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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高麻子来梅城开三级干部大会,就住在西津渡的朝阳旅社。每天散会之后,他都要买上一些吃食,带上一瓶酒,到胭脂井来找谭功达聊天。张金芳已经在房子后面搭了一个临时厨房。墙身由土积泥砖砌成,顶棚铺上塑料薄膜和稻草,以遮风挡雨。塑料薄膜既不透气,也不吸水,经热气一蒸,顶棚上就缀满了晶莹透亮的小水珠。

        谭功达笑着对高麻子道:“这是真正的蒸馏水,若是把它们收集起来,可以送到医院当注射液用。”

        这天晚上,张金芳吃完饭,带着孩子早早上床睡了。两个人坐在小马扎上,在地上铺了一块油毡布,摆上两盆猪头肉和花生米,围着炉子喝酒闲聊。谭功达压低了声音问他,能不能收留他回普济做一个真正的农民。这些天,他被圈在这个传说中的烟花之地,都快憋出病来了。

        “假如你认为合适的话,我明天就给县里打报告,告老还乡。不过——”谭功达略微迟疑了一下,夹了一粒花生米放入口中,接着道,“金芳不愿意回乡,她说就是在城里做个饿死鬼,也不能再回乡下了。”

        高麻子沉吟了半晌,安慰他道:“要回普济,这容易。我马上就可以替你们安排。你在普济的房子已经变成了村里的仓库,要把它腾出来,需要一段时间。另外,我劝你再等等,事情或许还没有绝望到这个地步。”

        谭功达又问他,最近的三级干部会都有哪些议题,讨论些什么样的问题?高麻子怕说多了让他受刺激,只捡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对他略略说了说,一味劝他喝酒。谭功达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红红的脸上有些兴奋。他诡秘地对高麻子笑了笑,道:

        “我给你看样东西。”

        说着,就把墙角那个公文包拿了过来,从里面取出一叠厚厚的信纸来,递给了高麻子:“我昨天刚刚写完,你能不能把它拿到会议上去讨论讨论?”

        高麻子接过那叠信纸一看,原来是一份关于在梅城兴修下水道工程的建议书。他只是粗粗一翻,并未细看,随手就将它扔在了炉边的一摞蜂窝煤饼上。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这些怪念头?”高麻子笑道,“你都落到这步田地了,还琢磨这些不着边儿的事干什么?”

        谭功达见高麻子将自己熬了六、七个通宵才写好的报告随手一扔,实在心疼,立刻就有些不高兴了,耐着性子道:“这可不是什么怪念头!而是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

        他解释说,自从搬到胭脂井来以后,“突然发现”这里的每户居民都要定时倒马桶,由运送粪便的大车统一拉走。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家家户户都把马桶拎到马路上来倒。妇女们一边高声谈笑,一边刷着马桶,很不文明。何况运粪的铁皮车密封性太差,一路走,一路洒,弄得整条街臭气熏天。“太落后了!这样的状况一天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苏联的高加索地区,50年代初就建立了完备的下水道系统,家家户户都用上了抽水马桶,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更不用说了……”

        高麻子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揶揄道:“你原先住在冯寡妇的老屋时,难道就没有倒过马桶?”

        “没有,没有。我从来就不用那玩意儿!”

        “那你怎么拉屎撒尿?”

        “我让人在屋子后面的竹林里挖了一个茅缸。”谭功达孩子似地看着他,笑道。

        “你如今是待罪之身,忽然搞出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报告,谁会理你?”

        “你就说是你写的。”

        “我可没你那么爱做梦。简直是异想天开!”高麻子多喝了几杯酒,声音也渐渐地高了起来,把那不该说的话也一起说了出来,“我有一句话,说了你可能不爱听,你猜猜看,当我听说你被撤职之后,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永远猜不到!我是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有点暗自庆幸。坦率地说,我觉得你早就该下台了。你看看,好好的一个梅城县,被你折腾成了什么样子?!我也知道钱大钧、白庭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蝇营狗苟,利欲熏心,但总还是现实主义者吧?由他们来掌管梅城县,至少还不像你那么离谱……”

        张金芳并未睡熟。高麻子的一番话,她躺在隔壁听得清清楚楚。这么刺耳的话,她料想丈夫经受不住,便拼命地咳嗽,提醒谭功达克制。可是已经晚了一步,谭功达涨红的脸,憋了半天,终于由红变紫,由紫变黑,最后变成了铁青色。末了,他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来,道:“时候不早了,你该走了。”

        “你是在下逐客令吗?”高麻子讪讪地笑着,可脸色也变了。

        “你要是这么想,也可以。”谭功达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即站起身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高麻子梗着脖子道:“我好心好意来陪你喝酒……”

        “可我并没有请你来!”谭功达叫道。

        第二天晚上,高麻子未再登门。傍晚时分,张金芳愁容满面,朝巷子口望了又望,直到夜阑人静,月上树梢,这才把门关了,对谭功达叹道:“如今我们就只剩下了这么一个朋友,可昨天你把他也得罪了。”

        到了第三天的中午,高麻子又乐颠颠地跑来了。他手里大包小包,拎了一大堆东西,一进门就嫂子长嫂子短的,就当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谭功达躲闪不及,可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僵在一边。

        高麻子给腊宝买了一袋大白兔奶糖,给张金芳买了一段劳动布裤料,还有一网兜皱巴巴的国光苹果。张金芳喜笑颜开,有些夸张地对高麻子道:“你昨晚怎么没来?你大哥等了你一宿,觉都没睡安稳。”

        谭功达把头扭向一边,仍然在为昨晚的事生气。

        高麻子见状,便嬉皮笑脸地对张金芳道:“这话你可说错了,我叫你嫂子,那是出于尊敬,可论年龄,我比老谭还大一岁,他该叫我大哥才是!功达,你说对不对?”

        谭功达见高麻子腆着脸与他缓颊,不接话也过于不近情理,便硬着头皮道:“要是没我这个大哥,嫂子又从何而来?”

        他这一说,三个人都笑了。张金芳松了一口气,正要去里屋倒水沏茶,高麻子忽然说道:“不忙不忙,我是来辞行的,要去车站赶四点半的车回普济,和功达说几句话就走。”

        张金芳道:“怎么忽然要走?三级干部会不是要开到17号才结束吗?”

        “咳,县里都乱成一锅粥了,会议也只好提前结束了。”

        “出什么事了?”谭功达问道。

        高麻子看了看张金芳,这才对谭功达说:“功达,原先跟你的那个女秘书,叫什么名字来着?”

        “姚佩佩。”

        “对,姚佩佩。”高麻子道,“她杀人了。”

        谭功达见高麻子突然问起姚佩佩,又说到杀人二字,吓得脸色煞白,两腿都有些发软。他一把拽住高麻子的手,惊道:“老高,你是说佩佩?姚佩佩?她杀人了?”

        高麻子静静地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你不会听错吧?她那么一个胆子像针鼻似的人,平常见到个蟑螂都要吓得晕过去,她会去杀人?”

        “千真万确。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但这个消息是白庭禹在大会上宣布的,怎么会有错?现在外面大街上到处都是公安和联防队员,梅城通往外面的路口都设了哨卡。”

        “这么说,她还没有被捉住?”

        “时间早晚而已。”高麻子叹了口气,一只手搭在谭功达的肩上,使劲捏了捏,道:“她一个女孩子家,能跑得了多远?功达,我这就得走,不然就赶不上班车了。”

        谭功达怔怔地看着他,只觉得脸颊发热,四肢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张金芳斜着眼睛看着丈夫,脸上浮着一缕冷笑。

        送完高麻子回来,张金芳见谭功达仍然傻傻地坐在床边,手里捏着一个拨浪鼓,便拿起扫帚柄,捅了捅他:“嘿,你傻啦?”

        她推了推他,摸了摸他的脸,像火一样烫。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对面墙壁上颤动的阳光,目光呆滞。

        “那小婊子杀了人,与你有什么相干?你发什么呆?”张金芳道,“就是株连九族,这一刀也砍不到你身上,你慌什么慌?老实说,你原先跟那小婊子是不是有一腿?”

        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谭功达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看见巷子口的灰砖墙上,贴了一张通缉令。这张通缉令是由鹤壁市公安局正式签发的,他一眼就认出了姚佩佩的照片,心里像是被什么刀子剜了一下,一阵钝钝的痛。那张照片又小又模糊,不过他还是很容易回忆起那张既骄傲又羞涩的脸,能够分辨出她脖子上深绿色的围巾。照片上的姚佩佩比现在要年轻许多,扎着羊角辫,嘴唇微微上翘,虽然稚气未脱,却带着几分忧戚,像是为什么事情而生气。

        那时,省委金秘书长的追悼会已经开过了。悼词经过精心的修饰,仍然疑点重重,不能自圆其说。姚佩佩的逃亡,传言中赤身裸体的尸身,与悼词中“与歹徒搏斗,壮烈牺牲”一类的字眼,不难让人勾勒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姚佩佩在那个中秋之夜所遭受的种种屈辱,也不难想像。当然,谭功达也不难发现自己的罪孽。他想起七八年前,那个除夕的傍晚,天上一阵一阵地下着雪,他和白庭禹去梅城浴室洗澡,他好不容易挤到窗口,将钱递给她,姚佩佩刷地一下从他手里抓过钱去……她那尖尖的指甲从谭功达的手背上划过,印痕却留在了心里……

        谭功达每次经过巷子口的时候,总要忍不住停下来,朝那通缉令看上一两眼。他觉得姚佩佩就在那儿。

        到了晚上,照片上的那个形象伴随着日渐丰满的月亮,一起来到他的梦中。

        十一月的秋水冲刷着灰砖的墙面,将那张告示刮得不知去向,墙面上只留下了一个残存的白框,她仍然在那儿,在雨中注视着自己。

        到了十二月底,呼啸的北风和肆虐的暴风雪让那处白框也发霉变黑,可她还在那儿。

        她那略带讥讽、悲伤的脸,她那碎碎的笑容,从未改变。

        元旦刚过,谭功达收到了一封由信访办老徐转来的挂号信。信是聂老虎从鹤壁寄来的,他在信中问谭功达,是不是愿意换个环境,离开梅城这个是非之地。他已经正式向省委打了报告:“我的初步设想,打算任命你为地级巡视员,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呆几年,对农村的实际状况做些调查研究,以便以后重新出来工作。这样一来,也可以恢复(至少恢复一部分)你的工资待遇,不至于穷愁潦倒,就此一蹶不振……”

        当天晚上,谭功达把这封信的内容跟张金芳说了一遍。那时候的张金芳已经怀了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渐渐大起来了。由于从九月份起就停发了工资,张金芳已经好久不愿意和他说一句话了。他原以为妻子一听到他新的任命,必然会欢天喜地起来,可奇怪的是,张金芳听了,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好半天才淡淡地说了句:“这样也好。”

        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份,春草返绿,雨水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他的任命终于下来了,是去邻县的花家舍人民公社当巡视员。副县长杨福妹专门找他谈了话。这一新的任命到了她的口中,就变成了“去农村接受监督改造”。经过半年多的赋闲和磨练,谭功达已不复当年的鲁莽和急躁,对杨福妹的故意曲解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匆匆忙忙准备了行李,到了五月末,就到几十华里之外的花家舍履新去了。

        临走前,他和张金芳的孩子已经出生了。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包粽子,过端午节,谭功达就给儿子取名谭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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