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治平回到太原后,将此次解州之行的详情向张之洞作了禀告。阎铭用世之心既未消亡,复出的可能性就存在着。这些年来之所以诏命数下而不应,除开先前的过节没有化除之外,关键之处乃在于他不知道太后将会如何安置他,会给他一个什么职位。张之洞觉得自己有责任向太后挑明这一点,告诉太后:阎敬铭是个咸丰朝就做过藩司,同治朝就做过巡抚、侍郎的有功老臣,此番既然再次请他出山,宜拜协办大学士,至少应给一个尚书;否则,就不能表明朝廷敬老尊贤的诚意。
但如此重大的人事建议,是不能随便向太后提出来的,张之洞深知此中干系。今日朝中可以向太后进这种言的,只有恭王、醇王等几个很亲近的王公大臣。是否可以通过醇王来向太后转达这个意思呢?冷静地掂量掂量自己与醇王的关系,张之洞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要么,将此意思告诉子青老哥,再请老哥寄信给醇王呢?绕一个这大的圈子,也似乎过分了点。
反复斟酌后,张之洞决定不提这个敏感的事,而是以山西巡抚的身分,重提光绪三年阎敬铭在山西的业绩,以至于三晋父老至今仍不忘朝廷的恩德。又细细地说明阎敬铭前些年之所以未应诏复出,实因右臂麻痹、左腿痛风之故,并非出于别的原因。此次派人前去解州,亲眼看到阎敬铭腿臂风痹之疾已近痊愈,精力弥满,足可为国再担大任,且本人亦愿意为朝廷效力。
他将亲拟的这份奏折交人誊正后,郑重其事地放炮拜发,然后开始部署必须立即着手的几桩大事。
首先要做的是铲除罂粟,恢复庄稼。张之洞将它列为治理山西的头等大事。他把藩司葆庚请来,要葆庚主持这件事。
葆庚装了一肚子劝张之洞不要清查库款的理由,但张之洞就是不提清库这桩事。葆庚也就不便说。他以一副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巡抚说,铲除罂粟,复种豆麦是件很好的事,但这里面困难很大,农人也不是不知道豆麦的重要,但罂粟的收入要强过豆麦十倍,利益驱使他们弃道义于不顾,现在要他们丢掉这桩大宗收人,他们会有抵触。何况山西农人已多年不种庄稼了,许多农家的耕牛卖了宰了,种籽也没有了,现在一时半刻叫他们从哪里去找耕牛种籽?
张之洞说,罂粟获利再多,也不能种下去。农人愚昧,只图眼前,不图将来,只顾自己,不顾国家。这就需要我们来强行拨乱反正。本部院将向朝廷禀报此事,请来圣命,不管有多大的阻力,都不能动摇;至于缺少耕牛种籽,可以向邻省去买。葆庚忙说,买牛籽要大批银子,现在藩库紧绌,哪来这笔银子!
此事张之洞早已思虑良久。的确,眼下藩库的账簿上是拿不出这笔银子来,那银子又从何处出?山西积贫,简直找不到筹措这笔开支的任何法子。思来想去,还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清理库款上。凭着多年官场的经验,张之洞知道藩库里必有油水可捞。不仅仅是为着整饬吏治的长久目标,即便为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也必须清查藩库,而且还必须从中清出一笔银子来。否则,这个山西巡抚怎么做得下去!
为清库这事,葆庚已费尽心机。他比谁都明白,此事真正非同小可,一旦查出自己的问题来,必被革职查办,说不定还会抄家坐班房,自己的一生毁了不说,还要累及妻妾子女。一定要制止这个爱出风头的名士巡抚的沽名钓誉之举。王定安的计策不妨拿来试试。
“中丞,听说您要清查藩库账目?”犹豫片刻,葆庚还是提出了清库的话题。
“是的。”张之洞坦诚地回答。“山西藩库三十年来未清理过,真是咄咄怪事。普天之下,怕找不出第二个来了。我身为山西巡抚,怎么能容忍这种怪事继续存在?”
张之洞的答复如此斩钉截铁,葆庚一时语塞,迟疑片刻后说:“三十年来没有清查过,账目混乱,许多旧账已无从查起,如何着手?何况一旦认起真来,便要牵涉到好些个前任巡抚,岂不更麻烦?”
“葆翁放心。”张之洞胸有成竹地说,“清查起来困难很多,这是一定的,但事在人为,只要下定决心去做,没有办不成的事。至于对历届前任的牵涉,我想自然免不了,将来要具体对待。凡不是存心贪污中饱,我看都可以不再追究,把账目理清楚就行了。如果有人在里面混水摸鱼,把朝廷的银子和山西父老的血汗据为己有的话,张某人将对他不客气。”
说到这里,张之洞想起了曾国荃。他知道葆庚与曾国荃的关系非同寻常。为了让这位布政使明了自己的坚定态度,他特意强调:“不管他是谁,也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劳,如今有多高地位,我张某人都不会畏惧。只要真凭实据在手,我都敢参劾。”
葆庚的心震动了一下。张之洞的这番话,与他先前的那些奏折上的文字如出一辙,果然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强硬汉子。看来要制止他不清库款是做不到的了,只有拿出王定安的中策来,若能接受,至少这把火不会烧到自己头上来。
葆庚立即换了一副完全赞同完全拥护的态度,笑着说:“中丞,您的胆识和正派令我钦佩不已。我在山西做了五年藩司,藩库不清,我是负有责任的。五年前我从甘肃来到山西时,就看出这个问题,也想向沅甫宫保提出。但中丞知道,那时山西旱灾严重,赈灾之事尚且办不赢,哪有空闲来忙这搭子事。后来沅甫宫保调赴前线,静澜中丞来太原。我又想跟他提出此事。中丞,不是我背后说静澜中丞的坏话,他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相处一段时期后,我就看出他这个性格,这事也便不能提了。现在中丞有这个决心,我就有了靠山。这本是我的分内事。干脆,您就把它交给我吧,我一定会把三十年旧账料理得一清二楚。至于铲罂粟发种籽那些事,不如交给方臬台去办。”
由藩司来清理藩库,本是件顺理成章的事,何况他又主动请缨。通常情况下,此事是可以交给此人来办的。但张之洞这段时期来已风闻葆庚为官不廉。阎敬铭更是明白地指出葆庚该参劾。这种主动请缨不能接受。
张之洞微微一笑,说:“葆翁愿意来清查库款,当然很好。但此事既然是藩司的事,你还是以不插手为宜,可使办事人顾虑少些。从山西的长治久安来说,铲除罂粟复种庄稼,是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更显得重要,你去督办此事最好。”
张之洞这人,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葆庚心里又气又怕,脸上涩涩的,很不是味道,好半天才皮笑肉不笑地说:“也好,也好,还是中丞考虑得周到。”
他生怕张之洞打发他到远离太原的边鄙之地去受苦,忙又说:“阳曲一带罂粟种植面广,我先到那里去查访查访,离太原近,衙门里的事也好照应。”
张之洞并没有想到要把葆庚支出太原,听他这样说,想想目前让他离开一阵子也好,于是说:“实地查访,的确是应该的。不过,你也年岁不轻,就在阳曲附近看看吧,不要太辛苦了。呆个十天半月就回来,我还有许多事要向你请教哩!”
“不敢,不敢!”葆庚赶紧起身。“请教二字不敢当。都是为朝廷办事,辛苦一点也是应该的。”
送走葆庚后,张之洞开始细细地思索着:清理库款一事,究竟应该如何来办理?
首先得成立一个办事之处,给它取个什么名字呢?张之洞想了想,给它取名为清查局。清查局由谁来负责呢?让桑治平来领头固然好,但他毕竟不是朝廷命官,做这种出头露脸的事不太适宜。卫荣光推荐的人才中第一个是大同府同知马丕瑶。张之洞与马丕瑶谈过两次话。马丕瑶三十八岁,五官周正,举止稳重,从言辞畅达的谈话中可见其人思维清楚。张之洞对他印象不错。马丕瑶进士出身,在山西做过五年知县,又做过同知,为政经验较为丰富。据说大同府这几年还算安宁,相对其他府州而言,大同府的罂粟算是最少的了。张之洞对这一点特别欣赏。清查局的督办就由此人来做吧!
接着,张之洞又将卫荣光所荐举的,自己也见过面谈过话印象好的太原知县薛元钊、汾阳知县方龙光调到清查局来任协办和会办。
张之洞熟悉当年湘军发达的历史,很佩服曾国藩设局建所用书生而不用官吏的作法。世道混乱,纲纪不张,官场中人大多不正,倒是那些书院中的学子,日诵孔孟之书,夜讲性理之学。未受世俗污染,还保留着几分古道热肠忠义血性,起用他们来办事,较之那些在污泥浊水中浸泡已久的圆滑吏目来要放心得多。
张之洞请晋阳书院老山长石立人推荐三五个操守好精于账目的学子。过几天,晋阳书院来了五个英气勃发的年轻人。张之洞跟他们分别谈了几句话后,立即任命他们为清查局的委员。
就这样,由一名督办、一名协办、一名会办、五名委员组成的清查局,便在太原城里挂牌办事了。
马丕瑶不愧为经验丰富的干员。他上任的第一天,便封查了藩库里的所有账本和一切单据,盖上清查局的大印。并宣布: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借阅开启,更不容许转移。同时又作出一条硬性规定:所有局员一律住在局子里,有关清查内容,无论大小,一律不得外泄,清查局也不接待任何非请之人。
张之洞对马丕瑶这种实心办事的态度十分赞赏,遂放下心来,将清查库款这件事全权交给他。这时,杨锐已应召来到太原,在衙门文案房做事。张之洞叫杨锐就此事拟一道折子上奏朝廷。
这期间,关于禁种罂粟的奏章已奉朱批返回。奏章尾部添上了皇皇圣谕:“民间栽种罂粟有妨嘉谷,屡经严谕申禁,仍着该抚随时查察,有犯必惩,以挽颓俗。”
张之洞奉到这道朱批后如获至宝,命工匠雕板刷印五千份,发往各府州县厅,贴遍各地大街小巷集市码头,务必让人人知晓,个个明白,凡种植罂粟的农户均应恪遵圣旨,在两个月内铲平罂粟,种上庄稼,若有违抗,严惩不贷。
这时,恰好娘子关送上洋药人关税银四万两。张之洞正为购买耕牛种籽无钱而犯愁,这笔银子来得恰是时候。但四万两毕竟少了些。他将太原府知府李同新召进府来商议,请李知府从太原城的税收中暂借四万两银子来,他以私人名义出具借据,保证在一年内归还。
五十岁的李同新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了,还从来没有遇到以个人名义借钱办公事的上司。他既钦佩新巡抚赤心为公的血性,又为这种不脱书生气的名士作派而好笑。官场中哪有此等办事的方式!太原城商贾贸易并不繁荣,一年到头,李同新还收不到四万银子,除去开支,年终结算后剩不了几千两。当然,李同新可以从别处腾挪一些来借给巡抚,但太原府自己还要不要办点事?
李同新苦笑着对张之洞说:“买耕牛种籽的确是件积功德的大好事,张大人您亲自写借据来借,卑职我哪有不借的道理,只是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呀!”
太原府里究竟存着多少可以活动的银子,张之洞心里其实并没有底,看着知府这副为难的样子,他也不好硬逼,只得缓下口气问:“你能拿出多少?”
李同新一边搔头,一边说:“卑职顶多只能拿出一万,就这还要四处挤压凑合。”
“一万。”张之洞颇为失望地站起身来,慢慢地来回踱步,自言自语,“一万太少了,还能从哪里再弄出点银子吗?”
“大人罢去卑职的官吧,卑职实在是想不出办法了!”李同新哭丧着脸,无可奈何地说。
张之洞摆了摆手说:“谁要罢你的官啦,你回你的衙门去吧!”
李同新刚走,桑治平进来了,笑着对张之洞说:“有一万两银子摆在那里等你去拿,你为什么不把它拿过来用?”
张之洞一愣:“你是在开玩笑吧,一万两银子摆在哪里?”
“我说的是正经话。”桑治平走近张之洞。“你还记得泰裕票号的孔老板吗?去年离京前夕,他要送你一万两程仪,你要他先留着,到太原后再说。”,张之洞拍着脑门笑了笑:“我真的记不得了,幸亏你提醒,不过,这一万两是算不得数的。孔老板原是想贿赂我本人,然后从我这里得好处,现在要他捐出来,他会同意吗?”
“我去找他说,试试看。”桑治平颇有信心地说,“商人重利,能以小利换大利的事他兴许会干,看他怎么换法。还有一些大商人,银子已够多了,他不再看重实利,而看重名和位,愿意以银子换名位。孔老板可算是后一种人,我也可以和他商量下,拿名位来换银子。”
张之洞严肃地说:“惟名与器,不可假人,拿名位与他换银子合适吗?”
桑治平心里笑道;做了地方官还说这等迂腐话,真是个清流名士!口里说:“也不是什么都不合适,看他要换什么名器。”
张之洞还是不放心,再次叮嘱:“你去找他谈谈可以,千万不要随便松口答应。”
晚上,桑治平一脚踏进衙门后院,张之洞便急着问:“与孔老板谈得怎样。”
桑治平笑着说:“谈得很好,他愿捐五万。”
“五万?”张之洞有点吃惊。“他的条件呢?”
桑治平坐下来慢慢说:“他有两个条件,一是请你为他题几个字,他要做块匾挂在大门口。”
“这个容易。”张之洞马上接言,“我给他写几个字好了。”
“他要你写这样几个字:天下第一诚信票号。”
“这几个字我不能写。”张之洞立即否定,“连泰裕票号诚信不诚信我都不知,我还能说它是天下第一诚信吗?”
桑治平心想:书生气又来了。脸上依然笑着说:“你不写可以,五万银子他就不捐了。”
没有这五万银子,就没有五六千户人家的种籽耕牛,他们地上长的罂粟就不会被铲除,禁烟在这些地方就成了空话。唉,银子呀,银子,你是多么实实在在的东西!
银子对于张之洞,似乎有生以来从没有这样重要过,他狠了狠心说:“我给他题上朱熹的‘不诚无物’四个字吧,也算是对他票号的褒奖了。”
桑治平说:“我看你不如就按孔老板说的题,仅去掉票号两个字:天下第一诚信。这六个字意味天下第一等重要的是在诚信二字,并不是说他们泰裕票号就是天下第一的诚信,其实与‘不诚无物’是一个意思,但这样写,我则好和孔老板商议,相信他也会接受的。”
“行,行,你的主意好!”张之洞高兴地说,“就题‘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两层意思都说得过去!他的第二个要求呢?”
“他要请你为他弄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张之洞一听这个要求,又不高兴了,脸刷地沉下来。他向来讨厌捐班,认为捐班是一桩扰乱吏治的大坏事,自己厌恶的事,自己怎么能做!这个孔老板也太过分了,仗着有几个钱居然伸手要做道台!人家千千万万读书郎,二十年寒窗,三十年簿书,到死说不定还得不到正四品的顶子哩!
桑治平说:“依我看,这也算不了什么。一来,捐班行之已久,毫不奇怪,二来他依旧做的票号,又不等着去补缺,抢别人的位置,三来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便可得候补道,他捐五万,已经超过,我看还是答应他算了,要不,他五万银子怎么肯出手!”
唉,自己不愿做的事,却又必须去做,这真正是无可奈何!张之洞突然想到:做负有牧民守土之责的地方官,其实是有许多难处的,怪不得李鸿章老是抱怨指责他的人是“看人挑担不费力”,看来,过去做清流时说的不少话是苛刻了些!
“好吧,答应他吧!”张之洞无奈地点了点头。“我明天为他题字拜折,他明天也要给我开出五万银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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