地的大寺庙也就成了不少大人物的落脚地。隔这儿不远的现在已经消失了的贤良寺，就是当年李鸿章李大人最后的住处。

        一向谨慎有余的袁某奉诏来京后，就在这王府井东边的法华寺里住下。

        其实，若论此庙接待过的要人的级别，只具“武卫右军”头领衔的袁世凯还不上数，早在他来此下榻的几十年前，就很有几位亲王、大臣屈尊借此设巡防处——因为咸丰爷已经被蛮横的英法联军打得跑到热河“避暑”去了，留下的弟兄们不愿在别处接待前来谈判的可恶的洋大人，便选择了规模“为东城诸刹之冠”的“敕建法华禅林”与敌酋会谈。有人考证说，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都里与老外进行交涉，此前，他们都像乾隆爷一样的德行，以为夷人们来华只为想做我泱泱中华的藩属，他们的通商要求不过是纳贡的借口。这会儿，羞汗涔涔的清朝王公们终于在这座古庙里知道了“番夷”不是吃素的，模模糊糊明白了后世的邓小平先生总结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硬道理。

        如此说来，我面前的这幢石碑的额题“万代流芳”四个大字就该改改了，实为“万代铭耻”之地。

        与东洋人打了无数次交道的袁世凯，理应也曾立于这座碑前怅然而叹过吧。

        但他更多的时间是在猜测：正在忙于推行新政的年轻“圣上”为何会对我这般厚爱？初一在颐和园里接见了一次，紧接着第二天又要召见！为什么？皇上为什么给并无显功的自己突然授予兵部右侍郎之高位？金口玉牙说的那句“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是什么意思？皇上的话让人诚惶诚恐，不知正对他疑虑重重的顶头上司荣禄大人会怎样看他！官场无人不知，文渊阁大学士荣大人乃慈禧太后最信赖的满族大臣，以当朝第一要臣之位被下派到了直隶总督任上，不就是为了确保京城的安全嘛！直隶总督，名列全国诸总督之首，直接拱卫京畿，位置何等要紧！他袁世凯的新军不才是荣禄麾下的一小部分？据传荣大人和大批朝臣们对光绪爷在康、梁等人鼓动下的“变法”并不“感冒”，而一直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老佛爷”也越来越为儿皇帝的一味胡闹感到头痛。时局相当微妙，他袁世凯不能不惊悚。

        在确，当时宫廷内新旧两派的斗争已到关键时刻，两种风言搅得人心惶惶：一是说皇上已默许维新党人采取非常措施，即“围园劫后”（包围颐和园，劫持在那里安度晚年的慈禧太后），并诛杀老臣；一是说下个月太后将与皇上一道去天津阅兵，届时在荣禄营中宣布废黜光绪另立新帝。无论怎么说，皇上地位岌岌乎！

        袁世凯有所不知的是，正是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光绪皇帝才公开召见了袁世凯，并赐以重恩。皇上和维新党领袖都希冀，在紧要关头，让手握精兵、思想进步的袁世凯挺身前来保卫改良大业。这几天，可怜的皇帝已经看到了危机的迫近，接连两次召见袁世凯委以高位，期待袁能做自己和新政的坚矛与厚盾。这一切，袁世凯哪里知道？

        就在这样的时刻，公认的皇上身边的红人谭嗣同神色异常地出现在法华寺！

        关于谭、袁二位的夤夜密谈，世上一直流传着两种版本，一是维新党首领康有为和大将梁启超的流传甚广的追记，一是袁自己于民国时期发表的《戊戌日记》。人们宁肯相信康梁说，也决不愿听信袁的时过境迁的辩白。

        康、梁不仅是一代改良领袖，还是一代文化巨擘，他们的文字自然极富魅力。

        试看康有为对这一天的记载（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注）：

        初三日早，暾谷（即林旭，字暾谷，时与谭嗣同同任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起程出京……（康写道：此时，几位党人赶来）筹划救上（皇上，下同）之策。袁（袁世凯）幕府徐菊人（徐世昌，号菊人）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嘱谭复生（谭嗣同，字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敢死队）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袁曰：“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也。”

        梁启超的文字则更是绘声绘色，像亲历一样生动：

        初三日夕，君（谭嗣同，下同）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意即太后将把皇帝骗至荣禄兵营宣告废黜），君知之乎？”

        袁曰：“然，固有所闻（老袁不掩饰自己已经知情）。”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慈禧太后处）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董福祥，掌“甘军”）、聂（聂士成，掌“武毅军”）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君曰：“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君乃曰：“荣禄固操（曹操）莽（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杀荣禄如杀一狗耳！”

        因相与言救上（皇上）之条理甚详。

        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

        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

        单从这两段文字上看，手精兵的袁世凯真是大义凛然的伟丈夫——你们党人拿我袁某当什么人了？保护我们共同的圣明君主，不光是你们的事，我也会随你们之后拼死去做的！杀荣禄算什么？还不就像杀条狗一样简单？但是，要有前提，即必须是皇上到我的营中来当面命令我。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都相信，袁世凯是新派人士，他不光曾捐给维新组织强学会五千银元，而且还在风云突变之际派幕僚徐世昌专门到康的住处表明其政治态度，所以，他们势在必然地选择了袁。

        那么，当事人袁世凯是怎么记述是夜密谈的呢？民国初年，公开刊出的袁氏《戊戌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初三日晚）正在内室秉烛拟疏稿（为给皇上写奏折在思考），忽闻外室有人声，阍人（看门人）持名片来，称“有谭军机大人有要事来见，不候传请，已下车至客堂”。急索片视，乃“谭嗣同”也。

        余（袁自称）知其为新贵近臣，突如夜访，或有应商事件，停笔出迎。

        渠便服称贺，谓有密语，请入内室，屏去仆丁。

        心甚讶之。延入内室，叙寒暄，各伸“久仰”、“见晚”周旋等语。

        寒暄过后，谭嗣同先讲了一通他与康有为曾怎样向皇上力荐袁，但都因荣禄阻碍，所以袁虽“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却升迁甚慢的大有挑拨意味的话。之后，他话锋一转，出示了一纸“如名片式”的救驾方案：

        内开：“荣某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营，大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

        予（袁自称）闻之魂飞天外，因诘以：“围颐和园欲何为？”

        谭云：“不除此老朽（太后），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

        予谓：“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之部下，常以忠义为训诫，如令以作乱，必不可行！”

        谭云：“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禄、围颐和园耳！如不许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亦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诣宫（到皇帝那儿）请旨办理！”

        “魂飞天外”的袁世凯又受到了谭嗣同的生死胁迫，若换了个庸人，真也该活活被吓死！好在老袁在朝鲜时就有过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经历，所以，他虚与委蛇——

        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

        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

        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

        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朱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

        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

        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骗取了谭嗣同的信任，初五那天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

        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事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

        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贸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先生：

        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皇上）已先危！

        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

        且不说袁氏当时的实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拥有政治与军事资本的前辈汉臣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又何尝在位极人臣之际有过发动政变的“邪念”？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选择“正统”。

        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传统的说法也是康梁师徒的说法，即袁氏回津后，为求日后腾达，初五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赶回京城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汇报了康党的惊天秘密。于是，初六一大早，慈禧太后火速赶回紫禁城，发动了流血的戊戌政变。

        然而，史料已经证实了：“康党”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史学家也考证出，袁氏根本无时间告密——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清朝，京津之间，是无法说到就到的；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君主专制时代，君臣之间，是无法想见就见的。慈禧太后显然另有渠道洞悉了儿皇帝的举止。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遭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

        所以，法华寺里仅存的古碑，与其说是数百年古刹的唯一见证，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耻辱柱。

        从法华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兹背负起了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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