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希望麦克阿瑟不要使美国同毛泽东打仗，还要搞清楚麦氏向蒋介石许了什么愿。

        （台北—东京，1950年7月—8月）

        那时候的台北松山机场十分简陋，候机楼是几栋矮房子，跑道也不宽，机场也比较冷清，难得有熙熙攘攘、啸声不断的飞起飞落，难得有礼车如龙的迎来送往。一九五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中午，机场气氛格外不同。一大批宪兵摩托车队，停在机场的门前。十多部亮锃锃的礼宾小车在机场前排列得整整齐齐。外交部礼宾司的人员忙得团团转。台湾各报的头面记者都人头攒动地簇拥在机场。不久，行政院长陈诚及台湾军界要人国防部长周至柔、三军司令桂永清、王权铭、孙立人等都陆续抵达。机场上星光闪闪。目击者觉得这是一九四九年底民国政府迁来台湾以后，最盛大、最隆重的一次迎宾场面。

        到底是谁要光临台北？

        又过了一些时候，连蒋介石的座车也驶到了。蒋介石下车后就到机场贵宾室里休息等候。其他文武重要官员则站在机场旁，等候贵宾到来。

        有记者禁不住好奇的探问。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只是神秘地回答是东京方面有一批美军高级官员即将抵达。记者们听了更是十分紧张，预感到可能有大新闻发生。

        下午一时整，一架美国专机呼啸着陆。

        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是一个背脊挺得很直的美国老将军，戴着褪色旧军帽，手中拿着那支有名的玉米茎烟斗，朝欢迎的人群挥着手。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麦克阿瑟元帅，驻日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兼刚任命不久的朝鲜战场联军总司令。他乘坐的是他的专机“巴丹”号。第一个到机翼下迎接他的是陈诚。他和陈诚相互拥抱，然后介绍他的随员。不久，蒋介石从贵宾室里走了出来，来到机翼下和麦克阿瑟握手拥抱。

        那一夭，随麦克阿瑟同来的包括他的参谋长亚尔漠、远东舰队司令卓伊、第六舰队司令史枢波、远东航空队司令斯特拉特梅那等，全体人员约有五十多人。先后降落的运输机达三架之多。早在当天上午九时，另一架载运通讯指挥台的运输机已经抵达台北。给人的印象是：麦克阿瑟已经把他的东京总部，一下子迁到了台北。

        麦克阿瑟这次访问台湾没有大肆张扬而事前保密，自有其特别的原因。这就是他和杜鲁门总统对待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有着严重分歧。蒋介石从大陆逃到台湾以后，杜鲁门政府设法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一种疏远的关系。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国家安全会议上，杜鲁门决定不再向台湾提供物质援助，并且在共产党人试图进攻该岛时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

        总统这项决定使麦克阿瑟大为不满。他把台湾看作保卫日本的一个必要因素，这是他从太平洋战争中所吸取的教训；他佩服蒋介石，并且不再愿意坐视共产党在亚洲占据更多的地盘。麦克阿瑟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失去它将后患无穷。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虽然改变了对台湾的政策，但却采取了谨慎的双轨路线。六月二十八日他授权麦克阿瑟在朝鲜使用军队的训令，也命令第七舰队保护台湾兔遭共产党的进攻。但同一训令也要求第七舰队阻止蒋介石进攻大陆。毛泽东认为，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与对大陆新中国完全的威胁。但麦克阿瑟却认为，杜鲁门的命令“太便宜”了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无须在台湾对面集结大批军队防止蒋介石的进攻。

        麦克阿瑟要求不要发表美国这一政策，要让毛泽东捉摸不定。

        但麦克阿瑟却支持杜鲁门有关蒋介石的另一项决定，谢绝蒋介石派兵到朝鲜作战。麦克阿瑟认为蒋介石的部队在朝鲜不会比在大陆时打得更好。

        杜鲁门要求任何有关台湾的权宜行动绝对不能影响长远的政策。尽管如此，杜鲁门依旧担心毛泽东会随时下令进攻台湾。七月下旬，情报部门的报告说，在台湾对面的浙江福建集结了一支约二十万人的中共部队，尽管有美国舰队保护，杜鲁门担心毛泽东的部队能够取得进攻的胜利。七月二十八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允许蒋介石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水域布雷，并轰炸共产党军队的集结地区。艾奇逊国务卿驳斥了这两种意见，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杜鲁门最终决定，派遣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台湾，以拟出一项增加军事援助的具体计划。

        麦克阿瑟是极力主张允许蒋介石布雷与轰炸大陆的。他早就表示自己愿意访问台湾并作一番调查，无奈受到杜鲁门总统的拒绝。如今杜鲁门决定派一个调查小组前往台湾，麦克阿瑟藉此机会打算自己亲自前往台湾视察防务。参谋长联席会议考虑到总统的意见，建议麦克阿瑟考虑另派一个高级军官去即可。

        麦克阿瑟还是自己动身前往。为了不让国务院了解他访台的会议情况，他没有让美国驻东京高级外交官西博尔德随行前去台北。事后国务卿艾奇逊怀疑他在耍花招。

        在机场上，就差没有鸣放礼炮，没有列仪仗队，没有铺红地毯，要不，就等于欢迎国家元首了。足见蒋介石对于麦克阿瑟到访的重视。

        当麦克阿瑟由蒋介石陪同，走出机场，坐上蒋介石的总统座车，蒋夫人宋美龄已经坐在车里等候，并且为麦和蒋担任翻译。

        麦克阿瑟和蒋介石从未见过面，但麦克阿瑟上车后，对未美龄说：“你丈夫是我在上次大战中的老搭档。”

        蒋介石说：“听说刚打仗的那几天，你冒着枪林弹雨，亲自飞到汉城最前线？”

        麦克阿瑟笑呵呵：“我的座机差点给斯大林的飞机打下来。哈哈，不敢冒险的将军不是好将军。要不我就得不到汉城前线的第一手情况啦。”

        那是一个月以前，六月二十九日，麦克阿瑟鉴于源源不断涌到东京总部的各种消息均未直接反映战况，他决定亲自飞临朝鲜前线视察战场。这天阴云密布，风雨交加，天气十分恶劣，驾驶员建议推迟一天。麦克阿瑟不同意，要立即出发。

        当他的“巴丹”号座机飞临朝鲜时，无线电报告，汉城南面的水原机场遭到猛烈的扫射。座机下滑时，一架苏制雅克螺旋桨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冲进美国四架护航战斗机的队形。一架护航的野马式战斗机迎了上去。座机在降落以前，北朝鲜的战斗机击中了水原机场上的两架美国运输机，滚滚浓烟冲天而起。“巴丹”号穿过浓烟，在距离一架燃烧的C-54运输机十多米外的跑道上滑行，跑道上弹坑累累，“巴丹”号剧烈地颠簸着。

        他走出座机，神气活现地下到机场的沥青跑道上。李承晚赶上前迎接。南朝鲜的总参谋长与美国驻南朝鲜的负责将军，在机场上给他汇报战况。他极不耐烦：“我们去前沿看吧。”前线就在十多公里以外，变幻莫测，防守部队随时会被击溃，主人说太危险。麦克阿瑟执意要去。

        于是，麦克阿瑟乘一辆破旧的黑道奇，助手和记者分乘几辆吉普，在被击败溃逃的军队洪流中穿行。麦克阿瑟坐在车里，嘴里紧紧咬着玉米茎烟斗。车队来到汉江边，望见对面汉城一片火海，楼群上空腾起鸟黑的硝烟；天空回荡着跳弹的尖啸声，北朝鲜迫击炮弹在远处沉闷地爆炸。他还不顾劝告，执意弃车爬上靠汉江更近的山头。他在山头上观察了一个小时。他放下望远镜，用手指着汉江上残留的铁路桥身，吐出几个字：“炸毁它。”

        在车队返回水原的路上，北韩的雅克战斗机赶了上来。车辆都钻进了矮树丛中，除麦克阿瑟以外，人们纷纷找地方隐蔽起来。麦克阿瑟却仍然坐在道奇车里，任雅克飞机在头顶上盘桓。麦克阿瑟给目击者留下了临危不惧的深刻印象。可是，也有记者评论说，这很难说是勇敢的举动：一名高级指挥官为了摆出一副令人倾倒的姿态，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在蒋介石的座车里，麦克阿瑟谈起这次冒险飞行，不无自得地说：“我当晚飞回东京后，马上向杜鲁门总统建议，给我向朝鲜派遣两个美军师，我就能守住朝鲜。”

        蒋介石听了，也说：“战事紧张时，我也经常乘座机飞到前线上空观察战场或是部署部队……”

        宋美龄深知美国舆论对于蒋介石老打败仗丢失大陆意见很大，因而对蒋介石说自己也飞临前线指挥这句话，没有用英语翻译出来。

        迎宾的车队，直驶至麦克阿瑟下榻的阳明山宾馆。麦克阿瑟与蒋介石在台北会谈了两次，住了一晚。第二天，也就是八月一日上午十一时飞离台北回东京，美联社的新闻电报说：那是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五年中，第一次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留宿……

        麦克阿瑟这次台北之行，惹出一场不小亦不大的风波，伏下了以后杜鲁门罢兔麦克阿瑟职务的种子，杜鲁门和艾奇逊事前都不知道麦克阿瑟本人亲自飞去台湾，以为他只是遵照指示委派手下一个高级军官前往台湾。事后，当东京的新闻界人士渐渐透露麦氏访台细节时，杜鲁门和艾奇逊觉察到麦克阿瑟去台湾暗暗做了手脚。

        八月一日，麦克阿瑟回到东京的办公室，大大发挥了杜鲁门早些时候关于美国打算保卫台湾防止共产党进攻的声明，麦氏的言论已经超过了杜鲁门冻结台湾局势，防止中共与台湾相互进攻的双轨做法的范围。他拐弯抹角地说：“在当前的形势下，该岛包括附近的澎湖列岛，不会遭到军事入侵。”他接着又说，他同蒋介石探讨了“迅速并且慷慨地提供”国民党部队到朝鲜作战的事宜，但两人一致认为，派遣部队“可能会严重削弱台湾本身的防御。目前已就我指挥的美军和国民党中国人的部队之间的有效协同做出了安排，这是对付一个愚蠢的敌对力量企图发动进攻的上乘之策。”麦克阿瑟最后对蒋介石大加颂扬：“他抵御共产党统治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使我对他极为敬重。他的决心同美国人的公共利益和目标并行不悖，那就是，太平洋地区的人民都应自由一一而不是被奴役。”

        麦克阿瑟这段近乎文字游戏的讲话，透露了他单方面地决定美国与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蒋介石结盟。麦氏是在嘲弄政府的政策。杜鲁门十分恼火，说：“（麦克阿瑟）此行的涵意是——一些报纸也这样认为——麦克阿瑟违背了我关于使台湾中立的政策，他赞成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方式。”甚至一些坚定不移地支持麦克阿瑟的人也认为他做得过分了。戴维·劳伦斯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一篇社论中间道：一位“惯于莽撞行事、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将军是不是最可取的外交材料？”美国国务院派驻东京的外交官西博尔德，已经忧心忡忡地预见到“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裂痕正在加深，如果不加纠正，终将导致灾难。”

        杜鲁门在日记中记述，这段日子搅得他焦头烂额，以致他曾一时考虑要撤换麦克阿瑟。但由于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只好暂时保留麦氏的官职。另一方面，他派遣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兼顾问哈里曼去东京同麦氏面谈。哈里曼是一位富豪巨贾，有着长期的外交生涯，甚至同斯大林也打过交道，这使哈里曼能与麦克阿瑟平起平坐，并敢于追根究底。杜鲁门要哈里曼告诉麦克阿瑟两件事：第一，总统会全力满足他的一切要求；第二，希望他不要使我们同毛泽东打仗。杜鲁门还要求哈里曼具体了解一下，麦克阿瑟到底向蒋介石许了哪些愿。

        哈里曼到东京以后，表面上看来，一切顺利。哈里曼告诉麦克阿瑟，杜鲁门“要我转告你，他决不允许蒋介石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开战的缘由，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把我们拖入一场世界大战。”

        麦克阿瑟回答说，“作为一个军人”，他将“服从总统下达的任何命令”。哈里曼问及蒋介石的问题时，麦克阿瑟说，他同蒋介石仅仅讨论了军事问题，当蒋介石有意将话题转向政治问题时，被他推辞了。蒋介石提出由他来指挥国民党部队；他说这是“不妥当的”，但麦克阿瑟将愿意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如果要求他这样做的话。

        哈里曼说：“将军，美国与蒋介石在对台湾岛问题上是有基本分歧的。姓蒋的仅是雄心勃勃，想利用台湾作为他返回大陆的跳板，而美国则打算通过联合国在台湾岛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

        麦克阿瑟沉默了一会儿，才望着哈里曼说：“我也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收复大陆。但是，用让他进攻大陆的方式除掉他，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

        麦克阿瑟说罢吸着那烟斗。哈里曼倾听他的建议时一言不发，感到顿生一股寒意。

        哈里曼此行还有一项微妙而不便形诸文件的任务。他动身去东京，杜鲁门对他说：“你这次前去，我实际上是要你仔细地对麦克阿瑟察言观色，回来后向我汇报你认为将军在体力上和智力上，能否继续胜任他的指挥职务。”

        哈里曼欣然从命，尽管他的结论没有记录在案，但有一个小小的迹象表明，他已经提醒总统多加注意。哈里曼返回华盛顿后没几天，杜鲁门就派他所信赖的军医和朋友弗兰克·洛少将去东京，指示就“麦克阿瑟将军的身体状况以及应付其职权范围内的重大事件的能力向他提出报告”。洛少将回来后报告说，麦克阿瑟精神矍铄。杜鲁门就此罢休了。不然，美军也许就没有仁川登陆的惊人之举了。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尽管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有矛盾分歧，可是没有影响蒋介石成为朝鲜战争的最大获益者。

        在麦克阿瑟离开台北以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八月四日，他的副参谋长福克斯将军，自东京飞抵台北，担任麦克呵瑟总部驻台北军事联络组长，和他同来的军官有二十六人之多。同一天，美国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滕纳，也率领其喷气式飞机大队，抵达台北。八月五日，十三航空队的喷气式机群以强烈刺耳的呼啸声飞过台北上空。那是台湾人头一次见到先进的喷气式飞机。

        接着，八月十日，美国新任命的驻华公使兰登，抵达台北，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代办。在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司徒雷登大使已经飞回美国休养。华盛顿方面迟迟不任命大使。而让一位默默无闻的一等秘书史枢安代理馆务，很明显地表明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国民党中国的冷落态度。如今自兰登到来而有了转机。两年以后，也即是一九五三年四月，兰登才被美国政府正式任命为驻华大使，结束了五年来美国没有驻华大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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