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9月，南宁）
清澈如练的邕江从西向东在南宁城的南边穿流而过，在城东边朝东北方向拐了一个大弯，被称为母猪湾。母猪湾北岸有一条河堤路，现在几乎空旷闲置而行人零落车马稀了。河堤下，几条青石板砌的码头，轮廓依在，却已杂草丛生，苔藓满石。码头伸至江边的断石上，只见一两个老者闲坐垂钓。谁想得到，这一带，却是半个多世纪前南宁城最为喧闹繁华之处，洋关码头、海关、公园、省府、教堂等都在这附近。那时，还没有湘桂铁路，乘汽车北上十分艰辛。从外埠到南宁，主要靠水路。从北平、天津来南宁，要乘海轮经上海，到香港或广州，再转内河火轮经梧州，才能抵达。
1936年7月下旬的一天，经梧州来的班轮驶过母猪湾时拉响了一声长笛，南宁在望了。船上的旅客们纷纷动作起来，在作上岸的准备。在船头几个已经收拾好的旅客当中，有一个商人打扮的男子，精干的身材，广东人的模样，脚边放着一只皮箱。他两眼定定地盯望着城市，外表似乎十分冷静平和，内心却像被船头破开的江面一样，翻腾起浪花。中山路，洋关码头，海关的高楼……他又来到了南宁，这个他熟悉而又感到亲切的城市。五年前，他从广东来到这儿，跟张云逸、邓小平参加兵运工作，创建了红七军，并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干过一场。怎么能想到，五年后，他又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特殊使命，来到南宁，代表红军进行联络，对当年围剿红七军的死对头李宗仁、白崇禧进行抗日的统战工作？！
一个多月前，也就是1936年6月初，他在陕北听到华南发生“两广事变”，即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并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但具体详情，却不得而知。那时，他跟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瓦窑堡还不久，组织上分配他在红军大学政治部工作。政治部主任是杨尚昆，副主任是莫文骅，他担任政治部组织科长。他就是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云广英同志。
6月下旬的一天，红军管对外联络的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来找云广英谈话。李克农同志说：“‘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央认为这无疑是国民党内部分裂的表现，其真相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地方势力派的矛盾，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促进抗日斗争运动的发展，这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中央准备派你出去，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你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冬你又到广西右江参加红七军，你对两广地方情况比较熟悉。我认为你出去活动，是合适的。你的意见怎么样？”云广英服从党的决定，但是他说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希望多多给予指示。党中央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中央首长们经过专题研究，还一起接见了云广英。那天，云广英被请到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叶剑英、张闻天等同志均在座。周恩来同志对当时的形势作了分析，明确指出他南下的工作任务。最后又指示他说：“你到南方后，在香港或广州、南宁地区时，如遇到宣侠父先生，你可以同他谈工作问题，也请他介绍当地情况。他会帮助你工作的。”当离开中央办公厅时，毛主席还握着他的手送他：“你这次出去工作很好！”明确了任务后，李克农还具体给云广英指示到两广后与中央联系的办法，约定了电报的密码、呼号和波长等，并嘱咐要发出电报时，先译成密码，然后托两广电台代发。准备工作做好后，中央另派白坚同志陪同云广英到天津。于是，他们离开瓦窑堡，由张学良部队的王副官带着乘军用车通过东北军的驻地肤施（后称延安）到西安。在西安住在西北军政治部负责人申伯纯先生的秘密接待室里。他和白坚在西安买了一些化装用的服装用具，化装准备好后，就乘火车往天津。在天津，北方党的王世英同志告诉他，事变后，广东陈济棠部队中的军长余汉谋已投靠蒋介石，陈济棠已逃离广州去香港，并说：“你去广州已无必要，就从香港转途去南宁找李宗仁好了。我们已与李宗仁在天津的代表机关商谈过了，由他们的秘密电台发报给李、白，通知你不久就要到南宁。还商谈好，你用的名字叫林秀先。”从此，云广英就一个人行动了。就在这前后，蒋介石调集各部大军，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沿西江进逼，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直指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大有李、白如不从命，即用军事解决之势。
形势逼人
那时南宁形势已经十分紧张，洋关码头上已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南宁只是一个不足十万人口的小城，来一个外地生人，很容易被人认出。云广英一上岸，就有几个桂系警察截住他进行严密的盘查，并指定他到某旅店住宿，便于管理。他到指定的旅店以林秀先的名字住下以后，稍事了解，才知道当局采取了严密措施，防止蒋介石派特务人员来桂活动，刺探情报，扰乱军心及收买干部。市面人心惶惶，军民确也愤激异常。李、白已将其训练有素的民团集中起来，把省防军由14个团扩编为44个团。箭上弦，刀出鞘，预备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一雌雄。
为尽快见到李宗仁，云广英当晚在灯下写好一封会见李宗仁的信，并将写好的信放在床席下面。晚上10点左右，就有两个警察来查房。警察进入他的住房后，询问姓名，从何处来。他回答后，两个警察又到处搜查，验查行李后，就翻凉席，发现了给李宗仁的信。警察半信半疑地上下打量他一遍，问：“这信是你写的么？”云广英说是，还对他们说：“我准备明天去找你们的李总司令，希望你们带我去好吗？”他俩相互交换了眼色，说：“总司令部离这里不远，你自己去好了。”说完后他们就走了。
第二天早餐后，云广英拿着给李宗仁的信，朝民生路的第四集团军总部走去。但离开旅店没多久，就发现有两个警察盯梢跟在后面走。他一笑置之。他到了总部的传达室，交出给李宗仁的信。不多久，有一个副官出来请他到李宗仁的办公厅。他进门时，身穿军服、脚穿黑长筒皮靴的李宗仁从厅中间伸手迎过来。李宗仁同云广英握手并微笑说：“我早已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得会面，很好！请坐，坐。”李宗仁接着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云广英对问候表示感谢，并对李宗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第一，我们党早就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政策。蒋介石对日寇不抵抗，对国内打内战，造成了今天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第三，我们主张组织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贼，才能解救中国。党中央这次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着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以促进我国全面抗战高潮的到来。”李宗仁在谈话中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表示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愿意与中国共产党互相配合，还嘱咐今后由王公度主任与林先生具体联系。
云广英走出总部回旅店，注意观察了一下，他的两个警察“尾巴”不再跟踪了。过了一天，宣侠父来看云广英，并告诉了“两广事变”的经过，还安排了云广英到宜园去见李济深先生。李济深先生早在1932年福建人民政府建立初期，同中国共产党就有了统战关系。李济深先生十分愿意同共产党和红军合作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对日寇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
不久，蒋军大兵逼近广西，南宁市面上有些混乱，有些商民逃离南宁。广西的纸币大跌价，不少人争先恐后用广西纸币去兑换港币。蒋介石派人来收买广西空军，有个别空军人员驾飞机跑了。8月中旬的一天，王公度来找“林先生”，说：“如何对付蒋介石大兵压境是我们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李总司令嘱我来找林先生商谈，请教林先生对此有什么意见？”
云广英思考了一下，回忆了周恩来对他所作的分析的嘱咐，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党的方针是“迫蒋抗日”；如果南方打起内战来，对团结抗日也是不利的。因此，他对王公度说：“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不过在谈判中，必须以迫蒋停止内战和一致抗日为前提，并立即把蒋军围攻广西的武装全部撤走，这是主要的条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供你们参考。我想和平解决后，继续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各方抗战力量团结起来，‘迫蒋抗日’也是可能的。请你把我个人意见转告你们李总司令。”王公度对他说过道谢就走了。
十多天后，也就是9月上旬，蒋方与广西当局经过和平谈判，“两广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南宁的社会秩序又逐渐安定下来。
9月中旬，云广英准备离开南宁转天津回陕北。这时，李济深先生托人捎来一封信，请云广英捎给毛主席。信的内容是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诚心拥护，愿意合作进行抗战救国，并提出今后在军事行动上同红军密切配合。云广英认为把此信藏在身上是不妥当的，万一途中被敌人查出来，就麻烦了。他熟读了几遍，将信背熟了，然后把它烧掉。准备到陕北后写出来呈给毛主席。
一声汽笛长鸣，火轮驶离洋关码头，顺流东下。秋风从江面吹来，使伫立船头的云广英感到惬意。他肩负中央的特殊使命来到南宁。如今，一触即会爆发内战的“两广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了，使他心头也感到轻松。他回头望了望渐渐逝去的南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多日以后，云广英到达西安，见到了正在西安的叶剑英同志。他详细地把去广西统战的经过作了汇报，又将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全文忆写出来呈给叶剑英，并请转呈毛主席。叶剑英笑着说：“你的记忆力很好，这信由我转呈给毛主席好了。”
重新任职
“两广事变”平息后，当年9月16日，李宗仁身着戎装在南宁宣誓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新职——广西绥靖主任。
这时，已飞抵广州的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见面。白崇禧的好友张安璠闻讯即从上海往南宁给白崇禧来电云：“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暗指蒋介石反复无常，提醒白崇禧慎重考虑。白崇禧接电后，就踟蹰不前了。一天，白的夫人马佩璋到李宗仁办公室，一入门就嚷道：“唉呀，李老总，这几天我都睡不好！”李宗仁诧异地问：“那为什么？”马佩璋几乎哭出来：“唉呀，老总，你还不知道，蒋光头发表谈话要健生到广州去见他呀！他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的心而今七上八下，还能睡得着觉？”
李宗仁觉得，白崇禧既不能去，至少他应代其一行，就说：“好吧，我替他去见老蒋吧！”
李宗仁与程潜、黄绍竑、黄旭初一行人，于9月17日从南宁麻村机场起飞而往广州。李宗仁望着机翼下丘陵起伏，邕江蜿蜒东去。他想着“两广事变”这一风潮终归平息下去了，这些日子的往事犹历历在目，使他心潮难平。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李宗仁、陈济棠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通电指责南京政府不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南京当局却说十九路军将领竟以个人虚荣心理迎接战争。两广不仅在抗日问题分歧明显，并且在军事和财经上也完全保持割据状态。从此，两广一直利用胡汉民的声望，以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相对峙。李宗仁和白崇禧还认为，蒋介石外有日本侵略，内有江西红军存在，使其穷于应付，无法对两广用兵。李宗仁认为正好利用这个宝贵时机，据地自强。他为了巩固两广团结，长期住粤，以加强与胡汉民、陈济棠之间的联系。广西内部则苦心孤诣，励精图治。两广因而相对稳定了数年。1934年，江西中央红军北上。1936年5月12日，患有高血压的胡汉民因下围棋用脑过度，突患脑溢血，在广州逝世。两广突然失去这么一个中心人物，局面随之生变。蒋介石想借机解决两广，打算先对广西用兵，拉广东稳住不动。陈济棠以为，粤桂相依为命，蒋如得了广西，广东安能幸免？两广磋商多次，陈济棠提出，与其坐以待毙，让中央各个击破，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以北上抗日为名，举兵反蒋。李、白主张慎重，陈济棠坚持要求采取积极行动。至此，李、白也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与陈济棠共同行动，用“抗日”这个旗号反蒋。6月1日，白崇禧在广西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中正式宣布抗日救国。这就是所谓“六·一运动”也即“两广事变”的由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在举行联席会议后遂于6月2日发出通电，请南京中央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同时，粤桂部队即向湖南出动。
蒋介石对日妥协，引起全国指责，民怨甚大，因此时“两广事变”不敢下令讨伐，也不甘心任其自流。蒋介石就采用分化瓦解的办法，导致7月上旬，广东空军数十架飞机叛逃飞往南京；接着余汉谋军长叛变投蒋。陈济棠面临众叛亲离、四分五裂的局面，7月18日，只好登上英国军舰离广州去香港。
李宗仁还想到，陈济棠太迷信也是促使其坚持妄动的缘故之一。陈济棠最敬佩的谋士便是其大哥陈维周，对其言听计从。陈维周粗通翰墨，人亦精敏，信奉阴阳卜算之术。据说某次陈维周前往花县洪秀全的故乡，发现洪秀全的祖坟正葬在“活龙口”上。陈维周为之卜算推断，这祖坟可惜葬高了，如下移数十尺，便正在“龙穴”上，秀全就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拥半壁河山了。陈维周喜上心头，便威胁利诱并施，要洪姓子孙将墓地卖与他。人家迫不得已，只好应允。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遗骸迁往该处葬在“龙穴”正中，深信陈府不久便要出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了！在陈济棠发动请缨北上抗日之前，陈维周曾约了一位大名鼎鼎的卦仙卜了一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更使陈氏兄弟蠢蠢而动。李、白考虑到两广已有协议在先，只好被其卷入而共同行动了。
飞机因气流而颠簸，打断了李宗仁的思绪，他伸手束紧了机座上的安全带，又靠在椅座上回忆着这次事变——
陈济棠去年7月18日逃去香港的当天，李宗仁自己也包乘了一架民航机径飞南宁。登机之后，他才感觉到匆忙之中，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已经溃乱，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动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他想到这里，顿觉毛骨悚然，还伸手摸了摸腰间的手枪，并默察飞行航线，要是有人真的图谋劫持，他将掏出手枪令其改航。他透过舷窗望见飞机沿西江而上，才放下心来。
他回到南宁不久，便闻蒋介石数十万大军包围进逼广西，欲以武力解决广西问题。当时形势十分紧张，他和白崇禧商量，请李济深先生从梧州到南宁来商量防御蒋介石进攻的策略问题。他们连日开会。李济深提出：“广西独自反蒋抗日，势单力薄，有可能重蹈‘福建事变’的覆辙。如今除了加紧联络各省支持外，应该派人去陕北联络红军，争取得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声援和策应。”大家表示赞同。于是，当即给毛泽东修书一封，署上他们三人的字号“任潮、德邻、健生”，派钱寿康携带信件及草拟的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前往陕北。
此时，诸多反蒋抗日爱国人士纷纷云集南宁，除了李济深外，还有十九路军的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也从越南来到南宁。连几次刺杀蒋介石未遂而被通缉的“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也从梧州隐居地跑来南宁助兴。蔡廷锴把他的十九路军干部人员集中起来，由翁照垣编成一个师参加广西抗日反蒋，在广东南路地区活动。当时，剑拔弩张，和战未决，内战一触即发。李宗仁深知事关重大，也慎重地广泛听取意见。在桂系高级干部中，主和的只有高级参谋刘斐。在十分强烈的主战议论声中，代表抗日救国会从上海来南宁联络的杨东莼先生提出的“和蒋抗日”的意见，颇得他所赞赏。杨东莼曾经诚恳地说：“桂军两个军的部队加上民团，顶多十万兵力，能否与蒋介石数十万大军抗衡？真正打起来，当然免不了是一场内战；而扩大内战是否有利于日本侵略中国？再说，老蒋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有消息说，冯玉祥要自南京上庐山，向老蒋进言，劝其毋斫丧国家元气而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我觉得还是和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为好。”
李宗仁也十分欣赏王公度转达的中共代表林秀先的意见：以和平谈判的办法来解决为上策，在谈判中以逼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前提。于是，他和白崇禧决定，让刘斐通过程潜的关系，以私人资格，出面斡旋。刘斐飞去广州，在蒋介石面前力陈对广西用兵于蒋十分不利，如今国人皆关心抗日，蒋若对广西用兵，兵怨必定更大，况且仗打起来了，旷日持久不决，别的西北、华北问题接踵而来，蒋将焦头烂额，难以收拾局面。蒋介石终于作了让步，表示：只要地方服从中央，蒋就准备抗日。
9月2日，居正、程潜、朱培德由广州飞来南宁，带来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并一致表示渴望和议成功。程潜还说：“如和得成，要我磕八个响头，我都愿意。”
李宗仁经与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王公度等再三讨论，觉得广西独立支撑，财政断难持久，如果蒋答应抗日，而且又维持广西现状，应以和为上策，终于同意服从南京中央，接受了和议。并于4日下午送走居正等三人飞回广州复命。4日晚，在总部大院里，李宗仁至夜深也未能入睡，想起在这场风波中，杨东莼和中共派来的林秀先这两个人，头脑冷静，所言极是，料事如神。他当晚召王公度来问：“林秀先是共产党里什么样的人物？”王公度掌管的桂系情报系统尽管工作也算出色，在天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都有得力的秘密机构，却搞不清这个“林秀先”在中共里是什么角色。王公度只好敷衍答道：“大约是中共中央的核心得力干部用的化名。我们准备进一步查实。”
李宗仁对于杨东莼，是有印象的。1931年夏天，广西办起高等学校广西师专，当时广西教育厅长李任仁聘请了著名教育家杨东莼来担任师专校长，并由杨先生邀请了薛暮桥、夏征农等一批左派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当时广西师专办得十分红火，宣传民主思想，实行科学教育，学风端正，思想活跃，在全国颇有影响。广西师专还成为除苏区外，当时国内独一无二可以公开讲授马列主义的高等学校。桂系中的顽固派对此十分仇恨，攻击咒骂该校“想赤化广西，引进共产党”，并到白崇禧处告状。1934年的一天，白崇禧突然到师专视察，在列队欢迎的老师中认出了化名为朱笃一的朱克靖先生。朱先生是中共党员，大革命时期曾任北伐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参加过中共的南昌起义等，现在师专担任训育主任。白崇禧大为恼火。李宗仁认为不宜扣押他们，同意将杨东莼、朱克靖等一一“礼送出境”。这次“六·一运动”，杨东莼是代表沈钧儒先生的抗日救国会来广西的。李宗仁十分赞赏杨东莼对“六·一运动”的观点。在广西师专那次事件过去以后，他也曾了解到，杨东莼校长在师专并没有任何秘密活动，只是允许学生自由研究罢了。
于是，他也问王公度：“杨东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王公度答道：“师专事件后，我曾布置作过调查，杨先生曾经是一个著名的共产党员。据说，在我们四·一二清党之后，曾经脱离了共产党。现在据上海方面的情报，他还有共产党的背景。”
李宗仁喟然叹道：“我们广西要是多有几个杨东莼那样有头脑的人才就好了！”
李宗仁飞抵广州，住在东山的继园里。原打算第二天去黄埔会见蒋介石。可是，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已驱车到继园来看李宗仁。继园是陈济棠大哥陈维周的公馆。当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跨进继园客厅门时，李宗仁迎了出来，望着他所熟悉的这张戴假牙的脸相；他突地想起了不久前陈济棠所说其大哥陈维周替蒋介石“看相”之事。说是这年5月14日，维周奉其弟之命，去南京拜见蒋委员长，给维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为蒋看相的机会。维周回粤后说，从相上看，蒋先生断难过民国二十五年（也即1936年）这一关。说也奇怪，蒋介石的命相倒是给陈维周看中了。当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几乎使蒋介石丧了命。不过其事的发生，是应在张学良、杨虎城身上，而不是陈济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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