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政治制度安排，宋政权在经济制度上出现了戏剧化的两面性。

        一方面，赵宋一朝对民间非常宽松，赵匡胤甚至是一个宽松到了没有原则的人。唐朝不允许在县以下建立集市，宋代第一次从政策上取消了这一限制，日后中国的集市模式是宋以后定型的。宋朝的工商税金很低，而且税种很清晰，在所有的城门，都贴有一张榜单，告诉百姓政府收什么税，税率是多少。

        宋代的大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

        一是“百年无内乱”，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没有发生地方造反的事情；

        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

        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

        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一百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

        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

        这五件事情或有夸张的地方，但离事实不远，特别是第一条和第四条最为难得，由此可见，宋代确实是别开生面。有宋一代能够长达三百年，跟它的温和执政大有干系，对内平和，对外也平和。

        但同时，宋代的国有专营制度比汉代和唐代更为严酷，它专营的领域更广，惩罚的制度更严格。从现有资料看，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政府对违法进入禁榷领域的民间资本采取了十分残酷的政策。赵匡胤一方面大幅度地减税轻赋，同时则发布法令，商人私自贩运矾超过一两、私自销售矾超过三斤者，处死；煮碱达到二斤者，处死；私自酿造酒曲达15斤者，处死；販运私酒运进城达三斗者，处死；私自畈盐十斤者，处死。对于茶税，则规定每一贯钱都要上缴给中央——“茶利自一钱以上皆归京师”。

        在控制了关键性产业之后，政府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也就是说，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在产业上形成“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少，但是赢利能力则迅猛增加。这种格局到宋代就完全地形成了，并作为一个传统，顽强地衍续到了今天。

        正因如此，宋朝经济就出现了很奇特的现象：民间生产和贸易空前发达，但自由商人都活跃在产业的中游和下游，且财富规模都不大。写过《两宋财政史》的汪圣铎曾遍查史籍，想要找出几位有名有姓的大商人，可是一位也找不到，能找到的几个人，要么是贪官，要么寥寥记录，要么有名无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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