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重庆，离开重庆的扶贫工作和农村的十年变化，这言说将是残缺和不完整的。

        言说重庆的扶贫和农村10年变化，离开了一个人的目光将同样是残缺和不完整的。因为这人的目光总盯在重庆的那片广袤的农村……这个人生在农村，一生改不掉农民本质，就是在他成为城里的佼佼者后仍然是一身的农民气息和农民习性。

        他就是重庆日报首席记者、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的获得者罗成友。2004年，罗成友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58年来重庆新闻工作者所获得的唯一最高奖。

        罗成友无论走到哪儿，谁都不会将他与城里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出现在我面前时与人家介绍中的高大形象完全不一致：矮矮的个头，从头到脚的农民打扮，就是那憨厚的脸上也永远挂着农民的微笑……

        同事们这样描述他：

        这个乡村干部模样的人的办公桌，离我的办公桌不足5米。那上面有一台电脑和一些报纸杂志。它的前后左右的隔间里，全是这样的有电脑和报纸杂志的办公桌。

        我们不太容易看到那张办公桌的主人。有时候他来了，在办公室的玻璃门外使劲摇手，很难为情地笑着，要我们去给他开门。他总忘记带门卡。他穿着那个季节最不时髦的或灰或蓝的衣服，鞋面上沾满灰尘，背一个黑包包，身体往前倾着，大步大步走路，两三秒钟，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们都忙着自己的工作，他在干什么，我们并不关心。有时候听到他同周围的人打几声招呼，开两句玩笑，小小的个子在格子间晃来晃去的，不一会儿，就没了人影。大家对他的这套作风习以为常，都知道他肯定又到哪里去采访了。事实上，作为他的同事，我们见他的文章的次数，远远超过了见他本人的次数……

        这就是罗成友。一个身为重庆日报首席记者、身工背一筐荣誉的人物，至今他毫无羞涩地告诉我：他就是一个农民。我老婆和孩子都在农村住着，虽然她们完全可以进城住，但我更习惯仵农村，我愿意一辈子做个农民。罗成友说这话时没有半点虚伪，他说他在同事和城里人面前不感觉自已当农民有什么自卑。相反，我要哪天不当农民了，就会浑身不舒服。

        罗成友就是这样一个脱不掉农民本质的记者。

        在全国几十万职业新闻工作者中，罗成友也许是唯一的一位至今仍然把当农民看做荣耀的记者，而凭他仅有初中二年级的学历，也许同时还是全国唯一的一位没有髙学历的省报首席记者。

        今年53岁的罗成友说，他从小也喜欢文学，虽然文革剥夺了他这位中农出身的小农民继续上学的机会，但因为我是种蘑菇能手，又喜欢动动笔杆子，所以有一年区里缺个推广种蘑菇的技术员，他罗成友有了当干部的机会。种蘑菇的同时，他仍然不忘写豆腐块文章，因此区委书记看中了他，让他当了新闻通讯员，再后来就当了文化站长。那时经我手培养了一批农民作家，他们中有不少现在是重庆作家协会会员呢！罗成友很得意他的这一历史性功绩，虽然他自己后来因为热爱新闻工作而放弃了文学爱好，没当成作家。但我没遗憾。

        1993年，因为经常给重庆日报写稿的罗成友被调到重庆日报社，当了名正式的记者。这对一个农民来说，简直就是跳进了天堂一般。可罗成友很怪，他没有因此想甩掉农民的身份，一门心思还是往乡下走……

        让我矢志一生为农民说话的，是两次难忘的经历。罗成友说。

        第一件事是他到报社不久，他想去下面看看农民们是怎么过春节的，虽然他熟悉自己家乡的农民们过春节是个什么样，但对重庆一些贫困的农村的农民过春节到底是什么样他不清楚，他为此想作个采访。新记者都有一份想露一手的愿望。

        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他提出到綦江县最贫困的一个村子去采访时，该县民政局长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这是为什么？后来罗成友打听到，原来那民政局长不想让市里来的记者知道綦江的贫困村贫困的真相。罗成友还是有罗成友的办法，他撒了个谎，说自己是去专门写一篇县里领导如何关心农民的文章。那边就同意了，给他找了一个离县城比较近的镇去采访。那里是山区，车子行进一个多小时不能走了，罗成友便靠双腿往山弯弯里走。

        我到里面的一个村子一看，简直不敢相信。那里的老百姓，穷得什么都没有。其中有一家的一个女孩，看上去十四五岁了，她坐在门檻上，眼神呆呆的。按我家乡的习惯，一般过春节都要在大年三十吃汤圆。我就上前问那女孩说，你们家吃不吃汤圆？女孩子听了傻呆呆地反问我：叔叔，啥是汤圆？当时我心中难过极了：这么大的女孩子，连汤圆是啥都不知道，可以想象这里的农民穷到什么程度！这是1994年的事了！在深圳和你们北京，跟她一样大的女孩子都已经开始上网了，可我们重庆的山村里，这么大的女孩子连汤圆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罗成友说：回城后，我把在綦江所看到的山区农民怎么过春节的事报道了出去，引起了城里人强烈的反响，甚至连与我同在一个报社的人都不相信我所说的事。大家议论说，新中国成立都40多年了，重庆农村不可能还这么穷吧！可那都是我亲眼所见，千真万确的事！从那一刻起，我就想：重庆还有那么多贫困的农民，外面根本不知道他们穷到什么程度。总得有人为这些贫穷的农民说说话吧！我想自己曾经也这样贫穷过，我现在当了记者，我不去为他们说话，还能有谁去为他们说话呢？

        坚定我这份决心的还有一次是在直辖市成立前后我到巫山庙堂乡的采访。罗成友讲了另一则他的亲身经历：这个庙堂乡，罗成友前后去过3次。他给我找出了第二次的，也就是1998年时去的那次所看到的和后来报道的情况：

        庙堂乡地处重庆与湖北的交界处，面积82平方公里。此地山高坡陡、沟整纵横，岩石占总面积的807。以上，全乡村4540亩耕地就嵌在这些岩石缝里957。的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不少坡度在60度以上。当地农民说：这样的地，只要连续干旱7天，泥土就会顺着山坡哗哗往下滑。民谣唱道：漫山遍野尽石头，养牛无用人替牛；一年辛苦半年饭，从春到冬肚无油。

        农民黄会宝全家4口人。3个孩子睡在一个大筐里，盖树叶防寒；他本人用木头圈一个长方形的框，睡在框中，盖的是杂草，就这样过冬。

        采访中偶然得知有个母亲被人拐卖走了、父亲外出一年多杏无音信的曹家四姐妹，我们便专门去采访。元月8日，我们去她们家，那天大雪纷飞，8岁的小妹妹只穿一件单衣、一个线背心，在寒风中冷得直哆嗦。在这个家，我们看到里屋旧木床上铺的是破篾席，床上一堆烂棉絮，四姐妹晚上就这样挤在一起睡。外屋是一个灶台，旁边有一台磨碎玉米用的石磨。孩子们想吃的时候，就用石磨磨几个玉米棒子，再放进灶台放些水热一下，算是全部的食物，连一点盐和菜根丝都没有……

        这样的情况绝非个别。全乡农民家产不足200元的占57。不足1000元的占3004。绝大多数农民家产不足2000元。全乡农民衣不蔽体的有70户；30的农户缺粮，有的长达半年。还有20。农户常年吃不上盐巴。一半的成年男人从没穿过内裤，妇女们用的月经垫全是草木灰和破布及塑料薄膜纸。全乡农民近5年中每年以100人的速度减少。1993年底，全乡有3031人，到1998年底全乡只有2561人。

        农民穷，乡里单位的日子也难过。乡供销社、粮站、畜牧站都只有一人守屋；财政困难，乡干部工资基本不能按时发放，每年预算外资金只够一个干部上县城两趟的差旅费。

        一位干部告诉我们：1992年，一名中师刚毕业的女教师被派往庙堂中心小学任教。她父亲护送她去报到，走了两天才到庙堂。到学校别的困难也在预料之中，没想到厕所中间分隔男女的墙破得完全可以看见对面。这女教师的父亲只好含着眼泪为女儿修厕所……父亲走了，厕所隔墙没几天又坏了。为这，这位年轻的女教师每天都要哭几次，一年后她便调走了，再没有新教师来此。

        我们来到学校，站在教室的木条窗前。窗户没有玻璃，凜冽的寒风从峡谷里呼呼地吹过来，吹得人脸上发痛。在这里干了21年的校长李德龙还没等我们开口，他眼圈就已经红了。

        1970年由县里出钱，在庙堂河上建过一个小水电站，只有30千瓦。但由于山高沟深，农民们住得分散，电通到一家一户成本极高，农民们根本用不起电。乡政府所在地算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加上附近有百十来户人家，但由于用得起电而交不起电费，电站最后不得不关了。

        庙堂乡通电话的历史比用电灯悠久。1953年庙堂乡就安上了电话，虽然只有一部摇把电话，却也能模糊地听见来自山外的声音。这电话一用就是几十年，1992年全县电话改为程控。庙堂乡的摇把电话无法与程控对接，改程控又没钱，所以唯一的电话也从此中断了，庙堂乡因此成为与外界失去基本联系的原始式社会……

        罗成友与时仟重庆日报总编助理的张小良一起用泪水凝结成的这篇报道本书采用时作了某些删改后来在重庆日报上发表后，又一次震撼了直辖市。

        其实，罗成友知道，像庙堂乡这样的贫困乡村，在重庆大农村中还有很多。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时，全市未脱贫的贫困人口就有366万，这也是中央交给重庆直辖市需要完成的四大任务之一，即这些人的扶贫问题。

        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会像重庆负担着如此重大的扶贫任务，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哪一个同在一片蓝天下生活的直辖市民会像重庆人那样过着天壤之别的生活！

        只有重庆。

        然而谁会想到，10年直辖，重庆366万昨天还吃不饱、穿不上衣服的百姓，现今他们不仅已经解决了温饱，穿上了新衣一而且是几套的新衣，并住上了新房子，出门也能走平坦的公路，甚至是柏油路和高速公路……

        只有重庆。

        10年工夫里，他们在中央的英明领导与支持下，针对重庆的市情，从实际出发，始终把扶贫开发作为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领导，一丝一毫不松懈。先是从1997一2000年的五三六扶贫攻坚，再到2000年以来的新阶段扶贫战役，谱写了气壮山河的伟业。

        都说数字缺乏文学性，但有时候数字是最好的文学——重庆直辖10年的扶贫数字就是最好的文学：

        路直辖10年里，累计新增和扩建的乡村公路达6万公里，电农村电网改造一、二期工程基本完成，用电农户比例达98.97%。其中大多数的农户已经将电作为生产生活能源。

        饮水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399.5万过去饮水困难的山区农民现在不用再愁没水喝了。

        通讯一至2006年底，100的行政村和91.9的农业合作社通了电话。这个数字连比较发达的沿海省份也不一定能够达到。

        教育至2006年，全市贫困地区的7~15岁学龄儿童在校率提高到97.5，其中特困村儿童在校率达97.29。

        卫生一山区农村卫生条件明显改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医疗救助和防治地方病等措施及县重点医疗卫生设施都有较大改善。农村有卫生室站的村所占比重为68少石。

        广播电视一通过村村通丁程，吼29的农民都能接收电视节目。

        还有一批闪耀着文学色彩的数字：

        五三六扶贫攻坚中，重庆重点摸底和扶贫了248个乡的2414个重点贫困多重，数字电视进村、43.99万户农民。

        2001年以来，全市又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确定了3270个特困村和412万贫困人口作为重点扶贫对象，把3/4的特困村作为扶贫开发主战场，进行重中之重的脱贫战斗。与此同时工作到村，扶贫到户、定点到乡，帮扶到村，惠及到户的一个个措施和狠抓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农户生产生活条件、着力培植基础产业，努力增加贫困群众收人、大力开展扶贫培训，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技能及素质等综合扶贫计划与做法，在全市铺开。尤其是在探索区域脱贫新路子方面，直辖市的做法和力度都充满了亮点。比如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抓的整村推进脱贫示范，对全市干部扶贫的责任心是一个巨大的促进；比如在武隆仙女山、云阳县四十八槽和黔江区蒲花河流域实施的片区扶贫综合开发试点，所探索出的综合开发，成片治理，产业带动，整体推进的新路子，都取得明显成效。

        武隆县仙女山片区共有16个行政村，试点前基本都不通路，大部分农民的人畜饮水困难，整片区域没有形成支撑农民收入的骨干产业。2000年底，农民的纯收入不足1000元。2001年开展扶贫后，国家投入850万元扶贫资金，带动了部门、企业、民间的资本在片区内集中投入达5897万元，修建公路126公里，使100的村和1009的农业社通了公路，95的人畜饮水困难得到了解决，50的农民住上了砖瓦房，60的农民装上了电话，有线电视用户达2150户，培育发展烟叶、称猴桃、中药材等骨干产业3.6万亩。2005年片区内农民人均收入达2685元，比扶贫开发前增长1.5倍。

        这仅是整个重庆扶贫10年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如重庆最南端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在脱贫攻坚战中，利用自然条件优势，将发展中药材作为增加农民收人的重点产业，大力实施绿色食品工程。2001年，该县提出建立20万亩优质中药材基地的发展目标。5年来共投人资金5741万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1375万元，部门配套资金86万元，企业自筹资金1450余万元，农民自筹资金2100万元。他们先后引进红星中药材开发公司、金太阳农业科技开发公司等企业，采取公司屮基地十农户的经营方式，在31个乡镇、134个村，带动种植农户54000户，其中贫困户18500户，建成金银花基地9万亩，内术32000亩，青花椒33800亩、青蒿和天冬等中药材27000亩，中药材总面积达18余万亩。2006年，仅金银花鲜花产量就达3400吨，干花产量850余吨，鲜葛和白术产量6200余吨，种植农民平均每户药材收人达3000余元。昔日连饭都吃不饱的农民们已经有不少人用上了手机，甚至买了小汽车……

        重庆人民不会忘记在扶贫的工作中，从中央到其他省市和人民解放军给予他们的全力支持与帮助。尤其是今天我们在三峡库区所看到的一座座新兴的城市、一座座崭新的医院、一座座办公楼甚至是乡村的一口口母亲水窖、希望小学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全国各族兄弟姐妹对新直辖市那些贫困同胞们的深情厚。

        仅仅是几年时间，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像巫山庙堂乡那样的贫困山区的农民今天也能看上电视，买上手机，孩子能穿着新衣服到当地房子盖得最好的学校去上学。可这呰都是真的……前年我又第3次进庙堂乡时，所见所闻，像是变了个世界。那个曹家四姐妹，现在也过上了好日子。3个姐姐出去打丁挣钱了，最小的妹妹在上学。她们的父亲也因为家乡变好了，从外地回到了家。这，对我来说，都觉得像是在做梦……我看到罗成友的眼里再一次闪动着泪光，而这一回他的泪光里闪动的是幸福与自豪。

        你能肯定现在整个重庆已没有像当年你所看到的庙堂乡那样的穷地方？我想从这位诚实的农民记者口中了解今天的重庆大乡村。

        没有！绝对不会有了！罗成友没有任何思索地告诉我，并说现在重庆还有需要帮助的40多万贫困人口，他们主要是城市吃低保的和农村残疾人及没有子女的五保户……

        我满意罗成友的回答。他几十年如一日和永不改变的农民性格，让我感觉从他口中得到的结论要比其他来源的材料真实得多。

        重庆的扶贫工作成就卓著。在这其中许多人付出了努力和辛劳。我想特别提一下扶贫办的一位女同志，她叫赵綦雅。这位与共和国同年龄的女同志，当年是位知青，父母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劳模。她本人在知青回城后一直在机关工作。直辖市成立前她来到市扶贫办工作。10来，扶贫办换了一茬又一茬人，唯独她还在扶贫岗位上。现今她是扶贫办的元老。就是这样一位50多岁的老大姐，—位家族中几代都是城里人的她，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在为那些苦难的山区农民排忧解难。赵綦雅说她跑过全市500多个贫困村，几乎所有最贫困的村寨她都去过。为了了解和听取那些苦难的山民们的真实情况，她无数次独自徒步走进山村，吃住在农民家里，含着眼泪听贫苦的农民兄弟姐妹诉说苦难与希望。她不仅无数次将自己带的钱全部掏给了那些吃不上饭、没有衣服穿的农家孩子和妇女，甚至几次差点在进山的路途中掉进深谷沟壑……

        赵綦雅苦涩地告诉我，她干了10年扶贫工作，没有得过一次荣誉。我的眼睛只会往下看。赵綦雅的话，其实对我内心产生巨大震撼：因为我想只有像她这样眼睛只往下看的人才能做好扶贫工作，我们的那些贫闲的人民才会有盼头！不是吗？

        赵綦雅和千千万万个像她一样默默无闻地在为直辖市奉献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举起右手，向他们深深地敬个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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