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935年，南宁）

        戎马半生使他养成一大早就起床的习惯，在微明的曙色中他已经在榕树下操功踢腿，活动身骨了。他所住的陆军总部大院在南宁城的中心，民生路中段；也就是现在的南宁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现在，院子右墙外那株以遒劲奇特的造型矗立在朝阳路人行道上的老榕树，被誉为该市头号超级盆景而吸引过往行人。那时，这株老榕树还被圈在总部大院墙内。他也喜爱这棵老榕树，常来树下健身或是散步。老榕树上一大群密密麻麻的官雀一大早也在叽叽喳喳地噪晨。他曾经问过黄旭初：“麻雀就是麻雀，我们桂北乡下叫它麻雀，全国各地都叫麻雀，为什么南宁人称它们为官雀？”据这个曾经担任过南宁警备司令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对李宗仁解释：南宁自建府以来，只有官家府院里才有大榕树，有树才招落群雀，久而久之，称之为官雀，还说院子里官雀越多，福运越大，前程越是不可限量；说是陆荣廷曾经嫌其院里雀子太嘈而砍掉一棵老树，而招致厄运，半途而废，被德公（李宗仁字德邻，部下称其德公）平定。李宗仁连忙称这是“迷信、迷信”，但是，此后他却愈发喜欢院内的老榕及官雀。有一次，省府有个好闲的职员在陆军总部大院打下两只麻雀，惊飞了雀群，被人反映到黄旭初那里。该职员第二天就被开除了。

        这是1935年8、9月间的一天。李宗仁刚刚在8月过了44岁生日。他两颧高高，面相慈和，身材矮壮敦实，即使穿上军装也还是像个农民，不像一位集团军总司令。他练罢功夫，吃过早饭，正准备接待北方共产党的来客，洽商抗日反蒋大计。这时，黄旭初急匆匆上门来，找他商量即将宣布的对几个县县长的任命。黄旭初说罢正要出门，正巧碰见管对外联络的王公度陪着一个身材高挑、西装革履、气派不凡的陌生人走进门来。黄旭初瞧见王公度，胸有城府地微微一笑：“你忙哦？！”

        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王公度，向来不把黄旭初放在眼里，就敷衍地“哦、哦”两声，也不把这个重要的客人介绍给当省主席的黄旭初。王、黄两人之间，矛盾已经日渐加深了。前几年，前任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在的时候，广西头面人物被称为“李、黄、白”，也就是指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后来，黄绍竑与李、白政见分歧，难以弥合，经双方摆到桌面上友好协商，采用了维系友谊、文明分手的办法，黄绍竑离开了广西而投到蒋介石中央的麾下，由黄旭初继任省主席。从此，桂系的人物排列成了“李、白、黄”，老三变成黄旭初了。黄绍竑、黄旭初同是容县老乡，私人关系一直甚佳。自恃才高气盛的王公度暗地里向李、白“奏”了黄旭初一本。称黄旭初是黄绍竑的死党，要李、白提防着点。黄旭初获悉后当然记恨在心。在广西自谋巩固的这几年，王公度十分活跃，因理论上有一套，又留过洋而得重于李、白，甚至当上省党部常务委员，平常又有欠注意分寸，在他掌管的报纸上，他的名字常常排在李、白之后，对于他日常活动的报导的分量，甚而超过了黄旭初，招致了不少不满。

        李宗仁经常为他们的矛盾搞一点平衡。这次，李宗仁看见王公度不向黄旭初介绍这位共产党的陌生来客，想到黄旭初可能多心生疑，因而站了起来，走过去主动作介绍：“旭初，慢走。我来介绍一下。”黄旭初停步转了回头。

        李宗仁与陌生来客握过手之后，介绍说：“这位是现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先生。旭初，他就是我去年在广州见过的刘仲容先生，共产党方面来联络的客人。”李宗仁说话时，瞥了王公度一眼，眼神中似有怪责之意：有共产党方面的来人，也不能将省主席瞒着呵。

        

邀请

        黄旭初寒暄了几句，就告辞了。李宗仁邀请刘仲容入座，上茶，谈了起来。李宗仁去年在广州时，曾在一家酒楼上晤过刘先生一面。见面之前，王公度曾对他说：“德公，我给你推荐一位很有意思的人。此公是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同学，富于才学，长于交际，人缘很好，他无论是在共产党里，或是东北军、西北军里，都有高层朋友。他从苏俄回国时，正逢我们和老蒋交仗，他对蒋介石素无好感，没有按分配到南京政府的机关报到，听我介绍后，愿到武汉来跟我们一起反蒋。可惜的是他到武汉时，我们已经兵败离开了。”

        李宗仁答应了见面。在酒楼里碰过杯之后，刘仲容从“反蒋”的话题一扯开，李宗仁就大谈起抗日反蒋来：“‘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一·二八’松沪抗战以来，全国都笼罩在抗日的气氛之中，蒋介石对于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自己不打，又不给人家打，还是热衷于打内战。中国有句老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嘛，以前各路英雄打内战，现在稍微有一点良心的，都应该携起手来，共赴国难。我们广西的部队，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内战实在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可是老蒋还不肯甘休。现在要抗日，必须反蒋，反蒋才能实现抗日。不知刘先生有何高见？”

        刘仲容侃然而答：“久仰李将军北伐之英名，今日得见，甚以为幸！听将军一席慷慨之辞，仲容更为景仰，德公真是一位热血将军。我愿为将军进一言。”

        李宗仁摆着手说：“讲嘛，讲嘛，不必客气。”

        刘仲容说：“不论是反蒋也好，抗日也好，或是反蒋抗日也好，我以为将军都必须加强和各方面的联络。我有一些共产党的朋友，也跟将军一样，对国家危亡，抱有满腔热血，为赴国难，在所不辞。”

        尽管这是酒楼里的单间，李宗仁还是瞄了四周一眼，脸上露出一种神秘的笑容，问：“刘先生，你是不是共产党？”

        刘仲容哈哈笑了片刻，指了指陪坐的王公度，说：“德公，公度可以作证，要是我是共产党，在老蒋驱逐苏俄顾问时，我就不会为苏俄当局报复所逮捕扣押，在苏俄坐共产党的牢了。”

        王公度忙说：“仲容在莫斯科中大，人缘很好，既得国民党的学生拥护，也得共产党的学生拥护，大家才选他当学生会主席。”

        广州酒楼相会，李宗仁十分赞赏刘仲容的联络共产党的意见。他曾吩咐过王公度，延揽刘仲容到南宁去。现在在南宁见到了刘仲容，李宗仁问：“仲容，你初次到南宁，有何印象？”

        刘仲容说：“这个西南边陲的小城，虽说远离东北、华北抗日前线，城市又不大；可是，我在街头感受到百姓、士兵反蒋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大家知道我是从外地来的，都向我打听抗战消息。”

        李宗仁也笑说：“我想，你一定是带来了新的消息。”

        刘仲容当然是带来了共产党的消息。要说刘仲容是不是共产党，真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刘仲容已于1980年3月24日去世了。他留下的关于自己生平活动的文字记载并不多，除了几篇关于桂系活动的回忆录以外，还有一份十分珍贵的没有发表过的自传。笔者反复琢磨过这篇只有22页的自传，得知他在十年文化革命动乱结束之后，受到当时许德珩同志92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启发，他向组织上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申请书不久就去世了。可是，考察其一生，他默默地做了许多属于特殊的共产党员才能胜任的党的工作。他是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据他在自传里写到，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从一个共产党员朋友开始的。这个朋友，叫刘仲华，名字尽管与他只相差一个字，他俩却并不是兄弟与亲戚。刘仲华是刘仲容岳父赵守钰的朋友，一起在冯玉祥部效力。后来冯玉祥屈从于蒋介石时，赵守钰曾经掩护刘仲华逃跑。1933年，刘仲容觉悟到救中国必须依靠共产党时，就毅然到上海找刘仲华。此后在刘仲华的领导下参加党的地下工作，单线联系，以公开找职业的身份，住在外国人家里，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并在上海见到了共产党员谢甫生、刘秉琳等，也在上海同桂系驻沪代表王建平、陈劭先有来往。1934年，蒋介石在上海实行白色恐怖，大肆逮捕与杀害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刘仲华出国逃避，离开前在香港嘱咐刘仲容继续利用各种关系，做抗日的统战工作。不是共产党员的刘仲容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做党的工作。1935年夏秋之间，桂系李宗仁与广东陈济棠正在联合酝酿反蒋。为了促进两广一致联合抗日，不要单纯反蒋，刘仲容就利用王公度的关系，来到南宁进行劝说。

        刘仲容告诉李宗仁：“一个多月以前，共产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向全国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不知德公听了共产党的宣言，作何感想？”

        李宗仁沉吟半晌，说：“我也得知了共产党的宣言。只要是正直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这种诚意。共产党带头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当然钦佩。”

        刘仲容进而言道：“德公去年在广州之言，我极以为是。抗日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老蒋不抗日，打内战，民心丧尽。现在共产党为此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愿与各方面共同抗日。我们要抗日，也必须采取具体措施，积极与各方面联系，造成声势，造成压力，迫使蒋介石起来抗日，时局大有可为。仲容愿为德公奔走效劳，与各方面疏通联络，当然，也包括共产党方面啦。”

        李宗仁听了有所动心：“仲容，你跟西北张学良、杨虎城方面关系如何？”

        刘仲容说：“我岳父赵守钰前年应杨虎城之约到西北就任建设厅厅长，我亦随着去了一趟。最近我从老岳父处风闻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下，纷纷要求抗日，已与共产党有来有往。”

        李宗仁对于马上直接找共产党来往，还是有点心存疑虑，那年“四·一二”“清党”，他和白崇禧率领的第七军在上海跟蒋介石一起，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共产党真的能做到不计宿怨旧仇么？他考虑还是派刘仲容去西安走一趟摸摸底，先了解张、杨的动向和西北战局情况再决定对策。他十分欣赏刘仲容，他觉得自己身边正缺乏这种外交联络人才，他准备再跟刘仲容深谈一次。送刘仲容出门时，他叮嘱王公度，一定要负责好刘先生的安全。

        如果说刘仲容是李宗仁、白崇禧身边的共产党，被桂系的人们称为“神秘人物”，甚至多年后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怀疑；那么，当时奉命来到南宁做秘密统战工作的，另有一位“绝密人物”谢和赓，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只有派他来广西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关于他的真实的传奇经历，要比小说家们凭想象力编撰的故事更为精彩。

        谢和赓已经78岁了，现住北京阜成门外外交部宿舍的一套普通单元房里。他鬓发斑白，脸色透红，身板挺正，还依稀保持着当年军人的风度。他如今练书法，写回忆录，做少年儿童校外辅导员，精力仍然十分旺盛。他是著名女演员王莹的丈夫。他送给我一张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上的谢和赓是一个十分英俊出众的青年军官。

        

冯玉祥

        1934年5月间，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经过艰苦抗战，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市，乘胜追击，收复了察哈尔省重镇多伦，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此举震撼全国，人心大快。但是，蒋介石千方百计破坏，在蒋介石、汪精卫的高压政策下，冯玉祥被责抗日“有罪”而解甲上泰山，剩下吉鸿昌、方振武率部坚持抗敌。那时，谢和赓刚22岁，在吉鸿昌部由宣侠父任师长的第五师教导队当教员，并且兼任吉鸿昌的上尉秘书，与吉鸿昌将军一起浴血抗战。蒋介石调动了16个师，配合日伪军围攻抗日同盟军。势单力薄的同盟军在强敌的重围下，伤亡惨重，弹尽粮绝，于当年9月间失败。

        在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的领导为坚持长期抗日，开始筹划干部转移逃出敌人包围圈的计划。北方党曾在天津研究谢和赓的任务。考虑到谢和赓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同乡，白崇禧的岳父马健卿与谢和赓的父亲谢顺慈同是清末秀才，两家是世交；因而，派谢和赓打入桂系做统战工作最为适当。北方党联络局的负责人南汉宸等同志曾在天津当面与谢和赓商讨回桂具体事宜，给他三条指示：一，尽快争取站稳脚跟；二，设法争取接近李、白，调研桂系上层军政情况；三，秘密地进行各项有利于发动全国抗日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并让著名共产党员宣侠父与谢和赓一道转去广西工作。宣侠父是谢和赓的入党介绍人，谢和赓很高兴和宣侠父一道回广西去。为了让宣和谢得到有力的推荐，北方党要吉鸿昌写信让谢和赓带去泰山晋谒冯玉祥将军，并请冯玉祥写亲笔信给李宗仁、白崇禧，大力推荐谢和赓和宣侠父。

        泰山为我国五岳之长。山势雄伟磅礴，峰峦突兀峻拔，景色壮丽，山上名胜古寺众多，为我国名山之首。冯玉祥在察哈尔抗日被“责”，隐居于泰山五贤寺，一面于雄峰峻岭之中陶冶心绪，一面约了一些学者随他讲述政治、经济、社会及唯物史观等新知识。作为察绥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的冯玉祥，见到跟随自己抗日的热心青年谢和赓，还记得总司令部开会讨论组织同盟军和整肃军中贪污舞弊风气时，谢和赓年青气盛，曾以吉鸿昌部列席士兵代表身份在众多高级军官出席的会议中，大胆发言，主张严惩军内贪污者；当时，冯总司令听了，拍手称快！在泰山上，冯玉祥十分感慨地跟谢和赓畅谈起抗日同盟军的战斗，并详细了解了谢和赓的身世，满口应允说：“我一定照吉总指挥的意思，写这封介绍信。你见到李、白两将军时，你就作为我的部属，代我向他们问好。并告诉他们，我冯玉祥现在身‘隐’泰山，但心存全国。请李、白两将军了解我抗日救国的赤忱和决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冯玉祥十分钟爱这个广西的热血青年，并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谢和赓为了加强打入桂系上层的力量，又知道冯玉祥与李济深关系甚好，就进而请求冯玉祥也写封信给李济深先生，也要李济深出面写封信给李宗仁、白崇禧，推荐他和宣侠父。冯玉祥很痛快地答应了。

        1934年秋初，谢和赓回到了广西，先在桂林老家探亲小住，然后来到省会南宁。他遵从北方党的同志再三叮嘱的指示，绝不向任何人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只和党组织单线联系，绝对不与广西地方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他深知自己执行的是绝密的任务，必须事事谨慎小心。在漫长的旅途上，他的心绪确是难以平静，就是在桂林探亲那几天，他也经常独自一人跑到漓江岸边在盘桓思索，心情未免有点沉重：在北平读大学时参加地下斗争也好，在察绥抗日同盟军也好，都有党组织在身边，使他心里觉得温暖与踏实；从今后自己要孤军作战，稍有不慎，便会泄露党的机密，自己付出生命作代价是小事，党交给的有关抗日救国的重大使命不能完成，才是大事。怎么样才能接近至李宗仁、白崇禧身边？怎么样才能完成这个绝密而又十分艰辛、极其危险的任务呢？二哥谢铁民，是我们党的骨干力量，曾经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被组织派回广西后，积极进行革命工作，自己就是在二哥的影响下向往革命、参加革命的。二哥在四·一二事变中被桂系头目杀害了；如今他回来了，接受的任务更加艰巨，他相信凡是有一点爱国心的人都是愿意抗战的，因而他也充满了自信。

        

谢和赓

        谢和赓凭着冯玉祥亲笔写给李、白收阅的介绍信，在南宁很快就见到了白崇禧。白崇禧一边阅信，一边说：“欢迎。欢迎。宣古渔（宣侠父，字古渔）是黄埔一期学生，你又是我的老乡。好呀！你知道么，我和总司令已经接到李任公（李济深，字任潮）写来的介绍信。任公称赞你是很难得的广西籍优秀大学生，又曾跟随冯玉祥、吉鸿昌两将军到抗日前线效力。我很赞同任公信中所引用古人的话，‘楚材楚用’。你是我们八桂子弟，我们一定让你在建设故乡的事业中发挥才干。”

        谢和赓则表示感谢诸公的厚爱和信任，一定在家乡任劳任怨，贡献力量。他原来从没有见过李济深，而李济深这样一个资深长者对他这么一个陌生青年，竟那样及时而又亲切地介绍，使他感触颇深，对李济深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白崇禧对谢和赓初次印象还不错，嘱咐他先住下，过几天再介绍他见李宗仁、黄旭初，还说：“我和他们都还想专门听你介绍一下冯将军、吉将军在察哈尔绥远打日本的情况。”

        谢和赓心智机敏，到南宁后他没有单靠名人举荐而坐等工作安排。来南宁住下不久，他很快就大致了解了广西政局的概况：李、白、黄在贫瘠的广西打着“倒蒋救国”的口号，对蒋介石闹独立，为此很需要实力，提出了“建设广西，振兴中华”的口号，也急于使广西的经济能有一个较快的发展。他想到自己在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求学时打下了基础，他须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几件实事，才能凭实力在李、白、黄身边站稳脚跟。他在先后会见白崇禧、李宗仁的短时间内，不是跑图书馆，就是埋头在住房里写作。他将在北平读大学的笔记与在图书馆搜集的资料，迅速地撰写了一本专著《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并让白崇禧的内弟马仲孚和他一起署名“合著”，还请了白崇禧的高级参谋刘斐写序，让当书法家的父亲谢顺慈题写书名，并在书稿写成后先请当过白崇禧老师的李任仁校阅，李任仁又是谢和赓读中学时的校长，还得到李宗仁的亲信广西财政厅长黄子敬的支持。此书顺利出版，打响了头炮。同时，谢和赓又自己连写了《论美国倾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谈广西对外贸易》等一系列的经济论文。他并将所发表的这些作品都分别呈给李、白、黄指正。这些实事的确引起了李、白、黄的重视。李、白、黄三人，都分别召见他两次。有一次，李、白、黄三人和四集团军参谋长叶琪一起听他介绍察哈尔抗战失败的经过。年仅23岁的谢和赓，给桂系的首脑人物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

        谢和赓来到南宁一个来月以后，即被广西省政府派任为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当工商局取消并入建设厅时，担任该厅工商科一等科员。

        1935年冬，也就是谢和赓来南宁四个月后，得到了特别颁发的四集团军总部的“特别通行证”。该证是少将以上的军官才给以颁发的；持此证可不需守岗士兵通报直接进入总部大院最后一栋楼——即李宗仁、白崇禧两位老总的住处和办公的地方。

        宣侠父也在这段时期来到南宁。谢和赓和宣侠父平时不会面。有必要见面时，他俩约好晚上到洋关码头附近的临江公园散步。宣侠父告诉谢和赓，李、白经常派他出省去联络。谢和赓严守纪律，不该问的事从不向宣侠父打听。在公园里万一碰见熟人，也能巧言掩饰：只是两位曾经在察哈尔前线共同抗日的战友互叙友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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