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近来为伊犁条约这桩事在苦恼地思索着。

        自从辛酉年开始亲秉国政，到现在将近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的历程，真可谓艰苦备尝。好容易将国内战乱渐次平定下去，外患却日甚一日地压头而来。积二十年的经验，慈禧深知外国人最不好对付，外事最不容易办。她是一个秉性强悍的女人。辛酉年事变的发生，溯其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外国人的原因。倘若没有先一年的英法联军入侵京师，哪有文宗爷仓皇秋狝木兰？倘若不是受了那种罕有的耻辱和惊吓，三十岁正当英年的皇上又何至于丢下她母子龙驭上宾？倘若儿子不是那么小就即位，又何须什么顾命大臣？倘若没有顾命大臣，又怎能有肃顺等人的跋扈欺侮？幸而祖宗保佑，君臣同心，诛杀了肃顺、载垣、端华，不然的话，还不知今日的局面会是什么模样！二十年来每每想起当年那些充满着惊涛骇浪的日日夜夜，慈禧心里不免有点余悸。这一切的原由，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洋人造成的。一提起洋人，慈禧便恼怒万分，恨不得将那些蓝眼睛高鼻子的番夷们千刀万剐。

        但是，剐洋人谈何容易！庚申年的和谈，连年不断的教案，明明都是洋人无理，但到头来，又都是中国吃亏。就说这次伊犁之事吧。当初俄国派兵进驻伊犁城，并非循中国之请，而是趁火打劫，意欲长期占领。现在新疆收复，俄国理应从伊犁退兵，将它归还中国，至于这些年来俄国在伊犁所耗的兵费，中国只能酌情出一部分，怎么能以此为要挟呢？对于这些不公平的中外交涉，作为一个执政者，慈禧心里当然清楚，这是因为中国弱洋人强的缘故。派遣崇厚出使俄国签约的时候，慈禧心里已存着必定吃亏的准备，但俄国的贪心这样大，中国为收回伊犁城而付出的代价这样高，她却没有料到。

        现在崇厚已在俄国签约了。他是钦差大臣，专为办理此事而去，自然可以签字。邸抄将条约内容公布这几天来，廷臣中反对者甚多，慈禧自己也不情愿，有一种被人欺负的感觉。也有一部分人同意按条约办，李鸿章是这一派的代表。他们的理由也不能忽视：签而又废，是出尔反尔，俄国人固然恼火，但各国对此也会有看法。俄人国力强大，一向横暴，若以此为借口挑起战争，中国不是对手，其损失必将更大。国家的军事要务在东南海防，新疆乃荒瘠之地，于大局关系不大，眼下看的确是吃了亏，也只宜隐忍图强，才是惟一出路。

        对慈禧来说，这又是一道非常棘手的难题。皇帝尚只有九岁，当然不能让他过问此事；慈安太后一向对军国大事拿不出主意，商量也是白费工夫，参与军国大事的王公贵族主要是两个人：军机处领班大臣六爷恭王奕沂和皇帝的父亲七爷醇王奕譞。两人于此事的看法截然对立：奕沂主张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奕譞坚决反对。

        慈禧知道，在外事上，两个王爷的态度历来是针锋相对的。奕沂主柔，意在羁縻；奕譞主硬，对洋人全面排斥。八年前，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两兄弟这种对立的态度表现得最为明显。奕沂认为，天津教案曲在愚民不明事理，行动过火，中国应予以赔款、道歉、杀凶手、严办地方官。奕譞则认为，津案完全是洋人引起的，津民是义民，不仅放火烧教堂做得对，而且要借此良机，将洋人在北京的使馆全部捣毁，将中国领土上所有洋人尽行赶走，永远与洋人断绝往来。权衡再三，慈禧还是接受了奕沂的意见，命令曾国藩按“柔”的原则尽快平息天津教案。结果，津案虽然较为平静地处置了，但全国言论界一片哗然，直接办事人曾国藩得了个汉奸卖国贼的称号，慈禧和奕沂的脸面上也很觉不光彩。相反地，奕譞则受到士人们的普遍赞誉，夸他是个爱国的贤王。

        作为国家的最高主宰，伊犁条约使慈禧又一次被推到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

        她心里仇恨洋人，巴望中国永远不跟洋人打交道，从而免掉无穷无尽的烦恼。因此她颇为欣赏奕譞的态度，打算拒不承认崇厚所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她心里也同样害怕洋人，明白中国决不是洋人的对手，洋人也决不会放弃在中国所获得的利益，那么只有给洋人以好处，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换得洋人的欢心。因此，她也想采取过去那种以退让求安宁的态度，承认崇厚所签的条约。

        当年只因处罚几个地方官，曾国藩就被骂为汉奸卖国贼，现在将八万平方里的土地割让出去，这卖国贼的罪名不要千秋万代传下去吗？慈禧想到这一层上，心里又不安起来。她决定把此事交给王公勋戚、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全体廷臣公议。

        廷臣们对此事反响强烈，折子一道道地由内奏事处送到慈禧的手里，除很少的几道奏折赞同崇厚外，绝大多数的奏折都是持反对态度，其中尤以李鸿藻、潘祖荫、宝廷、张佩纶、陈宝琛、吴大澂等人的言辞更为激烈。他们的态度很是一致：除开不赞成条约各款外，还要严惩崇厚。对于这些人的共同态度，乃至相近的用语，慈禧不感到奇怪。“清流党”这个名目，她早已耳闻。

        慈禧并不喜欢清流党。那班子人仗着自己学问文章好，出身清华，高自标榜，傲视同僚。他们常常对朝廷作出的重大决策表示不满，引来几百年上千年前那些早已化为腐泥的死人的几句话，和从发黄发黑的故纸堆里搜寻前代旧事作为根据，批评朝廷这也不对，那也不对，以表示自己的高明；有时本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偏偏要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大义上去，又常常抬出列祖列宗来为自己的言论撑腰打气。慈禧对这些清流们的折子讨厌得很，经常看到一半便气得摔到地下，心里狠狠地说：“风凉话谁不会说，给件实事让你们办办，看你们有几多能耐，八成不如人家！”

        清流党的为人处世，慈禧也看不惯。他们高谈什么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在慈禧看来，这完全是虚伪，世上的人有谁能真正做到？就冲着他们的首领李鸿藻不去吊唁她母亲这件事，慈禧心里就窝着一肚子气。但是，慈禧又不能得罪他们。他们是按孔孟程朱之理在说话，在按列祖列宗之教在办事。孑孟程朱、列祖列宗是不能唐突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富有权术的统治者，慈禧深知这班子人在政坛上的必要性，她需要他们作力量上的平衡，更需要利用他们去达到自己不便公开表明的目的。

        长毛平定后这十多年来，慈禧已隐隐地感到带兵的将帅和地方的大吏有渐渐坐大的趋势。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本人对朝廷很恭顺，使得别的立功将帅和督抚尚不敢放肆。自从曾国藩去世后，这种趋势便日甚一日地明显了，他们的总代表便是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的功太大了，权也太大了，而且只有五十多岁，就像当年对待曾国藩一样，慈禧对李鸿章，也是既重用又防范。李鸿章这些年来办洋务，与洋人打交道，贻人口实很多，攻击他最力的便是那班子清流党。一读到指责李鸿章的折子，慈禧便来了兴趣。她仔细阅读，并记下李鸿章的缺失之处，然后，或在接见李鸿章时，略微点出一两桩来，或干脆将折子发给他自己看，以此来打一打李鸿章翘起的尾巴，杀一杀他自以为是的气焰。对李鸿章来说，这一招往往很起作用。

        有些大员，或者触犯了慈禧，或者慈禧对他圣眷已衰，于是慈禧便将所掌握的有关他们私德不佳的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流党透露一些，清流们得知后便立即上章弹劾。这些弹劾奏章正中慈禧下怀，一道谕旨下来，或降或革，障碍扫除了，又得到一个善待言路明察秋毫的美名。

        还有些实在恶劣的大官显宦，那是败坏朝政的蠹虫，慈禧当然也痛恨，清流党弥补都察院的失职，起来纠劾，查明后革职严办，也是肃清朝政赢得民心的一桩好事。

        就这样，慈禧一面利用实权在手的官吏们为她办事行政，一面又利用御史和清流党为她监督防范。十多年来，她靠玩弄这两手来平衡政局，巩固自己的地位。

        现在，她决定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并利用这班清流党的激情来发泄自己对俄国人的恼怒。李鸿藻这批人不愧为饱学之士，又加之情感充沛，写出来的奏章的确比别人的要精彩得多，慈禧读起来也觉得有点兴致，不像读往日那些不对胃口的折子那样令她吃力。就连张之洞的长篇大论，她也从头至尾地仔细看了，又特为将其中的要点再浏览一下。慈禧的记性很好，如此一阅一览，张之洞这道折子，便差不多完整地留在她的脑子里了。

        一连读了几道折子，实在是累了，慈禧朝门外叫了一声：“小李子！”

        “嗻！”李莲英应声掀帘而入，弯下腰，以一种半男半女的特殊嗓音答着，“奴才在这儿哩。”

        “咱们出外儿遛遛圈子吧！”

        “嗻！”

        如同练过轻功似的，李莲英快步疾趋，一瞬间便来到慈禧的面前，没有发出半点脚步声。他双手搀扶起慈禧，轻柔而有气力，使慈禧觉得很舒服。来到门边时，李莲英对着一个守候在旁的小太监说：“告诉大伙儿，太后要出外遛圈子了。”

        慈禧喜欢随意散步，她管这种散步叫遛圈子。早晚饭后，她是必定要遛圈子的，平时坐久了，她也会走出暖阁外遛圈子。慈禧遛圈子时，只有李莲英一个人陪着，而离她十来步外，则有一大班子太监跟着。这些太监有的端椅，有的拿伞，有的捧茶，有的背药囊，最后一个小太监，则提着一只漆得金黄发亮的马桶。不管太后走远走近，这班子太监都照例远远地跟着，尽管慈禧通常不用他们手里的东西，但他们都绝对忠于职守，不敢有丝毫懈怠。

        慈禧在养心殿后院慢悠悠地随意走着，有时也将两只手轻轻地上下甩动。李莲英紧跟在后，与她保持着一步的间隔。慈禧不召唤，他便一直这样跟着，不远不近，始终只有一步的距离，这是李莲英多年练就的功夫。跟在太后的后面，看着她的走路姿态，这是李莲英永远也不会厌倦的最美好的享受。

        西太后真美！李莲英常常发自内心地这样赞叹着。然而，太后毕竟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再怎样精心打扮，眼角眉梢间的皱纹也无法抹平，与宫内许多年轻的妃子、宫女相比，太后无可奈何地要显得略逊一筹。但如果从背面看，则不是这样。太后至今没有发福，她的匀称的身段依然如妙龄少女样的胖瘦得宜，她乌黑发亮的头发令许多如花似玉的宫眷自叹不如，尤其是她那花盆底下的步履，不偏不倚，不紧不慢，那一闪一扭的细腰，活像一条柳枝在摆动，真有说不尽的轻盈、优雅、婀娜多姿；若专比背影的话，西太后毫无疑问地要压倒群芳，独占魁首。

        “小李子，上前来。”正当李莲英陶醉于太后美丽背影的欣赏中时，慈禧召唤了。

        他忙大跨一步，走到慈禧的肩旁：“奴才在这里听吩咐哩！”

        “有什么好听的事儿吗？说一段给我听听。”

        慈禧长年闭在深宫，成天看的无非是黄封奏本、历代御批，以及大内的几座宫殿和头顶上那片窄窄的天空，成天听的都是千篇一律的唯唯诺诺、没有丝毫情感成分在内的请安问候，成天打交道的都是几个身居高位的大员，以及身边这一群呆头呆脑动作笨拙的太监和愁眉苦脸怀春不遇的宫女，于是在闲着的时候，她便叫李莲英讲点宫外的趣闻、市井的俗事和百姓的笑话听听，解解闷。

        李莲英知道慈禧的这个脾性，便时常打发宫内的太监到外面去搜集这些材料，贮藏在肚子里，随时应付垂询，故而常常能使慈禧得到满足；有些好听的笑话，她听后也会开怀大笑。笑话带给慈禧的乐趣，要性过大臣们送上的珍珠玛瑙。这也是李莲英能得到慈禧宠信的原因之一。

        “奴才说个有趣的事儿给太后解解乏。”李莲英紧挨着慈禧，用跟慈禧一样长短的步伐一边走，一边口齿伶俐地说着，“前两天，奴才奉命去军机朝房办事，恰逢军机处各位大人在闲聊天。沈大人端着水烟壶咕噜噜地吸了两口后，半眯着眼睛对大伙儿说，我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于是其他几位大人都不闲聊了，围过来听沈大人的。沈大人说，那年林文忠公在家宴请客人。宴席正要开始的时候，林文忠公忽接急报，出府办公事去了。客人们等了半个时辰尚不见主人回来，饿极了，便不顾礼节，大吃大喝起来。林文忠公的一个幕僚看到这群食客的狼狈吃相很是可笑，便想了一个主意来挖苦他们。幕僚说，大家边吃，我给你们说个故事。”

        李莲英说到这里，停了一下，他见慈禧在专心地听，便继续说下去：“前明洪武年代，有个大富翁，名字叫沈万三……”

        “沈万三这个人我知道。”慈禧插话，“他的钱比朝廷的还多，结果被朱洪武给杀了。”

        “正是，正是。太后真是什么都知道！”李莲英忙恭维。他知道慈禧今天的兴致极好，便有滋有味地说下去，“沈万三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家里有个聚宝盆。放一锭金子进盆里，便立即有一盆子金子；放一颗珍珠进盆里，便立即有一盆子珍珠。于是，沈万三的钱财堆积如山，比朝廷的还要多。而他的邻居却是一个穷光蛋，常常愁吃愁穿。有一天又揭不开锅了，他想起了沈家的聚宝盆，便与沈万三商量，要借来用一用。沈万三不肯，邻居说尽了好话。沈万三烦了，说，好吧，看在乡邻的分上，借你用一次，用完后立即归还。邻居欢天喜地把盆子拿回去。到家后他犯难了：家里一样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拿什么放到盆子里去呢？他妻子抱着儿子站在一旁也帮着他想。儿子饿得大哭大闹，很不安分，一不小心，掉进了聚宝盆。妻子忙把儿子抱出。儿子刚一离盆，盆里又是一个饿得大哭的儿子；再抱起，盆里还是有一个；一连抱起四五个，盆子里还有一个大哭大闹的儿子。邻居气道，先想弄出几个钱来用用，却不料拱出一群饿痨鬼来！刚说到这里，正在大吃大喝的客人们都哄堂大笑起来。”

        “不错！不错！”慈禧也“哧哧”地笑出声来，她用一条粉红色的手绢掩住半边嘴。“林则徐身边竟有这等机灵的幕僚，难得。”

        “奴才听说，有些个督抚府里的幕僚，比朝廷的命官还机灵，还能办事。”李莲英突然觉得这话似乎有点出格了，忙闭住嘴，一边偷看太后的反应。

        “是这样的。据说当年曾国藩手下就有一大批会办事的幕僚”

        见慈禧没在意，李莲英悬起的一颗心落了下来，忙恭维道：“奴才远远地见过曾国藩一面，满朝都说他对太后忠心耿耿。”

        “曾国藩是一个真正的社稷之臣，可惜死早了。”慈禧自言自语。她停住脚步，将目光停留在宫门前那棵千年古柏上良久，似乎在思索什么。“不说这个了，我要进去躺会儿。”

        说罢，转过身子，向养心殿后门走去。刚走到东暖阁帘子边，只见内奏事处的佟太监正捧着黄缎包裹的奏章匣子肃立一旁。李莲英因为听到刚才慈禧说了句“躺会儿”的话，估计她此时不想看，便对佟太监说：“太后要休息，过会子再送来。”

        “谁的折子？”慈禧一只脚已跨进门，顺便问了一句。

        “外奏事处的赵老爷说，是司经局洗马张之洞的。”佟太监恭顺地回答。

        “噢，张之洞又有折子。”慈禧将另一只脚停住，想了一下说，“递上来吧！”

        “嗻！”佟太监答应一声，跟在李莲英的后面，随着慈禧进了东暖阁。

        李莲英轻轻地问：“太后，您不休息了？”

        “我在床上躺着，你念给我听。”

        两个宫女上来，将慈禧扶上床，脱掉鞋子，又去掉外褂，然后给她盖上一件薄薄的褚黄色丝被。慈禧半躺在凤床上，微微地闭上眼睛，对李莲英说：“念吧！”

        李莲英接过佟太监递上的奏章匣，打开黄缎，从匣子里取出张之洞的奏章来，一字一句地念着：“详筹边计折。窃臣于本月初五日曾上一疏，备论俄约从违利害。臣前疏之意，以急修武备为主。窃揆朝廷之意，亦未尝不以修武备为是，而似不免以修武备为难。”

        慈禧的双眼睁开了一点。张之洞这几句开头翅圜图融觑峨心思。武备是要修，但不容易修，且听这个洗马如何说。

        “二十年来边备一无可恃，遂觉中国大势断不足以御强邻，不得已而讲和。臣愚以为无备则不能言战，无备则不能讲和。”

        “是的，无论战与和，都得有备。”慈禧在心里点了点头，赞同这两句话。

        “臣愚以为，今而言备，当有可备之兵，可备之人，可备之饷。”

        慈禧听到这里，坐了起来，说：“‘兵’和‘人’的话不必念了，你把‘饷’这段念给我听听。”

        “嗻！”李莲英的目光在奏章上迅速地浏览着，然后盯在筹饷这段上：“筹饷若何，北洋所需，本有海防经费，新疆所需，本有西征专饷，东三省饷项可于南洋海防经费，或于各关提存二成内酌拨。”

        海防经费，西征专饷，关税提成，这些还用你张之洞来说吗？慈禧的眼睛重新微闭起来，且耐着性子听下去。

        “边防各重镇增兵之饷从何而来？各省营勇现存不下数百营，臣以为节腹地之虚糜，即可供边军之腾饱。拟请敕下各省督抚酌量裁撤，大约汰四存六，而边饷出矣。”

        各省营勇裁去四成！这是个主意。内地战事早已平定，但各省仍保留着大量兵勇，不仅耗去大批钱粮，且惹是生非，又无形中助长疆臣坐大的气焰。慈禧早已对此很不满，但苦于难以处置，现在正可借防俄之题目来做这篇文章。慈禧的双眼重新睁开了。

        “此外，若倍征洋药税，岁可得三四百万。”

        加倍征收洋药关税，榨一下洋人。慈禧在心里想了一下，不觉高兴得说出了口：“这是个办法！”

        “第三，酌提江广漕折运脚，亦可得二三十万。第四，整顿淮纲，杜绝私商，所得亦不下四五十万。”

        “不要念了，我自己来看！”慈禧一挺身从床上坐起来，慌得宫女们忙上前给她披衣服，李莲英赶紧把折子递过去。

        慈禧接过折子，将下面未念部分飞快看下去：“筹饷事理，尤在度支得人，侍郎阎敬铭长于综核，理财有效，朝野咸知，今虽养疴山居，并非笃老，阎敬铭之心何尝一日忘天下哉！若蒙温旨宣召，动以时艰，喻以大义，该侍郎岂忍坚辞？得阎敬铭以理度支，朝廷当不忧匮饷矣！”

        慈禧心里猛地一震，放下折子，叹道：“不料张之洞一个清流，竞有经济之才！”

        原来，这些年来慈禧鉴于洋人的欺凌，很想把大清的军队训练得强大起来，无论是东南的海防军，还是西北、东北的塞防军都应强大。中国不缺兵：百万兵丁，招之即来；也不缺统兵之将：李鸿章是海防的好首领，左宗棠是塞防的强统帅。要想加强军事，眼下最缺的是饷项，是银子。各省不是报灾，便是哭穷，应该向朝廷上缴的赋税一拖再拖，一减再减，每年能上交五成，就算好督抚了。户部面对这种局面束手无策，又想不出生财之道。许多强兵的好设想，皆因户部无钱而告吹。

        张之洞提出的筹饷之策，不仅为当前防备俄国提供了饷银的保证，而且也为今后的强兵强国开辟了多条财路。尤其重要的是，他提醒了慈禧，应该尽快起用阎敬铭。阎敬铭是一个理财能手，这点慈禧早就知道，但此人性格古怪，几年前便因与同僚合不来，辞去工部侍郎的职务，回籍养病去了。这些年来，慈禧的脑子里也渐渐地将阎敬铭给忘记了。是的，应该尽早起用！

        清流党中的张之洞，居然能够关注经济，注重实务，诚为难得。慈禧仿佛从张之洞的身上看到当年曾国藩的影子。朝廷需要能办事的良吏，也需要讲风骨的贤臣，若有人能像曾国藩一样，兼良吏与贤臣于一身，那就是真正社稷之才。张之洞是这样的人才吗？慈禧头靠在精美绝伦的凤床花格上，开始思索起来。

        清朝的规矩，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因此，从五品的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尽管为官近二十年了，却没有得见天颜之机。若是一个寻常的五品小官，慈禧自然不可能有印象，但张之洞不同寻常。他为官之初，便得到过慈禧的格外圣眷。近二十年来，慈禧的目光也时常在关注着他。

        这中间的缘由，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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