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要用陈仪的头镇压人心，谁劝都挡不住。汤恩伯只好在家设灵堂祭奠。

        （台北市，1950年6月18日）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八日这天，闲居在台北的三峡乡寓私宅中的汤恩伯，像往日一样，因心绪十分不佳醒得很早。他习惯地打开了收音机。播音员在播送了当日天气消息后，接着播出了当天官方宣布的新闻——

        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台湾，并曾充首任行政长官的陈仪，因勾结共匪，阴谋叛乱，业经军法审讯终结，依法判处死刑，定于今（十八）日执行枪决。

        汤恩伯觉得有人往脑门猛敲了一棒，嗡嗡直响。他顿时惶惶惚惚，如丧考妣，脸色骤然煞白煞白，一会又泛青，心情沉重又麻木。他连播音员接着宣布经过情形也听而不闻。好一会儿，才又听清了播音员的声音——

        陈仪当时任浙江省主席，受匪谍及一股投机分子的包围，竟忘恩负义，背叛党国，为了保全个人既得利益，阴谋出卖京、沪、杭，导演江南局部投降，迎接共匪渡江。他曾亲笔写下有关投降的准备工作八项和投降条款五条，于（民国）卅八年元月卅日和二月一日，先后派他的外甥丁名楠及旧属胡邦宪去煽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将军，劝他停止军事行动，与陈共谋早日实现局部投降。汤恩伯将军以陈仪身为高级官吏，担负地方重任，不思竭智尽忠报效国家，挽救危局，居然勾结匪党，煽总部队叛变，实属罪大恶极，此时若不坚持口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将私人情感关系置之度外，革命事业前途实在不堪设想，遂不顾一切，采取断然处置，将陈逮捕，转解来台，支付军法会审。

        汤恩伯听了，既是痛苦又有愤怒，现在已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陈仪的案子，其中有许多曲折的过程，怎么就简单他说成是他汤恩伯“将陈逮捕，转解来台”呢？！当初汤向蒋告发陈，蒋介石是许过诺言，即保全陈的性命，由汤奉养其天年的呀！

        陈仪和汤恩伯，一是浙江绍兴人，一是浙江武义县人，虽说姓氏不同，他俩的“父子关系”在国民党部队是众人皆知、并传为美谈佳话的。汤恩伯原名克勤，出身于贫苦农家，早就有从军报国的志向，而苦干无门径可循，正逢素不相识的陈仪在浙江担任浙军第一师师长，汤遂寻上门去向陈仪作毛遂自荐。陈一眼看中，满口应诺，出面负责保送并资助各项费用，送汤去日本深造，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这就是汤陈之间最早的一段渊源，陈仪家兄弟辈虽众多，却无子嗣，仅收养过一个侄女，由陈的日籍大大扶养长大，后来出嫁离家。陈仪常是一人独处，甚为孤独，因而将汤恩伯视为义于，汤恩伯亦以义父之礼待陈。据说，因陈有恩于汤，“恩伯”二字即为纪念陈的恩泽而起的名字。汤恩伯在日本学成归国时，陈仪亦由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投入北伐军阵营，甚受总司令蒋介石之器重。有了与蒋的这段因缘，陈仪又向蒋介石举荐汤恩伯。汤乃获得机遇进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并担任大队长。在军校中又深获担任教育长的张治中赏识。张治中亦极力向蒋介石举荐汤恩伯。因而汤从军校毕业后，正式步入带兵官阶段。此后，由旅长而师长军长，为军团长，以迄方面统兵大员，成为蒋介石最忠实干部与极信任的将领。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中有“军中三杰”之称；此三杰人物，即指陈诚、胡宗南与汤恩伯。汤恩伯之从学就业，乃至后来在部队中扶摇直上。饮水思源，陈仪从中汲引与举荐是非常关键的因素。陈仪性格耿直，敢在蒋介石面前讲真话，甚为蒋介石所赏识。因而汤恩伯对陈仪，尊礼亦无微不至。汤对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仪在蒋介石手下，任过军政部次长、福建省主席，抗战胜利又首任台湾行政长官，再转任浙江省主席。自汤恩伯亦在军中担重任后，两人都各有所忙，军旅匆忙，只是偶尔相见，汤恩伯执礼如；日，但他俩既不共事，又不同住；汤恩伯对陈仪的思想变化井没有深刻了解，陈仪对汤恩伯的品性为人亦无深切感受。

        陈仪在台湾担任行政长官期间，曾发生过震撼中外的“二·二八起义”事件，不少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责，都推到了陈仪身上，使陈仪感到十分委屈与痛苦。日本投降时，台湾人民确实欢迎回归祖国。但因接收人员营私舞弊、贪赃在法，上岛部队违法乱纪，乘机掳掠；引起了台湾人民反感与愤怒，为官一向廉洁的陈仪素重纪律、军容，坚持要撤走驻台湾的破烂叫化兵。陈仪说，我以至诚爱护台人，台人决不会仇我。因而，“二·二八事变”发生时，陈仪只能靠一点要塞部队及少数机关警卫，勉强维持省政。以后镇压部队二十一军在基隆、高雄登陆，对民众进行血腥镇压，陈仪反而受指责屠杀台湾同胞。

        陈仪从台湾卸任回来，尚未主浙，闲居上海，读了许多书，思想有了很大变化。尤其是上海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文萃》刊载了一篇《台湾真相》的文章，他读后深受感动。文章作者根据其亲身经历分析了台湾“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过。文中说陈仪昏庸，用人不当，发现吏治不规，又顾全面子，不敢声张，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所以说陈仪该负有一定责任。但造成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的结果。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各大城市挨门逐户，屠杀台湾同胞，这个罪责应由反动派承担。文章说是非应明，罪恶各有所归，不能让陈仪代人受过。陈仪读后，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不胜感慨他说：“共产党有事有非，责任分明。国民党和老蒋无是生非，自己犯下滔厌的罪恶，反把一双血手向别人脸上涂擦。”

        不久，陈仪到杭州出任浙江省主席。他主动与共产党员联系。上海地下党请参加过同盟会的武昌起义的国民党反蒋人士陈铭枢先生到杭州与陈仪见面。为说话方便，陈仪避开闲人，专请陈铭枢一人共进晚餐，他俩开门见山地谈到反蒋。陈仪说：“你们反蒋早，这条路走对了。”

        陈铭枢说：“你现在反蒋也不迟嘛。”

        陈仪力主通过共产党的关系，才有力反蒋。

        陈仪担任浙江省主席不久，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将特务头子毛森率戡乱大队在富阳逮捕的一百多名嫌疑犯，作无罪释放；其中数十名“要犯”交宫阳父老具结领回，只留了十余名“证据确凿”的要犯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慎重审讯。毛森闻讯后，与陈仪力争。陈当面申斥“谁教你到富阳生事？”毛答：“逮捕共匪，安定后方，不是生事。”陈斥责说：“富阳父老来省控告你偏听勘乱大队的谎言，任意捕人，且罪及家属，抢劫人民的财产，怎么不是生事？”毛森无话可答。陈仪释放了这批青年后，下令将毛森所率的五个勘乱大队全部解散。担任浙江省警察保安处长的毛森一气之下，递上“请假一个月养病”的呈文。陈挥笔一批：“辞职照准”。

        不久，杭州《东南日报》记者访问陈仪，记者问：“全国正在戡乱救国，浙江有什么准备？”陈答：“我这次来浙江，准备在建设方面多少替父老尽点力。浙江无兵可调，仅有五个保安团，枪械陈旧，子弹缺乏，怎样勘？船到桥头自然直，勘什么？浙江青年都是故乡优秀子弟，哪个是奸党？我一生从来没有为故乡做一件好事，现在用余年为故乡服务……”好心人看了报，直为陈捏了一把汗，劝陈不要把“帽子”弄红了，妨碍工作。

        陈说：“浙江是我故乡，谁也不是匪。”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一生很少说过良心话，现在应该说点良心活。死生祸福，早置之度外。”陈仪为人耿直，自认为要说的话，必吐为快。

        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宣布引退，并要经杭州回溪口。陈仪专程从杭州赶去南京迎接。蒋的专机降落杭州后，只在宽桥机场空军俱乐部逗留了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就飞回溪口去了。陈仪亲眼目睹了蒋介石沮丧失落的神情。蒋介石引退后，陈仪默察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以人民利益为重，决心准备起义，希望浙江省能像北平、天津一样，和平地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不遭破坏。他还考虑通过他与汤恩伯的特殊关系，让苏南地区和上海市人民同浙江一起免受战祸，他决意策动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起义。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陈仪吩咐其外甥丁名楠：“你去上海走一趟，把信交给汤恩伯，你到他家里去，已经替你联系好了。”

        陈仪告诉丁汤恩伯的地址后，交了一封短信给丁转汤，信中只说丁是其外甥，到上海“晋竭崇阶，请予延见。”在另外一张不大的纸片上，开列了五条及八项，分成甲乙，没有上下款，也不具名。五条内容如下：

        （甲）一、尽先释放政治犯。

        二、保护区内武器军需及重要物资。

        （乙）一、约定地区在区外停止，暂不前进。

        二、依民主主义原则，于月内改编原有部队。

        三、取消，给予相当职位。

        另外八项的内容是——

        一、军队宜紧缩。

        二、待遇宜提高。

        三、驻地宜规定。

        四、军风纪严肃。

        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之材料，酌量归还。

        六、营房宜多建。

        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

        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丁名捕当天到上海，住在表姐陈文瑛家。第二天为农历除夕，丁在傍晚接电话约定时间，到蒲石路汤恩伯家与汤见了面。俩入单独在楼下一个大厅说话。了说明来意，把信及另纸开列的五条及八项交给汤，还在口头上转达了陈仪嘱咐要汤开放长江渡口的要求。汤恩伯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

        陈仪久候了一个星期，仍未见汤恩伯到杭州，就再次让丁名楠持其亲笔信去上海，信内容有两个：一、介绍胡邦宪（后改名胡允恭）去见汤，二、要他委任丁名楠为秘书。陈仪这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恩伯弟台如握：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与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顺颂刻安。

        仪手启。

        一月三十日夜。

        再为办事便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丁名楠第二次到上海与汤恩伯单独见面，汤劈头就说事情太忙，未能去杭州，表示歉意。汤看信后，听丁介绍了胡某人的情况。汤说欢迎胡先生来见，随时都可以。（胡为中共地下党员。）汤并同意委任了为秘书，还说委令不久就能发下。了转述陈仪要汤多住上海、少去南京的嘱咐。汤则对丁发了一通牢骚，抱怨解放区电台经常斥责他是“战争罪犯”。

        以上所引用陈仪所列五项、八条及亲笔信，在枪毙陈仪的那两天，曾作为罪证影印公布原件于台北各报纸。从这些文字分析，陈汤之间除了原有的亲如父于的关系之外，起码还存在过商量，否则不会毫无铺垫与默契，就如此直截了当地开列这些条件的。细察当事人胡允恭（即胡邦宪）前些年所写的回忆材料，证实了在陈仪开列这五项八条之前，陈汤之间讨论过反蒋举义，不仅汤恩伯赞同反蒋起义，而且胡允恭在劝陈仪注意安全要防着汤恩伯时，陈仪说出过他来浙江是汤的劝告，反蒋是汤先提出来的。胡允恭在《陈仪在浙江准备反蒋纪实》一文中有载——

        陈十分焦急，便派他的外甥丁名楠执信去见汤，要我也去见汤恩伯。我到上海后，探听到汤恩伯的确实态度，遂决定不去见汤，并连夜回杭州，向陈仪说明事情发生了变化，请他从速采取措施以策安全。但陈表示怀疑，他说：“恩伯和我的关系，你是知道的，他简直就是我的儿子，志安坊的房子就是他送我的。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仪认为他们相交甚深，对此已不止谈过一次，汤如果不赞成，完全可以直接向他提出，不至于出卖他。陈仪甚至认为这消息可能是毛森的造谣。

        我见陈不相信这一消息，十分着急，便去见沈仲九先生。沈是参与这一活动的，且为人谨慎细密。他考虑了一下，也不置信，因为他是深知陈和汤的历史关系的。他又加以解释说：“汤和蒋的关系完全是公洽介绍的。（陈仪字公洽）他们关系至密，反蒋是他们共同的主张，试问汤何故中途要卖友呢？”

        尽管反蒋是陈汤共同的主张，反蒋还是汤首先提出来的，待蒋介石引退，陈仪真要实施反蒋举义时，汤恩伯退缩了！

        汤恩伯不但退缩，而且将陈仪出卖了。汤拿到陈的亲笔信函以后，决定要派人拿此信函去奉化向蒋介石报告。派谁去呢？汤恩伯找了毛森商量。毛森向汤推荐了毛人凤。毛人凤是蒋介石的亲信，原任军统局长。李宗仁担任代总统后，撤掉了毛人凤的职务，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仍担任着蒋介石的黑市局长。晚年旅居美国的毛森，不久前曾经撰文缕述《陈仪迫汤投共始未》，谈到请毛人凤代汤去见蒋的情形，引载如下——

        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他（毛人凤），乃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十分恰当，立刻同意。

        我偕毛人凤见汤，汤即面告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汤的唯一要求，即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表示对蒋公决尽忠到底，不听李宗仁屈服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

        为表忠心，在此段时间，汤恩伯将家眷也送去了台湾。汤恩伯派一架专机送毛人凤去奉化溪口面报蒋介石。当日，专机很快折回，奉蒋介石之命接汤恩伯去溪口。蒋介石见到汤恩伯时，问汤对此事的意见。汤答：“国家大事，义不询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不过，他又说，他和陈仪的关系，素为蒋所知，在不妨碍蒋及政府的威信之下，仅希望能予陈以善终天年之恩耳，蒋介石当时毫不迟疑，立即授汤以处理陈案之全权，并责其提出继陈出任浙江省主席之入选。汤恩伯提了三个人，蒋介石圈定了周磐。按行政程序，换省主席需行政院长孙科召集会议发布改组浙江省府命令。经过商量，由汤恩伯先发表周碞为杭州警备司令，俟防务接管与部署妥善后，再发布周接陈省主席命令，届时仍让陈仪自行办理交接，以不露破绽。二月十六日，《杭州日报》发表陈仪免职周碞主浙的消息。中共地下党胡允恭立即见陈。意图证明汤恩伯出卖他是实。陈依然不相信，并说：“我刚才同恩伯通电话，他说，这件事（陈仪免职）事前他完全不知道，请我迅速移交到上海详谈。”陈仪还宽慰胡说：“老蒋日暮途穷，各省主席都要换有实力的军人，何足为奇呢！”

        陈仪在杭州交卸职务后，收到汤恩伯转来一件蒋介石安慰陈仪之电报，电云：“汤总司令转公洽兄，交卸后务请来溪口一谈。”

        陈仪接电报后，不屑于去溪口见蒋介石，乃乘车去上海会汤恩伯。陈仪一回到上海，便失去了自由。先是被软禁于志安坊家中，陈仅来得及乘间隙示意亲属通知沈仲九、丁名楠等有于系的人躲避逃去。陈仪自己通过某外国朋友，密购两张飞港机票，无奈被汤恩伯之耳目觉察，未能逃脱。汤恩伯乃向溪口报告陈仪欲逃之事。蒋介石甚为恼怒，遂令将陈仪正式扣押。扣押地点，就上海、重庆、衢州三处任陈选择一地。陈仪选了衢州，大约因为俩州为汤恩伯所兼之衢州绥署主任所在地，生活可以得到照应。在国民党军败退出大陆前夕，表面上去征求陈仪同意迁往厦门，实际上飞机直飞台北松山机场。陈仪对台湾是够熟悉的，飞机到后，他已明白置身何处。到台湾后，他情绪为之一变，对任何人不再发一言一语，终日如一老僧缄口入定。陈仪在台湾，被囚禁于基隆要塞司令部，汤恩伯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心腹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问候。汤本以为陈仪可以这样颐享天年，不料一九五零年六月，台湾危殆的时刻，蒋介石下令审判陈仪。汤恩伯闻讯，深知不妙。

        汤恩伯急往台南求见蒋介石，侍从传话来说，蒋已经去台中，等杀陈之后，才能接见。汤恩伯号陶大哭，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搔头表示无能为力。汤拜托当时曾在上海共患难有三剑客之称的谷正纲、雷震、方治，还拜托原上海市长陈良等转求缓颊。雷震说：老头子要杀人立威。谷正纲等认为：蒋要用陈头镇压人民，都认为陈仪死定了。汤恩伯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人凤特地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经恳求过了，没有用。”当时任参谋次长的蒋介石亲信林蔚，与陈仪、汤恩伯私交极密，林蔚在台掌握实务，亦在蒋面前全力救陈，都遭蒋拒绝。

        六月十八日这天早上，八九点钟以后，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刑场，突然变得格外热闹起来。民众越聚越多，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员来维持秩序。马场町这个地方，自从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就变成了南京城的雨花台，是当局枪杀囚犯的刑场。尽管近半年来经常枪声不断，但是从来也没有涌来过如此多的看热闹的民众。早上电台与报纸宣布枪毙陈仪，大家闻讯纷纷赶来。据统计，人数至少也有好几千人。《中央日报》第二天报道说有两万人之多！有的人还带了吃食来，自早守候至傍晚，来的人可以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多是些台湾人，因为“二·二八事变”发生在陈仪主台时期，他们将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过算在陈仪的头上。因而有人甚至带了鞭炮，准备行刑后燃放庆贺。这些人的确是出于对陈仪的误解。另一部分人认为陈仪是难得的“廉吏好人”，认为他做了一辈于大官，当过闽台浙的封疆大吏，可是一生无儿女也无身外财产，其操守廉洁及敢于仗义执言，是众口赞誉的。这些人认为陈仪罪不至于死，奈何以死刑之？！他们是准备跑来为其一洒同情之泪的。

        那么多来马场町观看行刑的终于上当了！陈仪早于十八日凌晨一时被押赴刑场执行，开了两枪毙命。数小时后当局发布新闻。就是汤恩伯在私寓听到厂播时，陈仪已早不在人世了。毛森在美国写的文章，对于陈仪被处死后汤恩伯的归宿，亦有记载——

        陈仪被处死后，蒋始召见汤恩伯，汤垂泪无言，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许设立牌位祭奠。汤在家原为陈设立灵堂，祭奠尽孝，受蒋斥责后，只得含悲忍泪，焚牌除灵，从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他确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因筹不出费用，即在日本草率动手术，竟死庸医之手。溃疡本不算严重的病，故有人怀疑系被日人害死的，因汤是抗日名将，互相杀伐，日医可能有亲属死于战场，记恨于汤，趁此报复。据动手术时在场目击者称：汤似痛苦不过，虽然上了麻药，仍图挣扎，日医用力揿住，直至力竭而死，岂非日人谋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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