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政权在经济制度安排上，还有几个与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开允许官员经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对垄断资源进行授权经营。

        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唯一公开放纵乃至鼓励官员经商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他最重要的谋臣、号称“半部治天下”的宰相赵普，就靠经商大发其财，他在京师及主要城市广设邸店，有人多次告他的御状，赵匡胤总是一笑置之。对于官员经商，赵匡胤放得最宽的竞然是带军的将领，史书上说，宋太祖拉拢和控制各路高级将领的办法，就是让他们靠经商来发财。到南宋，那些带兵的将帅打仗不行，其经商规模之大及生话之豪奢，却超越前代。名将张俊私营海外贸易、开设酒肆及经营田地成一时巨富，每年收入的田租就达六十四万斛。另外—位名将刘光世更善理财，曾经动用八千士兵从事自己的贩运事业，还非常得意地自诩为“当代陶朱公”。

        全汉升对宋代经济史有深厚研究，在《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这篇论文中，他用大量史料证明，宋代官员利用国有专营制度，以公为名，行私之实，蔚然成风。他还总结出了官员经商的六个“特异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资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贩运，利用公家的劳动力，借势贱买贵卖或加以垄断、逃税。这六点当然是古往今来所有权贵经济共同的“特异的地方”。

        据胡寄窗的考据，宋代是一个“不抑兼并”的王朝，对土地兼并采取了放纵的政策，因此，权贵家族一所谓“官品形势之家”——占据了天下一半的土地，一个郡县之中，五到六成的土地及财富集中在少数官宦家族手中。

        如果说官员经商是一次体制内的权贵狂欢，那么，政府对民间商人的“授权经营”则是官商经济的另外一翼。

        在国有专营体制方面，历代进行了不同模式的试验。管仲的专营方案是控制资源（盐田和山林），允许民众生产，然后三七分利；桑弘羊则成立国营企业加以垄断经营；刘晏的做法是国家控制资源，以定向授权的方式向民间开放。到了宋代，则在牌照制度上又有了创新，在当时有两种模式，一曰“买扑”，一曰“钞引”。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从字面上看，“买”即为买卖，“扑”即为竞争。政府拿出一块资源，向民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之。招标办法有很多种，最普遍的是“实封投状法”，也就是现在的暗标制。

        “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主要出现在暴利性的盐业，它是对刘晏盐政的进一步完善，简而言之，就是商人先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量的钱物换取凭证——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指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民生必需品，获得经营权的商人就如同得到了一笔财富，所以“盐钞”成了一种硬通货——以盐为本位的“类货币”，在当时就出现了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商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自于此。

        “买扑”和“钞引”的诞生，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进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姜锡东曾评价道：钞引制度之下的盐商很不自由，“宋朝官府仍然程度不同地介入和控制其批发、运输、销售诸环节”，从而使盐商的赢利活动和赢利比率大受限制。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这就是所谓的权责经济模式。

        由以上叙述，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

        其一，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末见的，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宋代已经基本定型。

        其二，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一千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中国的经济形态，由先秦到汉初是贵族经济，演进到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成为了世族经济，进入隋唐之后，日渐呈现出“ 士商合流”的趋势，到宋代，终于定型为士绅经济，历一千年左右的演进，其后再无进步。这三种经济形态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官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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