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雷默在他的《中国形象》中花了大量篇幅详尽表述了他对于“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形象问题”的思考。不知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究竟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

        一个国家的对外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综合国力的评价是对外形象的基础。综合国力中既有物质因素，也有精神因素。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而不是简单关联。一般来说，实力雄厚一定能促进文化的传播，但是如果文化价值观不当，则效果未必是正面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现在实力独步天下，但伊拉克战争后它在世界上的形象却每况愈下，因为它要以武力输出民主，表现出强烈的霸权主义优越感。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归根结底取决于提倡什么样的价值观。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将“世界革命”作为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中以“造反者”的形象出现。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将“和平”、“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参与者”、“合作者”和“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形象是对外战略的表象，文化价值观是其内涵。

        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内外冲击和急剧变化的过程中，在文化价值观的提倡上出现了相当的混乱，不仅影响国内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也损害了对外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至少我在美国社会学奠基人罗斯的《病痛时代》里面就曾读到过如下断言：“好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心理上一直不能接受创新思想。这个民族固执地认为古代圣贤的智慧是至高无上的，所以要他们不拘一格降人才简直就是指望铁树开花。新派思想家刚想提出新观点，就已经被保守派思想的沉重压力胁迫得丧失勇气了。总而言之，社会气氛变得异常沉闷压抑，缺乏激励人们创新的氧气。而很久以前，这个国家还发明了火药、活字印刷、纸币、瓷器、指南针、防水船舱和黄包车。”

        从西方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就形成了巨大的挑战。文化争论和救亡图存的斗争扭结在一起，使得中国人难以平心静气地思考文化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尊崇和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接近，为中国的文化认识涂上了新的底色。十年浩劫中“反对封资修”，大革文化命，造成了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愚昧主义，它所造成的破坏难以估价，至今遗毒未消。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全面融入世界体系，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蜂拥而至，人们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文化潮流变化如此之多，如此之快，波及面如此之广，举世罕见。在价值观还有缺失、争议甚至混乱的情况下，研究应当倡导什么价值观已经刻不容缓。

        目前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文化源远流长，资源丰厚，完全可以文化之强弥补实力之短。您对此有何评论？

        这种观点并不正确。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强大的文化优势。现在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不是一个文化强国。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站得住脚的。

        现实状况是中国处于文化弱势，对外战略只能建立在现实的客观分析之上。

        文化强势需要实力支撑，今天已经不言而喻了。全球化增强了文化互动，商品、娱乐、旅游都是传播文化的手段，更不用提各种媒体和文化产业，时时刻刻传播着文化价值观。从信息和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来看，美国独占鳌头，英国、日本和德国也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它的最大影响是，在西方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较富裕阶层中。当然，这种现象也激起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尽管还比较微弱。日本和韩国的文化产业在亚洲和世界上的影响远胜中国，也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有关。

        您在您与人合著的《强大的无形力量——文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作用》中强调了一个观点，那就是：“西方文化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已经向全世界传播的文化价值观，再加上强大的制度支撑，确实处于强势。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处于弱势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在相当时期内不会根本改变。”刚才您又说：“从信息和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来看，美国独占鰲头，英国、日本和德国也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它的最大影响是，在西方所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的同质性，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较富裕阶层中。”那么，我们的弱势是否已经直接导致我们的文化失去安全，现实面临巨大威胁？

        处于文化弱势并非意味着无所作为，更不能说我国已面临“文化安全”的威胁。近来讨论“文化安全”的论文很多，我认为其中有几个概念混淆，值得澄清。一是把殖民地时期与国家独立后混淆。许多人在讲“文化同化”甚至“文化灭绝”时，引用的都是殖民地时期的事例。实际上，在反殖民主义取得胜利后，所有的主权国家都会保护其文化，“文化同化”或“文化灭绝”基本已无可能。中华文化历史深厚，13亿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文化生生不息，是不可能被“全盘西化”的。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50年，英语成为官方语言，印度文化都未被同化，就是很好的例子。二是把“信息安全”等同于“文化安全”。信息社会已经在经济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越是参与到全球化中的国家，所面临的“信息安全”问题越严重。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破坏军用或者民用指挥系统或要害部门，已经不是科幻小说而是现实。信息不对称就已经对许多国家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信息背后有文化支撑，或者说信息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但是，文化的含义要比信息大得多，“信息安全”并不等于“文化安全”。

        那么，中国文化如何才能摆脱弱势地位呢？

        中国文化摆脱弱势地位的必由之路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之一是现代价值观的认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在价值观的继承、发展和传播上出现了混乱和断裂，是世界上十分少见的现象。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政府和知识界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建设精神文明，建立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近年来更强调社会诚信体系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还未取得根本改观。

        就在昨日，锦涛同志在京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还强调指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始终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道德保障。

        从深层原因看，中国目前现代化的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刚刚跨进小康门槛，还不能完成东西古今的文化价值观的整合提炼。随着20年建成小康社会，50年达到中等现代化，人民的伦理道德水准将会大幅提高，对于价值观的认同也会达到新的高度。

        您不觉得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对话能力也很弱吗？

        现代中国以平等身份进入国际体系的时日尚短，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的能力确实较弱，还未找到把本国文化特点与世界主流文化结合的有效途径。当代国际体系基本上是从欧洲体系和价值观脱胎而来，美国后来起了很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要对国际体系施加影响，必须既考虑到已有的基础，又提出自己独特的建议。例如伊朗近年来提出“文明对话”，被联合国采纳，是一大贡献。但是伊朗本身在把伊斯兰文化现代化上做得不够，因此说服力不大，影响不明显。中国对外战略近年来提出了很多新思想，但是能被国际社会接受和认同的还很少。这应是今后着力研究的问题。

        现在有人把强势文化描绘得无孔不入，无所不能，认为虽然现在已经不存在殖民主义，但存在着文化帝国主义，用更隐蔽的方式来维护文化霸权。

        这种论点并不全面。以美国电视在全球市场的统治地位为例，它确实反映了强势文化，但它也并非没有竞争对手。巴西和墨西哥的电视公司不仅成功地占领了国内市场，还向其他拉美国家、欧洲国家和美国输出电视节目。另外可以观察到，虽然美国电视节目在很多国家存在，但很多国家的国产节目仍居收视率之首。可见只要各国更注意经营，文化竞争力会逐步提高，民族文化并非如有人预言的走向没落，民族文化本体也不会受到根本威胁，弱势文化也有相当的渗透力。如果在其他领域竞争不是零和游戏，那么在文化领域内就更不是零和游戏。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创造了赶超的机会，也提供了弱势文化强身的机遇。只有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学习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才更有保障。我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地方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和效益压力，这个方向基本上由全球行为体预先设定。西方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历史优势，但目前已不占垄断地位。灵活性、改革愿望和变革速度成为国际竞争能力的社会文化条件。但在许多非西方国家中，当地的文化传统还不能与时代发展潮流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开放的具有学习能力的文化和社会，就有更大的成功可能。东亚各国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很多，文化上的开放和学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中国在解放后先是部分开放，只对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后来又在极左思潮下完全自我封闭，结果是保护落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推动了文化的更新。从实践上看，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一般开放性越强，其文化传统也保存和发扬得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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