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秘密派李次白到上海试探搞国共合作，陈毅答复说：“让台湾烂下去吧！”

        （高雄—上海，1950年5月—6月）

        一九五零年五月初，台湾的天气已经十分热了，而民众的情绪这几天又骤然凉了许多，在高雄市“凯歌归”饭店，几位常来的顾客，正在私下低声惶然地议论“国军丢失海南岛”的话题。

        本来，自去年冬重庆失守，已经半年过去了，至少再没有听到什么丧师失地的消息，似乎台湾局势已经渐趋稳定。不料五月开始，《中央日报》又传来“国军大捷，歼匪逾万而撤出海南岛”。那几个顾客在悄声议论，金门古宁头大捷时说“共军不诸海战”，如今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也被其攻下，剩下的台湾岛，为时还会长吗？！

        “凯歌归”饭店的老板李次白，五十左右年岁。他虽然也看了报，却装着没有听见顾客的议论。他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老军人，刚才从报上看到有关海南岛失守的消息，特别是蒋经国以总政治部主任身分出席政府发言人茶话会所作的阐释，不禁哑然失笑。蒋经国说——

        由目前的形势看来，自从国军撤出西昌之后，海口已失去了（跳板）的作用，同时，我们反共抗俄的最高策略，就是集中一切力量，巩固以台湾为主的据点，准备反攻大陆。所以军事力量的分散，就是战略的失败。在过去政府已尽了最大的力量，在海南岛布置必要的防务，所以海口的放弃，就是基于全盘战略的要求而决定的措施。

        李次白心里明白，守不住就是守不住，打了一个礼拜守不住海南岛，却还偏偏要堂而皇之他讲大话。真如蒋经国所说，西昌失陷，“海口已失去‘跳板’作用”，何以薛岳部队未在西康陷落之后，主动撤退？而要拖到林彪大军抢滩登上海南岛，才仓皇出走？

        李次白只是在心里嘀咕而已，没有附和参与这几位常客的议论。

        这几位常客刚出门不久，“凯歌归”饭店门口驶来一辆军用小车，下来了三位不速之客。老板李次白赶忙迎了上去，其中有两位他认识，是他在大陆黄埔军校六期的老同学，如今跟着蒋经国，官运亨达，分别担任陆军司令部和战车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寒暄介绍之后，李次白得知，为首的一位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

        刚一就坐，胡伟克就开门见山，讲起了形势：“实不相瞒，目前党国的处境非常困难，而美国总统杜鲁门乘人之危，说什么‘不予蒋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美国人要看蒋总统的笑话。目前我们如在火山之巅。经国主任既被倚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

        那两位老同学向李次白亮了底：“次白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请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你如能出山，到大陆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李次白十分惊异：“我……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

        胡伟克说：“李兄，你虽说脱了军装，也还是黄埔子弟。我们从台北专程来找你，当然是希望你能为党国效劳。”

        李次自没有理由拒绝。

        蒋经国受蒋介石委托，五月三日飞赴舟山群岛为国民党守岛部队撤出舟山作调查摸底，回到台北后，就召见了李次白。

        蒋经国对李次白说，“李先生，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幸金门一仗，全歼抢滩登陆的共军，显示了国军潜在的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陈毅是至亲，我看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

        李次白只好说实在话：“此次若去的话，能不能达到目的，说句实话，我心中没有谱，我当然是尽力去争取就是啦。”

        李次白应允之后，蒋经国竟又说：“李兄，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由你与胡联系。”

        李次白听了，心中甚为不满：蒋经国既要搞国共接触，又不敢承担责任。但他没有将不满表露出来。

        他们答应，在李次白奔赴大陆期间，给李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既已受命，就不能不去。这趟使命真使李次白叫苦不迭。他告别了妻子家庭和经营了数年的饭店，于五月下旬乘船离开台湾。当轮船穿过海上驶往香港，他在甲板上凭栏感慨有如波涛。他跟汤恩伯一样，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甚为教育长张治中看中，本来也有飞黄腾达的前程，但因为哥嫂是留学法国的中共党员，自己的妹子又嫁给陈毅的胞兄陈孟熙，连他自己也被认为是中共党员。可怕的株连，使他整个上半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厄运之中。抗战胜利，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也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岂料谈判之后，战火又起，蔓延全国，他灰心丧气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他脱离了军队。渡海跑到当时还没有战火的台湾，在高雄开设了“凯歌归”饭店，弃戎从商，脱离政治纷争的旋涡，只盼后半生能安身立命。现在，又因为他与陈毅的亲戚关系，突然被蒋经国选中“出使”大陆。李次白非常清楚，自己又将被卷入政治之中。自己虽有一点利用价值，但能不能如愿以偿，也不好说。只是，他也能藉此机会到大陆看看虚实，探访亲友，看能不能安身立命。

        一九五零年五月底的那几天，陈毅市长的情绪特别好，正好是他从国民党代理市长赵祖康手中接管市府政权整一周年，而且毛泽东数日前来电，请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开会之前，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毛泽东说，“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

        他跟秘书叮嘱，到北京去跟毛主席见面之前，要剃一次头，整一下装。毛泽东说的“有些问题”，是指上海在最近几个月面临的经济关系及政治关系十分严重的局面已经基本度过，毛泽东和中央对此十分满意，高度评价了陈毅作为市长在上海取得的成功经验，即将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就是要讨论争取国民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及调整工商业政策的问题。

        在这年二月六日国民党飞机大轰炸造成的灾害基本度过以后，三、四、五月的这个春天，是一个极不平凡的春天，经济战线上又发生了大的矛盾斗争，陈毅作为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市市长，处在了风口浪尖之上。

        三月份，为彻底扭转十多年来通货膨胀失控局面，中央实行财经统一，物价开始稳定并有大幅度下降。物价一降，人们愈不慌买东西，通货膨胀促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了，产品滞销，企业家蚀本严重；数月前认购的公债倒反升值，增加了缴款的困难，加上国家加紧税收，资方负担加重，严重的经济危机开始威胁上海。二月份关厂五十三家，关店三百四十九家，劳资纠纷五百九十二起。工人店员发不到工资。国家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哭穷的、赖帐的、自杀的、假自杀的都有。大企业家刘鸿生诉说：公债买了十几万份，现要交款，还要纳税、补税、发工资，存货卖不动，资金没法周转……办不下去了，干脆把全部企业交给国家算了！每天上海都有厂店倒闭。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有的资本家就煽动：“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给政府拿去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了抢糕点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等事件。

        事态确实十分严重！

        陈毅特地向即将赴京参加全国统战会议的上海市委统战部干部瞩咐：

        “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平衡，这是人民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是，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三月份上海税额增至五千亿，但实收税额竟达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显然用力过猛。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查帐重罚”、“鸡蛋里头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有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的！”

        陈毅了，十分愤怒，对此进行了严厉的尖锐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主义，叫‘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这叫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上海的局势使陈毅感到有必要由他亲自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报告要求减缓税收公债。他思虑再三，对报告怎样写心中感到无把握。这样做是不是代表资产阶级呢？据他自己说，“搞得很恍惚，精神搞得很不安。”但是，经过思想斗争，他最终还是认定：“讲真话，天不会塌。”

        于是，从三月十二日起，到五月十日，陈毅亲笔起草以个人名义向毛泽东主席并中共中央前后连续发出了六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和意见的电报。在这期间，他与谭震林在上海连续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并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政府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他在五月十日的第六封电报中，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六月份上海征税额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

        毛泽东亲笔拟写复电曰：“五月十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答复。”并告陈毅六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

        至此，严重局面已基本度过了。减税得到同意。五月份国家给上海私营纺织厂的加工数比三月扩大一百多倍达六万匹，商业申请开业复业的已有四十多家，估计六月份要复业的将接近三百家。

        陈毅在五月底应毛泽东之召赴京前，痛痛快快地剃光了头，看上去容光焕发。正当陈毅在准备赴京时，他在上海的胞兄陈孟熙来电话：“我的妻兄李次白近日从台湾绕道香港过来了，想去你那儿拜访。”

        陈孟熙是陈毅青少年时相处很好的胞兄，俩人一同乘坐“麦浪”号货轮赴法国留学，在法国也曾经同在一个工厂做工。后来孟熙归国进黄埔军校，为五期学员，于北伐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在川军中任少将，在解放战争中卒部起义，上海解放后，孟熙作为起义将领被安排在上海工作。孟熙觉得此次李次白来事关民族统一大业，应该安排同陈毅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陈毅听说有亲戚从台湾来，欢迎孟熙领来家里作客。陈毅亲自搬椅子，拿香烟水果，热情地招待。话归正题后，盂熙说：

        “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

        陈毅心中一怔：“什么任务？”

        李次白言明：“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两党制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并希望通过陈毅将此意转给北京方面。

        陈毅听了，颇觉意外。他对党内情况及台湾海峡的形势最为了解，这是最敏感的问题。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如何渡过台湾海峡进攻台湾已是中央军委及他所负责的华东军区研究的重点。在江浙沿海，担任渡海攻台任务的第七。第九兵团部队正在开展海上大练兵活动，华东海军部队则逐个攻击浙东国民党军所占的岛屿，为大军船队南下福建扫除航道上的障碍。日臻壮大的空军装备了源源运至的苏制飞机，已威慑得国民党军飞机不敢再进入上海地区。对台湾的情况，陈毅也十分了解，自海南岛被攻占及舟山撤守，台湾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相当大一部分党国要员对防守台湾根本不抱希望，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时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台柱与亲戚都离去了：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国民党第二位头目李宗仁飞美后称病不归。连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当他得知原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尼当了华侨中学教员时，不禁哑然失笑。国民党陆军只剩三十余万人，其中只有从舟山撤退的几个军和孙立人训练的两个新军还算完整，其余均残破不堪，军事上的败势是凭蒋介石的力量所无法挽回的啦。

        陈毅觉得，这时谈国共合作，时机甚不适宜。陈毅斩钉截铁地说：“国共合作的话题，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的。”陈毅又为二人谈了海峡两岸的形势，着重兴奋地介绍了新中国的国民经济状况正在开始好转，他最后说：“孟熙兄和次白需要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哦，我还要欢迎次白回来，请你吃饭，至于台湾嘛，让它烂下去！”

        会见陈毅后，李次白随即按预定的联络地址发信到香港，转致胡伟克，根据陈毅“让它烂下去”那句话复命。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感到又有了靠山。胡伟克给李次白发出急信，通知“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

        从此，台湾方面不再理会这位派到大陆的秘密使者，也不再给他留台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李次白留在大陆的命运也颇为坎坷，一九五五年受审查，被判刑四年，进行劳动改造。

        二十多年后，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松动，李次白经批准去香港定居。李到港后要求回台湾和久别的妻子团聚，遭到台湾当局的拒绝。据说，蒋经国的意见是：“李次白在大陆多年，一言一行均有统战意识，何况还主张与共产党第三次合作，来台根本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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