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发行后
人类在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就充斥了许许多多关于水患和治水的传说,其中当然以诺亚方舟和大禹治水最为脍炙人口。诺亚方舟故事里的上帝并不可爱,为了惩罚罪恶的人类,居然不惜发四昼夜洪水,让亚当、夏娃的子孙尽死泽国,得救者仅诺亚一家八口而已。
比较而言,大禹则更有人情味,为救百姓万民,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成为千古美谈。
大禹这人很不简单,公而忘私,不记私仇家恨,他的父亲鲧奉尧帝之命,治水九年而无功,被舜帝处死于羽山,禹不计前嫌,仍能接受舜的委任前赴后继,疏河道、通沟渠,终于成功,造福万民。禹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直至被神化。
有史为凭的李冰父子就不止是传说了,他们留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智慧与民力的杰作,两千多年过去了,迄今川西百姓仍受其惠,成就了有史以来的“天府之国”,那无疑是蜀郡太守造福于人的丰碑。
可以说,古往今来,人类得益于水,也受害于水。水患和水利是伴着人类的蹒跚脚步开始,一直走到今天,辉煌与灾难俱来,受惠与苦果同尝。
水至柔,却又是可摧毁一切的残暴力量,人又一时一刻离不开它。你无法不对水产生敬畏之情。
中国水系复杂、水网密集、水患频繁,却又是严重水荒的国度。对于如何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孙中山先生早在1924年“民生主义”讲演时,已首次提到建造三峡电站的构想,集防洪、灌溉、发电功能于一身。到了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还派出科学家去美国考察,并请美国大坝、水利专家萨凡奇帮助设计过蓝图,着实刮了一阵萨凡奇旋风,可惜最终因资金匮乏而流产,萨凡奇只在宜昌上游的拦河坝上造了几所房子而已。到了1963年,已经84岁高龄的萨凡奇仍念念不忘三峡工程,他对中国人很有信心,称赞“中国有很多聪明人,不会把巨大的财富长期搁置不用”,他不能躬逢三峡修建之盛的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中国同行说:“只是对于我,三峡已是一个失落了的美好而痛苦的梦境了。”
萨凡奇的梦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圆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视察长江三峡,以诗意描绘了“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景,成了中国几代水利工作者的朝思暮想。而今天,美梦终于成真,中国人从此敢于拍胸脯,自诩无愧为大禹的子孙。
把几千年来,特别是60年来炎黄子孙治水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该由政府和学界的专家们来完成,但这任务却落到了一批作家肩上,这得给一位有识之士大书一笔,他就是倡议并出资启动这项文化工程的杨钦欢先生。
我原来与杨先生素昧平生,只是这本文完成后在人民大会堂的首发式上,才得相见。他是广东梅雁集团的老总,是上市公司的老板,他能跳出所经营的圈子,不惜掷重金经营这本只赔不赚的书,本身就令人肃然起敬。
梅雁集团与水利有不可割舍的情缘,杨先生的集团原本是经营水电的,对水情有独钟就毫不为奇了。他说得好,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伟人毛泽东,哪个明君不是以治水安天下?哪个爱民如子的领导人不以兴修水利而惠民?他举了很多古今实例,从灵渠、都江堰到治黄、治淮,乃至修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无不记录着名君名臣的千秋功业。
我相信,他不是随口说出,当然也需听者有意。这就要说说老作家程贤章先生了。对这部治水史来说,他和杨钦欢一样,堪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他听了杨先生的一番感慨,马上表态说,你先出一笔经费,我来接招!他自愿披挂上阵操持此事。
初听此言,杨钦欢还以为是.99lib?玩笑或应景,当看出程贤章是发自内心时,这倒让杨先生又高兴又于心不忍了,须知,程贤章马上就是80岁的人了,身体又欠佳,怎敢劳动他担此重任?
很快,程贤章拿出了方案。这方案中开列的一大串作家名字,也着实吓了杨钦欢一跳,诸如陈世旭、邓刚、何建明、张炜、蒋子龙、陈桂棣、程树榛、关仁山、刘兆林、焦祖尧、阿成、叶兆言、赵丽宏、缪俊杰、叶延滨、谭谈、彭见明、何申、李存葆、杨克、商震、沈仁康……这可都是活跃在当今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呀!他们都有繁重的创作任务,能够分心为治水史出力吗?有这个兴趣吗?
当过广东文学院长的程贤章显得胸有成竹,他敢拍胸脯说“招之即来”,他真的做到了,其中的缘由,固然源自作家们对这设想的趋同感,也与程贤章这位老大哥的号召力有关。
肯吃苦,这是程贤章让人敬重的一点。他不顾高龄体弱,带几个助手到大江大河去实地考察,连震区映秀镇也没有漏掉,更不要说都江堰、灵渠了。他从黄河口三角洲到新疆的坎儿井,从东北大平原上的黑龙江、松花江到上海黄浦江、苏州河,直至钱塘江……
他艰苦跋涉去寻访大江大川,同时看望那些应他之邀开始撰写水利史各章节的作家们,以尽组织者和朋友之谊。
我深受感动的是,在11月份哈气成冰的寒冬季节,他带助手们来到东北,先后拜访了张笑天、阿成、刘兆林、邓刚等人,目的不为督促大家的写作进度,只为表达他的一片心意,那是酷寒中送去的温暖!
杨钦欢和程贤章的心血没有白费,洋洋200多万言的终于面世了,不妨看一看标题吧,从《大禹治水》、《都江堰散记》、《隋炀帝与大运河》、到《中国幻梦——黄河清》、《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三峡工程》……林林总总,却艺术地概括和再现了人类战胜水害、变害为利的改造大自然的文明进程。
这本书好在它不是空洞的说教,不单靠罗列枯燥的数字,而是写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古今治水英雄。所以说,这是鲜活的治水史,是给人以冲击力的文学之史。
自从北魏郦道元编纂《水经注》后,迄今为止,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大典问世,这部水利史集合了56位知名作家集体打造,也是空前的壮举,是一项填补空白之作。
中国是个缺水又水灾频发的国家,历来的当政者得不得民心,首看水利。所以说善治水者可令天下稳固,是毫不夸张的。水利兴则五谷丰,天下富。这是关系民之生存、国之根基的大事。
建国以来,我们的政府也一直在治水上下工夫。中国气候受季候风影响,旱涝无常,大水泛滥则使良田一片汪洋,旱则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这对以农为本的古老中国来说,如不治水,将动摇民族根基、动摇国本,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捧着两本沉甸甸的大书,心里很有感触,我在人民大会堂发言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这项不亚于任何利国利民的水利工程的图书工程,其实应由国家注资来完成,不管是隔代修史还是当代立传,举一国之力总会少些缺憾。
应当说,作家虽然在水利专业知识上有缺失,可他们有热情、有认同感,有同老百姓血脉相连的感情,又不乏艺术想象的翅膀,不经意间能把人带进一个五彩缤纷的水世界,使原本枯燥的水利史,显现出无法抗拒的魅力,戴上史与诗的桂冠。我深知他们创作的繁忙,可一经召唤,竟应者云集,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或采访,或重走大川大河,到如今,汗水凝固成这部洋洋大观的治水史诗。应当说这是泽被后人、功德无量的事。
我的文学创作与水有缘,不必说游历过祖国的名泽大川,我也曾扎下去,在当年的葛洲坝工程和后来的三峡工程去深入生活,我采访过包括水利泰斗张光斗在内的诸多水利专家,也访问过当年各学科领域反对建三峡电站的反对派精英们,甚至前往美国去探访高达220米的胡佛大坝,后来写出了电影《木屋》、《世纪之梦》,以及《滇池遐想》、《抚仙湖奏鸣曲》、《上善若水》等“涉水”文学作品。
我对中国的大江大河有天然的情感依恋,并且对那些为规划治理它们、使之造福于人的水利工作者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中国太需要水,太需要干净的水,太需要绿色的水利工程了。特别是今天,当长江变成黄河,黄河变成泥河,淮河变成黑河时,这种感情来得尤为强烈。
30年来,中国以令世界惊叹的速度发展并崛起,我们却忽视了外国朋友的忠告,步人家痛苦的后尘,到底还是以牺牲干净的湖海江河为代价,换取了GDP的大幅攀升,直到醒悟过来,不得不每天在做痛定思痛后的补救,以更高昂的代价还原自然的本色,谈何容易!
看看中国辽阔幅员上的江河湖泊,没被污染的还能数出多少?也许只能在交通闭塞的角落去寻找。频发的洪水、泥石流,西南百年不遇的干旱,哪一样不与我们没有善待江河湖海有关?毛泽东在建国之初,就提出了“一定要根治淮河”“一定要根治海河”等口号,现在,当你面对劣五类水质的淮河时,你会作何感想?
当政绩与GDP挂钩,当政绩与升迁息息相关时,纯净的水会渐行渐远,清醒过来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归根结底,清醒者不应当仅仅是上层和普通老百姓。李冰肯定不是个功利主义者,他就任蜀郡太守时已是耄耋之年,他没必要制造政绩,他已没什么升迁空间,人无所求品自高。
于是我觉得,正逢其时,它虽不担负着教化和纠偏之责,当头棒喝一声的作用还是有的。
2008年四月天,我曾受邀参加都江堰的放水节,一个月后发生大地震,连二王庙都严重损毁了,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宝瓶口等都江堰工程却安然无恙,令人感慨。我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老子的“上善若水”,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实老子是借水喻人,他所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无疑是在告诫人们,其安身立命,也该像水一样,随遇而安,善于处低洼之地,心若止水。
我们对大自然的水索取无度,人类难免遭遇报复。大自然无情又有情,不要让大自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和报复人类了。水是人类的命脉,水脉决定人脉,而人脉是国脉的根本。
除了记录我们一代代人治水的丰功伟绩,如果说能给大家提个醒,这已是额外的收获了。
这本书的成书还稍显匆忙了些,作家们的全身心投入与否,或靠网上资料敷衍成篇,难免存有瑕疵,当然还是瑕不掩瑜的。如能有机会再版,当在选题和艺术性上多花些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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