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放走蒋介石通缉的邹韬奋

        （1941年春—1944年春，桂林）

        李济深拿报纸的手都在打颤。那是林秘书为他剪辑出来的有关所谓皖南新四军“叛变”的中央社消息和报道。有桂林出版的广西日报和扫荡报等，还有重庆的中央日报，都在头版头条刊载这类新闻。救亡日报开了“天窗”，拒登中央社的消息，以示抗议。血，直往他脑门上冲。这个谣言，也造得太蹩脚、太无耻了！新四军怎么会叛变？！叶挺军长怎么会叛变？！他太了解叶挺了。北伐的时候，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叶挺就是他的部下，在第四军担任独立团团长。叶挺打仗勇猛，贺胜桥与汀泗桥战役打出了威风，获得了铁军的称号。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他素以儒将著称，此时也制不了怒。端上来的早点他碰都没有碰。他沉默了良久，才叹了一句：

        “中国就会要断送在他们手里！”

        林秘书进屋来，提醒他：“主任，早点要凉了。”

        他却嘱咐秘书：“你随时为我整理这方面的材料。有希夷（叶挺的字）的消息，随时告诉我。他们把他俘虏了，什么事都会做得出来的。独夫不怕千夫指呵！”

        林秘书建议说：“你何不给姓蒋的写封信？”

        他想了想，说：“以前我给他写过多封信，他听得进么？根本当你刮耳边风。你倒是立即给我拟两封电报，一封给陈诚，陈诚和希夷曾是一个师的袍泽，请他对叶的安全关注。再一封给顾祝同，说既然叶挺因伤被俘，我准备派一个医生去为他治伤。”

        皖南事变，使他对蒋介石的面目及为人，认识得更加清楚，也给他带来悲愤和痛苦。他十分后悔，后悔在十多年前没有识穿蒋介石，而赞同了蒋介石四·一二清党的主张，促成了国共的分裂。蒋桂战争，特别是日本人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对蒋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参加了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也支持了两广反蒋的六一运动。他倾向民主，反对独裁，广交民主党派，力求进步。他团结了一批反蒋爱国人士在香港组织民族革命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因为香港政府所不容，就回到广西梧州老家来住。刺杀过蒋介石、汪精卫的反蒋义士王亚樵，也受到他掩护，藏在梧州。因事不机密，警惕性不高，致使王亚樵在梧州被戴笠利用叛徒所暗杀。西安事变，他积极支持张学良。他不主张放蒋介石，但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成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组织统一战线，立即对日宣战。七七事变后，他和冯玉祥上庐山找蒋介石面谈，对蒋严峻地表示：如果蒋不立即对日抗战，他与冯下山之后，便以政治家的地位，与蒋相对峙；如果蒋实行抗战，他们两人便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因而抗战军兴之后，他和蒋介石敌对八年之久的局面结束而有一定的谅解。他应蒋之邀请，到了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南京沦陷后，他随着到了武昌。他介绍了很多朋友当参政员，蒋介石还是不放手，怕民众运动。蒋介石让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其他重要职位，蒋也是让主和派的亲日分子担任。他十分不满，住在东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提出自己的主张：现在举国抗战，而蒋所重用的人如汪精卫、何应钦等都是不主张抗战的，这样搞不好抗战；他提出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的两大主张，并主张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等主张抗战的人士，不论党派，都让其参加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如果从个人喜怒好恶决定国家大计，抗战是无胜利把握的。蒋介石收到他的信后，请他去吃了一顿饭，只说他写的信已经收到了，毫无表示，使他十分愤慨。不久陈诚来东湖看他。他对陈诚说：“辞修兄，蒋先生对你十分信任，你要劝劝蒋先生：一不要怕共产党，二不要怕民众；抗战前途才有希望。”他意识到，为了抗战前途，要打破蒋介石包办独裁的局面，单靠个人写信建议是不行的，必须策动各方面的力量而向蒋介石施加压力才有办法。于是，他在衡阳、桂林等地广为联络，积极活动。这时，蒋介石、吴稚晖打电报给他，称中央拟设一政治局，请他出面主持。陈诚还突然奉蒋之命飞来桂林，将他拉去重庆。他到了重庆才知道不是成立政治局，而是要组织党政委员会。他说可以负责，但要有条件：一是凡是主张抗日的，不分党派，都要用；二是凡是闹小宗派，党派成见深的人就不能用。蒋介石勉强答应，蒋作主任委员，他为副主任委员。当时，周恩来、高崇民、张友渔、梅龚彬、刘一峰等都在党政委员会内。蒋介石害怕党政委员会权力大，让它受行政院牵制，因而不能起多大的作用。他在重庆觉得党政委员会是个空壳子。蒋介石还不放心，怕他以党政委员会来反蒋，就派了心腹人物李宗黄、晏道刚在里面管党务和军事。蒋还利用特务手段对他进行秘密监视，使他觉得在重庆既起不了什么作用，又不大自由。蒋介石对他很不放心，在1940年春，调程潜来接替他管党政委员会，当时撤销白崇禧的桂林行营后，设立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派他去担任办公厅主任，他觉得离开重庆去桂林，实在是得其所哉。

        对他回桂林，蒋介石仍然不放心，派了蒋最亲信的特务头子之一林蔚来办公厅当副主任，其用意十分明显，是对他进行监视和限制。他对林抱一种很冷淡的态度，重要的文电，很少交林批阅。林每日在厅里午餐，由原行营遗下的一个小厨房为其开伙食，报公账。他认为是浪费不合理，命撤销小厨房。林无可奈何，只好回家去吃饭。不久，林就自动要求蒋将其调走了。桂林办公厅辖三、四、七、九战区，指导桂、粤、湘、赣、闽、浙、苏、皖八省，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事实上只是承转机关，在军政方面，他没法有所作为，没法做一些较大的事情。因而他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事事感到掣肘，虽尽力但不能常常顺心。他在不能有所为而感到苦恼时，总是沉郁地说：“我们只能消极地革命呵。”

        可是他在桂林，维护了进步力量，掩护了不少民主人士。对于一些压榨老百姓勒索钱财等的不法官兵，他叫军法处认真检查，有的他还提来亲自审处。冯玉祥在桂林办的三户书店，他极力掩护，通知有关方面不能去搜查。陶行知的育才学校办在桂林，蒋介石特务想去捣乱，他反对并亲自驱车前去斥骂特务。宋庆龄和海外进步华侨陈嘉庚等募集了医药、器材帮助八路军。但到桂林之后，需有办公厅的批文，才能有车辆运往陕北。办公厅内的蒋帮分子，总在呈文到传达室便扣压，不给他过目；后来由夏衍与林秘书商量，来文直接由夏衍交给林秘书，呈给他及时批阅后，转给夏衍。以后这些送批工作，专门由救亡日报记者陈子秋担任。这种情况，以后还是被军统特务知道了，对林秘书也盯得很紧。有一次，广西大学引起学潮，学生被捕的有二十余人，其中有中共党员。李济深获悉后，派林秘书去见省主席黄旭初。他在保定陆军大学担任教官时，黄旭初是他的学生，师生间感情甚好。秘书问：“见到旭初讲些什么？”他说：“你只说一句话，讲：我以前也捕过学生，至今耿耿于怀。”林秘书与黄是世交，黄没有在客厅见李的秘书，延请在办公室里相见。黄正在批阅公文一批毕，问来意。林秘书只把李的话照背出来。黄旭初听了，睁大眼睛问：“还有什么？”秘书说：“只有这句话。”说罢便告退了。下午，秘书回厅向他汇报时，他说：“旭初已经来过电话，学生放了。”

        

怨言

        皖南事变以后，各地传来国共摩擦日益加剧的动态，一些进步人士及中共党员被捕被关，使他忧心忡忡。桂林怎么样啦？一天，他乘了小卧车到街头察看。昔日抗日救亡文化活动高涨的十字街广场一带，如今一片肃杀气氛。抗战歌声几乎消失了，使人热血沸腾的街头演出与演讲也不见踪影，在被称为文化街的桂西路一带，在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门口，在往日读者潮涌的生活书店门口，徘徊着好些不三不四的人物，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正中书局、国防书店等右翼书店门前正可罗雀，既无特务，也无顾客。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门口，更是明目张胆地云集着大批特务，有的公开将手枪插在身上，在拐角处还停放着一辆军统牌号的吉普。连行人路过这一带也脸露恐惧地加快了步子。他陡然想起了1927年清党，那时他太糊涂，跟蒋介石一起抓了人、杀了人，至今想起就痛心。现在的气氛跟当时何其相似呵。李宗仁、白崇禧是不是也像当年一样，充当急先锋？黄旭初是不是也像当年一样，大开杀戒？他想到此，心不由得栗然一缩。他又想起被俘的叶挺，已经好些天了，不知性命如何？十多年前国共分裂，叶挺、贺龙跑到南昌举行八一起义，他曾派部下陈济棠、钱大钧去打叶挺。现在他却要搭救叶挺。

        他驱车回到公馆，进屋见到林秘书便问：

        “叶挺有消息么？”

        “有消息说还囚在顾祝同那里。”秘书说。

        “医生上路了么？”他又问。

        “我送他上火车的。”林秘书犹豫了片刻，又说，“那个医生派头十足，衣冠楚楚，洋味太重，能为希夷治伤么？”

        他瞥了林秘书一眼，那是信得过的朋友推荐的十分可靠的医生，据说是个中共地下党员。他只是笑了笑，说：“我当然不会找个草包给希夷治伤。”

        林秘书给他递上几份急件和剪报，说：“任公，邹韬奋先生来求助。”

        “哦，他来桂林了？”他有点惊异，眉毛扬了起来，“蒋介石指名要抓他。刚才我去看他开的生活书店，门口尽是特务。风声很紧。”

        林秘书说：“他刚从重庆逃到桂林，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托人捎话来希望任公帮助他逃去香港避风。”

        他说：“你马上以我的名义给邹先生买一张近日飞香港的机票，送他离开。我们办公厅不是每天都掌握几张飞香港的航班座位么，你将它们控制在手里。现在形势险恶，民主党派人士要走的，我们都尽量安排，能买机票的买机票，要开路条的就开路条。”

        林秘书应了一声，悄声告诉他：“任公，蒋介石指名要抓夏衍，白崇禧下的捕人命令，黄旭初则为夏衍买了一张机票，已经飞往香港。”

        “哦，旭初这次也有所保留哟。”他淡然一笑。

        几个月后，也就是1941年7月的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济深叫林秘书当晚留下和他一起吃晚饭，不要回家。林秘书以为李济深晚饭要招待客人，但晚餐时并没有客人。林秘书感到有点神秘，却没有问。饭后，李济深才对林秘书说：“希夷到重庆经过桂林，现在押在厅里的特务营内。你先回房去看看书，等会我有事找你。”晚上10点钟左右，在办公厅机关内寄宿的人大都休息了，李济深这才写了一张条子，叫林秘书到特务营将叶挺接过来。

        叶挺进到屋里，李济深站起身迎过来。两人定定地站着，默默凝视许久，才又相互抚着肩，好久没说一句话，其气氛真比热烈的拥抱还要庄严，还要沉痛。李济深扳着叶挺的肩转了半个圈，以便就着灯光端详叶的脸。那张英俊威武的脸怎么留着长长的头发、蓄着长长的胡子，确实像一个在押已久的囚犯。他动了感情，哑着声问：“希夷，你……为什么不刮胡子理发？”

        叶挺严肃地回答：“既然是囚犯，就得像个囚犯的样子。”

        他的声音有点酸涩和悲愤：“你受苦了……”

        叶挺说：“他们不恢复我的自由，我就不理发，不刮胡子。”

        林秘书退下后，让两人谈至夜深才将叶挺送回特务营。

        叶挺到重庆后，蒋介石和宋美龄出面接见叶挺。蒋介石说自己一向很看重叶将军，希望叶挺走正路跟蒋一起工作。叶挺要求蒋介石释放新四军全部被俘人员，表示自己宁愿以一死而为部下赎命。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好将叶挺又从重庆转到湖北恩施陈诚那里看押。陈诚出面担保，以叶挺为挂名湖北省高级参谋，住在省府所在地土桥坝。在省府里软禁，看戏、读报、散步、找人下棋，任其自由，但不能走出门岗监视。叶挺和陈诚都是保定军校同学，后来又一同在粤军工作。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想感化叶挺，说：“如一辆车开到一个死胡同里，不倒回来，怎么能开出去呢？”叶挺则表示：“希夷决不会开倒车的。”

        1943年，陈诚将调往滇缅边界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问叶挺：如果想带兵，便任集团军总司令，想清闲些，便任副司令长官，请叶考虑。叶挺对陈诚说：“辞修老弟，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有三条路可走：一，逃跑；二，自杀；”陈诚问：“第三条路呢？”叶挺答：“到桂林和任公一起住总可以吧。”可见叶挺与李济深感情甚深，对李济深甚为信任。叶挺由湖北恩施转押桂林，就是这样决定下来的。

        当年春夏间，叶挺给李济深发来电报，说由湖北回桂，请准备住处。李济深即交给副官梅文鼎一笔款子，在建干路买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准备让叶挺居住。

        叶挺来桂林住下后，获知李济深的经济情况并不好，就卖掉了建干路的房子，搬到离市区较远的观音山的简易平房居住。除了种菜以外，为了增加营养，还养了两头乳羊。

        1943年底，日军有进犯湘桂的动态，蒋介石要派一个高级参谋来桂林研究如何对待叶挺。有人建议让叶挺出走，转入五岭山脉，免遭杀害。周恩来得知后说：蒋介石是不敢公开杀害叶将军的，要叶将军不要走；走，会给蒋介石找到借口，反而不利。在四战区张发奎身边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委托胡希明先生将周恩来的话转告叶挺。事先约好在叠彩路北侧的李济深住处见面。那天是冬至，天刚亮，叶挺就离开了江东羊角山的竹篱笆屋子，走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叠彩路，八点钟从后门进入办公厅。李济深当时有病，住在内室，尚未起床。叶挺和胡希明在李济深的办公室见面。叶挺对胡希明说：“我把两条狗撇开了，独自一个人来的，算得了一下自由。”胡希明向叶挺转达了周恩来的话时，热泪禁不住从叶挺眼中夺眶而出。叶挺转到内室和李济深谈话。不久，电话铃响了。李济深接电话，生气地高声说：“为什么你要找我？你找叶高参好了。我不是他的听差！”原来特务在羊角山找不到叶挺的踪影了，急得四处打听。两人谈了一会，李济深穿衣同叶挺走到办公室来。他问叶挺：“你到哪里去？”叶挺答：“我走人走的路，我不怕狗咬。”叶挺便告辞，从大门口岸然而走。

        1944年日军准备大举进犯湘桂。4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叶挺全家都睡了，有人在后门外喊：“叶高参！你们的羊跑出来到山上去了。”叶挺穿上衣服出门去找，就再也不见回来。李济深得知后，十分生气，把当时负责西南六省的军统特务头子杨继荣找来，严令查出交出叶挺。第二天，杨继荣才向他报告，是根据蒋介石的手令，由宪兵第五团将叶挺送上飞机，已经转到贵州息烽去了。息烽监狱，是蒋介石囚禁要犯的地方。

        李济深叫林秘书上办公室来。他面向墙上的地图，将背对着林秘书，泪水潸然而下地说了一句话：“希夷走了。”

        

中共将白崇禧与何应钦等区别对待

        （1942年—1943年，重庆）

        白崇禧也应金山、郭沫若的邀请，到国泰大戏院来看新编历史剧《屈原》的演出。1942年4月上旬末的一天夜晚，他让刘仲容陪他来看戏。刘仲容已经看过两遍了，还觉得不过瘾，陪他来看是第三遍。刘仲容当然没有给他说心里话：这出戏使人们自皖南事变以来长期郁积在心底里的悲痛和愤恨终于得到了一次尽情宣泄的机会；而且，也没有告诉他周恩来对这出戏的评价：《屈原》的演出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逆流的有力回击。刘仲容只是对白崇禧说：“这个戏，不可不看。不看的话那就用得着广东粤语中的两个字‘失机’啦。”

        应该说，白崇禧来看《屈原》的演出，并非完全是受到刘仲容的怂恿，而主要因为有三层原因。其一，这出戏的演出，盛况空前，真正轰动了重庆山城。山城观众奔走相告，国泰大戏院门前排起了争相购票的长龙。许多群众半夜里就带着铺盖卷来等候买票。有的群众是从郊外沙坪坝走来的，还有从几十里外的北碚慕名而来的观众。剧场里，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溶成一片。一些远处来的观众，由于看完戏后已经夜深回不了家，就在剧场里坐到天亮，再走回家去。山城的报纸大都以醒目的标题报导及评论演出盛况，称为“剧坛上的一个奇迹”。这些天，白崇禧几乎到处听到人们在谈论《屈原》，连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也曾对白崇禧说：“想不到在重庆能看到如此精彩的戏，要不是还在打仗的话，我真想请他们去莫斯科大剧院去演出。”

        其二，他略知这出戏演出前后的风波。剧本是由郭沫若写的，得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据消息说，为筹划该剧演出，周恩来于最近常到天官府四号郭沫若公馆拜访。这部戏以屈原的遭受迫害和忧国忧民之情，传达出时代的愤怒、人民的愤怒，抨击了楚怀王的暴政逆行。想不到这部有影射蒋介石独裁统治之嫌的剧作竟然在国民党中央党报《中央日报》上连载。郭沫若接到了附有子弹头的恐吓信。发表这个剧本的是《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先生。据说蒋介石很恼火，命令宣传部长张道藩撤了孙伏园的职。蒋介石有的亲信说该剧“指桑骂槐、借古讽今，恶意攻击我们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把委员长比做楚怀王。”首演进行，舆论沸腾，迫得国民党高级文化官员张道藩、潘公展等都亲自出马，控制演出，控制舆论。

        其三，主演屈原的是著名演员金山。金山和王莹曾在武汉时到五战区慰问演出，庆祝台儿庄大捷，很受李宗仁和他器重。李宗仁和他委派和资助金山、王莹率剧团赴南洋演出，在海外募得三千万美元。金山送来请柬，他当然得来一睹金山演这出戏的风采。

        4月是重庆多雨的季节。山城的夜空，黑云翻滚，大雨倾盆。演出进入了剧中“雷电颂”的高潮。鼓声擂响，震天动地，交响乐传出了激昂的乐曲。戏院外竟也雷声滚滚。扮演三闾大夫屈原的金山在乐曲和雷雨声中，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你们风，你们雷，你们电，你们在这黑暗中咆哮着的，闪耀着的一切的一切……尽量发挥你们的力量吧。发泄出无边无际的怒火把这黑暗的宇宙，阴惨的宇宙，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顿时，这座抗战后才建起来、能容一千多观众的现代化剧场，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观众的情绪沸腾。掌声经久不息，与场内的交响乐曲、屋外的风雨雷电，交织在一起，冲击震撼在大家心头。大家都受到感染，都在用力鼓掌，连刘仲容也在鼓掌。刘仲容侧头望了白崇禧一眼，白崇禧也抬起手来，拍了几下巴掌。怪不得他这几天在重庆的上半城也好，下半城也好，听到一些青年们在喊：“爆炸了吧！爆炸了吧！”

        他当然看懂了这出戏。他知道蒋介石对这出戏十分尴尬，想禁也难，不禁又不甘休。老蒋做得出，终归会禁的。他尽量地勉强地鼓了掌，脸上禁不住有点发烧。抓了杀了人家的人嘛，这是人家组织的有力的反击。在新四军问题上，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中共方面严正抗议，将事变情况编印各种材料在国内外发表，民主党派、中间人士及国民党内不少人都对事变发生表示失望与难过。连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家喻户晓，就是蒋委员长也曾表扬过，此次反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避免人民的反对。连四川刘文辉、云南龙云等杂牌军和地方实力派中多数人也感到新四军的被解散即是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因而表现出恐慌并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他对蒋介石的为人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对桂系也是虎视已久，随时都想吃掉的。他从这场戏演出的轰动，感受蒋介石此举使其从来没有如现在那样受到内外责难，亦感受到中共从此次事变中反而获得了群众。连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都在重庆的公开演讲里，对国民党提出批评，说“中国应有自下而上的彻底的民主”、“必须改变腐败的政治机构”，还表示：如果内战扩大，抗战将不可能；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将很难给予援助。英国政府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苏联方面也对中华民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使日本人快心之事。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说得更直截了当：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使白崇禧头痛的是，新四军问题还在折腾时，日军便接着在河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日本陆相东条英机在2月20日的讲演中说：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能依赖国共纠纷，而是要依赖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中国事件。在新四军事件中，何应钦和他联名给朱德、项英、叶挺发电报，限令八路军、新四军要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因而一度被人们称之为制造皖南事变的反共“急先锋”。他感到有点委屈。这是蒋介石指定要干，他不能不干呀！他也曾担心过会对抗战不利。后来，李济深劝德公和他不要把事情做绝，让反蒋人士安全撤离桂林对广西有利无弊，他都接受了意见，采用了“好来好去”的做法。尽管蒋介石委任德公为“剿共”总司令，德公这次也还是采取保存实力的政策，没有将广西部队调出来“讨伐”新四军。他也注意到，在新四军事变问题上，中共在政治上的反击宣传中，就没有针对桂系。

        当晚，看戏归来，他处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状态之中。回到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的住所，他问刘仲容：“仲容，你在共产党那边朋友多，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琢磨许久了：中共的军委会就皖南新四军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列了要求惩办事变祸首名单，只提了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个人，而没有点德公和我的名字。你说，这是什么缘故？”

        刘仲容笑了：“这不是很简单的事么，明摆着的，说明人家共产党把德公和你，跟何应钦那伙人区别对待嘛。”

        他装作不解地问：“我跟何应钦一起向他们发了限令撤过黄河的电报呀，还下令撤销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刘仲容说：“可是，你在广西没有抓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还给他们有机会撤走。中共方面也知道，桂系的部队没有出动参与围剿新四军。他们知道，那些事是老头子叫你干的，不干没有办法。人家知道你和德公都是抗战的主战派。他们心中有数。”

        他问：“他们怎么会心中有数？”

        刘仲容又一笑，说：“你不是常派我到化龙桥和曾家岩五十号（都是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驻地）去活动么，我当然要为你和德公说话。”

        白崇禧听了十分高兴，觉得刘仲容没有辜负他的器重和信任。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一直有隔阂和矛盾。他十分清楚蒋介石为人面和而心狠，口是心非，手段毒辣，即使对国民党的一些文武大员，也严加监视与控制。所用手法极多，或者派出特务，以公开职务掩护打进对方公馆，或是用钱收买对方的亲信左右，甚至司机保姆厨师，充当耳目，随时向蒋介石特务机构通风报信。只要发现对方有不利于蒋介石的言行，就把对方干掉。对此，防不胜防。他十分伤脑筋，最怕蒋介石这一着。桂林行营结束，他被调到重庆之后，思来想去，看中了刘仲容。他认为刘仲容对蒋厌恶反蒋坚决，不会勾结蒋家特务来搞他，也不会将他出卖；同时，他知道刘仲容有共产党的朋友和关系，但刘本身不是共产党员，这使他可以放心，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刘仲容的渠道与共产党有点联系，以加强桂系的力量。这次在新四军问题上，他更觉得刘仲容对他甚有好处。他对刘仲容虽器重，却也有所防范，不让刘仲容看国民党机密文件，不让刘了解国民党及桂系内部更多的机密。

        刘仲容同中共的联络工作，一度被敏感的蒋介石特务所察觉。那是1943年的事。有一天，他从蒋介石的官邸开会回来，就问刘仲容：“这几天你跑了些什么地方？”刘仲容答：“中共办事处，这是奉你的命令去的。”白崇禧说：“今天开会时，老头子（指蒋介石）提到你，他问我：‘听说你身边有个叫刘仲容的，此人的言行怎么样？你有审查没有？’我就告诉他：‘他是我从桂林带来的，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越轨行为，对他我是可以负完全责任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是希望你以后行动谨慎点，在重庆到处都是蒋介石的特务，不小心就会惹麻烦。”

        白崇禧想了想，觉得刘仲容还是可靠的。他曾经考验过刘仲容，不给刘看的文件，刘不会想方设法找来看；不让刘知道的事，刘也不会刨根问底去打听。在桂林时，刘仲容多是陪他夫人马佩璋及一伙桂系军官夫人搓麻将、跳舞及游山玩水。马佩璋也曾在他面前称赞刘先生吃喝玩乐无一不精。到重庆后，刘仲容除了管家及串门联络，亦多是陪马佩璋等一伙夫人太太去看戏、跳舞和上馆子品尝川菜。据说，人家当面同刘开玩笑，说刘像个共产党。刘却认真地说自己不是共产党，而太太是共产党。两人之所以离婚，就因为刘的太太要刘加入共产党。他一直没有发现刘仲容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为了避免蒋介石点名的风头，他决定将刘仲容派去四川铜梁县汤家口温泉，为他充当监工，筹建私人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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