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重庆）
蒋介石以为他不敢来。他来了。
从四一二那年算起，十年内战加八年抗战，快20年了，他被当成“土匪”。他当“土匪”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逼上梁山。只在山野里出没，如今下山进城，不是宋江被招安，而是国共两党平等地谈判。他是为争取战后光明的前途而来的。
他来重庆，除了跟蒋介石谈判和处理党的日常工作，既没有去看有名的北温泉，也没有去游小峨眉缙云山。人家见他爱草书，就告诉他，北温泉临嘉陵江畔的一壁断崖上留着“第一泉”三个草书大字，字体圆润，造型遒劲，刻工精细，似出名家之手，有人说是出自苏东坡手笔，也有人称是张鹏翮所写。说得他颇为向往。他到底没有去看，他与外界隔绝十多年了，这番到重庆，该看的不是景，而是人。各方代表，故友新友，外国大使，社会名流，甚至工农百姓，他都要访要看。他不但会见了冯玉祥、柳亚子等一些赞成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还要去见陈立夫、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对他的这一做法，身边的同志想不通。像陈立夫、戴季陶这样的反共专家和顽固分子，我们平时都看作冤家对头，相顾眦裂，有什么好见的呢？他向大家解释说：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同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他还访问了桂系在重庆的代表人物白崇禧。白崇禧还在嘉陵新村李子坝八号的公馆里宴请他和周恩来，请了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作陪。他在席上看见了刘仲容，在席间他没有跟刘仲容说什么话，只是在握手时，特别紧地握了握刘仲容的手，表示一种亲近和暗示。
他很念旧，不忘老朋友。当晚回到红岩村，向周恩来和王炳南打听了刘仲容的近况。他特别嘱咐担任秘书工作的王炳南，要安排时间，请刘仲容到红岩村来见面。他在重庆的日子，晚上就住在郊区化龙桥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里。白天一早乘蒋介石派给他的专车到城里，在张治中腾让给他的桂园公馆里办公或是会见各方人士，晚上回到红岩村驻处，还要接见地下党的同志，从负责人到打入国民党党政军机关及在社会上有影响的党员。刘仲容被邀请到红岩村见面，当然是当作自己人。笔者1987年在北京访问王炳南时，王炳南用那带陕西口音的普通话说：“我跟刘仲容是有缘。西安事变时，我给杨虎城将军作副官，是我安排刘仲容去见周恩来，接着又安排他去延安见毛主席。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毛主席来重庆我给他当秘书，又是我安排刘仲容去见毛主席。”
见面谈话是从吃晚饭开始的。八路军办事处的那栋三层楼盖在红岩村的红土高坡上，要走一百多级台阶才上得来。他跟刘仲容握手说：“仲容先生，想不到吧，八年前你去延安看我，八年后，我来重庆看你，‘礼尚往来’。”
“主席很健康。”刘仲容高兴地说。
他笑了：“来这里每天‘锻炼’两次，走门口这一百多级台阶，气一点都不喘。你上来的时候喘不喘？”
“我也不喘。重庆到处都是台阶和陡坡，走惯了。”刘仲容说：“主席气色比八年前好多了！”
他吮了吮下唇说：“你来延安时，我们刚走了二万五千里，从保安搬出来，生活还很艰苦。现在欢迎你再去，我们已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那时候，蒋介石标了25万块大洋买我的脑壳；现在，我们两党对等地坐下来谈判。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谈得成，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也有朋友认为谈不成，因为蒋介石完全靠不住。”
“蒋介石是个不讲信义的人。我也认为谈不成。即使谈成了，达成了协议，他也不会遵守。”刘仲容说。
他说：“你是跟陈铭枢将军，跟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派，是认为谈不成的。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国共两党坐下来谈判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无法将我们吃掉，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说明历史进步了。”
“是的，经过八年抗战，人民的力量，进步的力量是比以前壮大多了。”刘仲容赞同地说。
他说：“上次在延安，我请你谈了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这次，我也请你谈谈对时局的看法。”
“蒋介石的谈判是假的。他哪里是要和平、要民主，他要的是时间将军队从大西南调出去占领地盘。他决不会停止内战的。只要他们都准备好了，等不到您回延安就会发动进攻。”
他从容不迫地说：“这个，我们不怕。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蒋介石在战场上也不会得到。我觉得我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几天，蒋军在华北进逼张家口，就被我军击退了。现在蒋介石搞假谈判，也喊起‘民主’来了。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既要搞假谈判，演要民主的假戏；我们的方针就针锋相对，给他来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愉快的谈话
刘仲容从他的话中悟出来了，兴奋地说：“给您一说，这场戏确是挺有看头的。”
他也越谈兴致越高：“共产党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时候起，已同他斗争了18年。积18年之经验，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与本质。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重庆谈判之所以能够实现，不是因为他蒋介石良知未泯，喜欢和平，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主要有三大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正是这三个因素，特别是人民力量的强大，使蒋介石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的主观愿望，遇到困难；不得不暂时改变策略；而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故意装出要和平的样子。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谈判，就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蒋介石就会发动内战，而将责任推在我们头上。只要看透蒋介石的诡计，为什么不可以谈呢？我们在争取和平、民主和团结的谈判过程可以揭穿蒋介石的真正面目，粉碎他们污蔑共产党的谣言。这就使我们的进步朋友以至一部分处于中间的朋友，在复杂的斗争中提高了认识。”
刘仲容在他的面前，觉得无拘无束，因而将自己十分担心的问题也向他倾吐出来：“主席，我在国民党营垒里工作，所见所闻，使我觉得内战不可避免，即使谈判达成了协议，蒋介石也会撕毁。我是不能不为此担心。”
他哈哈笑了笑，风趣而乐观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有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他望着刘仲容，脸上荡漾出鼓励的微笑，“国民党内部进步的力量也在增强和发展，你们组织的‘小民革’就干得很好嘛。在目前反动派还很强大的情况下，更应该钻进臭壳子（指国民党）里去，去抵制和抵消反动力量，不要怕别人说你们是国民党，不要怕臭。孙悟空也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造反嘛！”他说着还伸出右掌往前划了一个弧，显得饶有风趣。
刘仲容乐呵呵地捧腹而笑，在笑声中更觉得受到鼓舞、得到启示。刘仲容还向他谈到，国民党里许多人，包括不少上层人士都很想知道谈判的情况。可是，中央日报奉蒋介石的命令，企图尽量缩小重庆谈判的影响，把报导的篇幅每次都压在几十个字的新闻稿内，还插进简要新闻的版面里去，搞得他们自己很被动。中央日报都卖不掉，而每天详细报导谈判活动的新华日报等报纸，天天都不够销，印数剧增。
他谈笑自若颇有感触地说：“真理是封锁不住的！人心是封锁不住的！我这次在重庆，有两次跟群众见面，使我体会很深。那天在中苏友协看展览，还下着雨，群众听说后都围挤了过来，人山人海，水泄不通，都表示关心国共谈判，寄希望于我们。今天我去中央大学看一位当教授的老同学，学生们知道了，霎时间围了过来，越聚越多，还给我们自动让路，热烈鼓掌，请我给他们讲话。这是蒋介石当校长的中央大学呵。大后方的人民都希望和平、需要民主，热烈地支持我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中央日报怎么封锁得住？！蒋介石在谈判中提出‘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幻想借此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有的人也叫喊‘不要另起炉灶’。‘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造饭。蒋介石近日对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我改天将当面答复他，现在打，我实打不过你，但我可以对日寇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乡村包围城市，莫看我们只有几十万条破枪，试看鹿死谁手？！”
毛泽东一席话豪情在胸，高屋建瓴，风趣横溢，听得刘仲容深受感染。他这时话题一转，问起白崇禧和桂系的近况来。
刘仲容说：“前些天日本人宣布投降时，白崇禧亲自给蒋介石写了一份建议，提议延期接受日军投降。他认为，国军现在局促在西南一隅，而河汉江淮地区则在共军控制之下，由于时空限制，国军调动接收华北自非易事。”
他插话说：“白健生没说错，蒋军现在还在山里头，八路军已经在城门口了。哈！”
刘仲容说：“因而他向蒋建议推迟接受日军投降的期限，以为国军赢得时间。蒋介石并不采纳他的建议，只派何应钦负责受降事宜，使白甚为不快。加上李宗仁这两年也被明升暗降，从老河口五战区调到形同虚设的汉中行营，整日无所事事。李白两人都被冷落，近来，常有要回广西老家的言论。”
他微微一笑：“依我看，蒋介石是不会放虎归山的。近来，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文辉就够他头痛的。”
刘仲容表示，听了毛泽东的谈话，他将更有信心利用白崇禧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工作，同共产党保持联系，为和平、民主和进步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刘仲容告辞了，与毛泽东握别走出八路军办事处站在台阶高处，不觉夜已过半，夜色如漆，繁星满天。这是个罕世的伟人，自己为他的思想与魅力所倾倒；在他每次妙语连珠、风趣横生的谈话中，都在自己胸膛里不知不觉地点燃起一把越烧越旺的心火。
尽管秋夜凉如水，刘仲容却觉得身上热烘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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