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绝

刘蕡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九月版。

        1958年起，毛泽东大力提倡解放思想，破除迷信，3月在成都会议上发表讲话，倡导“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由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刚刚过去，人们谨小慎微，不敢讲真话。毛泽东觉察到这是一个问题。那时，他从《旧唐书·文苑传》读到了刘蕡对策，那篇策论开篇就说：“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常欲与庶人议于道，商旅谤于市，得通上听，一悟主心，虽被妖言之罪，无所悔焉。”意思是他自信有一套治国办法，也深刻地认识到现实政治的弊病，但是不在其位，没有掌握话语权。尽管如此，他依然千方百计地想要将意见表达出来，反映到皇帝那里去，而不畏惧任何的风险。毛泽东旁批道：“起特奇。”其实这个开篇的好处，一句话说完：敢讲真话。毛泽东是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的。而刘蕡又是被李商隐称为“平生风义兼师友”的故人，在刘蕡去世后，李商隐曾一连写了四首诗哭吊，可见是怎样的悲恸了。所以，这也是毛泽东咏刘蕡的一个情感因素。

        “千载长天起大云”，首句劈空而来，是起兴。因为起得突兀，也可以说是“起特奇”。古谚云：“云从龙，风从虎。”这一句的关键词是“起大云”，有点刘邦《大风歌》首句“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意思，是写天人感应。“大风起兮云飞扬”，是对“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感应。“千载长天起大云”，则是对“万马齐喑叫一声”的感应——这首诗首尾呼应，是一气贯注的。联想到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引用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一首诗，那首诗的开头两句是“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那么，“千载长天起大云”还有一重意思，就是出现了风雷、出现了生气，沉闷的空气被打破了。出现风雷、出现生气，又是因为出现了一个人！

        “中唐俊伟有刘蕡”，次句对上句为承接。然而，如果把这两句掉个个儿读呢——“中唐俊伟有刘蕡，千载长天起大云”，前因后果，是不是更顺呢？顺则顺矣，却平了许多，觉得没劲。用书面语说，就是缺乏艺术张力。可见诗句的倒装有时是必须的。“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是倒装，或叫逆折。用传统戏剧比譬，前一句好比是人物出场前的锣鼓，是一阵急急风，把观众的心悬起来，注意力集中起来，又像是人物出场前幕后传出的一句唱腔，烘托一下气氛，好了，然后角儿出场、亮相——“中唐俊伟有刘蕡”，字字掷地有声。“俊伟”，犹言俊彦，即风流人物、英雄人物。据《旧唐书》本传载，刘蕡其人“博学善属文，尤精《左氏春秋》。与朋友交，好谈王霸大略。耿介疾恶，言及世务，慨然有澄清之志”。而他当年的策论传出，士林感动，传阅其文，竟有相对垂泣者，确实刮起过一阵“刘旋风”。后来，令狐楚、牛僧孺等高官争聘刘蕡为从事，待如师友，寄予重望。知人论世，才知道“中唐俊伟”四字评语之不诬。

        “孤鸿铩羽悲鸣镝”，第三句是一转。刘蕡的遭遇是一个悲剧。按鲁迅的定义，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据唐人笔记记载：“刘蕡，杨嗣复门生也。对策以直言忤时，中官尤所妒忌。中尉仇士良谓嗣复曰：‘奈何以国家科第放此风（疯）汉耶？’嗣复惧而答曰：‘嗣复昔与刘蕡及第时，犹未风耳。’”（佚名《玉泉子》）又据史传记载，刘蕡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对策呈上后，三位考官叹服嗟叹，以为汉之晁（错）、董（仲舒）无以过也。当年登科者共二十二人，因为宦官当道，考官叹服归叹服，却不敢录取刘蕡。从这两件事，可以想见当时朝官对宦官怕成什么样子。用“万马齐喑”来形容当时的政治局面，真不为过。总之，诗中用“孤鸿”来形容刘蕡孤立无援的处境，是恰当的；用“铩羽”来形容他的结局，是形象的；用“鸣镝”来象征宦官对刘蕡迫害的凶残，是生动的。

        “万马齐喑叫一声”，末句回应首句，是合。悲剧美往往能提升到崇高美，崇高体现在何处呢？质言之，就是它表现了人的自尊意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宁为玉碎，不愿瓦全。这一句就表达了类似的抗争精神。三四两句的关系，仍有逆折的关系。如倒过来，作“万马齐喑叫一声，孤鸿铩羽悲鸣镝”，且不管韵字的平仄，虽然更觉可悲，悲剧美反而消失了。因为七绝的末句，乃是诗人的强调所在。强调“万马齐喑叫一声”（“叫一声”喻指刘蕡冒死攻讦宦官），突出人的抗争精神，才能彰显悲剧美，彰显崇高美。“一声”，与“万马齐喑”在量上形成极大反差。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了那“一声”的可贵——因为它打破了沉寂，因为它叫出了生气。《史记·商君列传》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谔谔，直言争辩的样子），就是这个道理。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这首诗在艺术上之富于张力，逆折的手法起了不小的作用。

        重读这首诗，令人心潮澎湃，不能平静。一方面是因为这首诗所发议论非常正大，极具感染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有一段历史不容回避，必须正视。讲说者必须回答如下问题——既然毛泽东同志是如此提倡刘蕡精神，为什么当时说真话的人就那样少、说真话就那么难呢？巴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了几十万字的《随想录》，中心意思只有三个字“讲真话”。一个简单的道理，需要说这么多的话吗？在书中，巴金含蓄地说：“‘四人帮’垮台以后我同一位外宾谈话，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四个人’会有那么大的‘能量’，我吞吞吐吐说不清楚。他为了礼貌，也不往下追问。”50后、乃至60后的人，读到这几句话都能会心。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访谈，在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时，指出毛主席后期有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这就掘到了问题的根子。原来存在一个悖论——赞美刘蕡的人，不一定接受刘蕡。1957年就不用说了。单说《刘蕡》一诗写成的第二年，在党的庐山会议上，就罢了彭德怀的官。在今天看来，彭德怀上“万言书”，无非是履行一个党员的权利，无非是“说真话”，无非是“万马齐喑叫一声”，然而，彭德怀竟也铩羽而归，遭遇到刘蕡同样的命运，真是令人感慨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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