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基·科伦索可不是生下来就注定要在二十岁时死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黑）的一个粪池里的。他的生命不应该那样结束。他理应住在美国，获得大学学位，娶妻生子，自由自在地追求幸福，过上体面的生活。事情出了差错，因为他太善良了。

        早在一九七○年，一位叫阿德里安·科伦索的年轻聪明的数学家，当上了华盛顿郊外乔治城大学的数学教授。当时他才二十五岁，能评上这种职称算是相当年轻的了。

        三年后，他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一个夏季讲座。在听课的人群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叫安妮·埃德蒙。虽然她几乎听不明白他的讲座，但为他神魂颠倒，于是通过密友安排了一次见面。

        阿德里安·科伦索从来没有听说过她的父亲，这使她又惊又喜：她已经有五六个追猎财富的求婚者了。在返回旅馆的汽车里，她发现他不但精通微积分运算，而且接吻也很有水平。

        一星期后，他飞回华盛顿。埃德蒙小姐可是说一不二的。她辞去工作，在加拿大领事馆找到一份闲职，在威斯康星大道旁边租妥一套公寓，带着十件行李跟过来了。两个月之后，他们结婚了。婚礼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随后小夫妻去美属维尔京群岛的卡尼尔湾度蜜月。

        作为嫁妆，新娘的父亲在内布拉斯加大街旁边的福克斯路上购置了一座很大的乡间别墅。因为处于乔治城郊外，这个地段很宁静也很抢手。这栋大别墅自带一块树木茂盛的地皮，有五千多平米，还配有游泳池和网球场。新娘从娘家得到的津贴能维持这份房地产的日常维修保养，而新郎的薪水则用于家庭的其他开销。他们在爱巢里安顿下来了。

        儿子理查德·埃利克·史蒂夫，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生，不久即被昵称为里基。

        与几百万其他美国青年一样，里基在一个安全的、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做着所有男孩们做的事：参加夏令营，着迷于年轻姑娘和跑车，担心学习成绩和临近的考试。

        里基没有他父亲那么聪明，但也不笨。他承袭了父亲古怪的微笑和母亲俊美的长相。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好青年。如果有人求助于他，他会尽最大的努力。但他决不应该去波黑。

        他于一九九四年高中毕业，并被哈佛大学录取，来年秋季入学。那年冬天他在电视里看到，在一个叫波黑的遥远的地方，发生了残忍的种族清洗，之后难民们状况悲惨，各种救援计划应运而生。他决心要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

        他的母亲哀求说他应该留在美国；如果他真的要尽一分社会责任，美国当地就有援助项目。但他看到的被洗劫一空的村庄、饥寒交迫的孤儿和愁容满面的难民，深深地触动了他。必须去波黑。里基恳求他能获准参与救援。

        父亲打了几个电话后了解到，国际性救援机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简称联合国难民署，在纽约有一个很大的办事处。

        到一九九五年初春，原南斯拉夫联邦四分五裂，三年的内战使得波黑共和国千疮百孔。联合国难民署在那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派去了大约四百名“国际援助人员”，还有几千个当地招募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负责装备的，是一位蓄着大胡子的精力充沛的前英国军人，名叫拉里·霍林沃思。里基在电视里见过这个人。于是他去纽约的办事处询问有关报名手续。

        纽约办事处的人很和善，但不够热情。业余救援者的申请书如雪片般飞来，登门的人每天有几十个。因为是联合国的机构，申请手续繁琐，六个月的官僚主义运作，送进来的表格已经能压断皮卡车的弹簧了。里基秋季要去哈佛上学，到头来很可能会遭到拒绝。

        几经努力都遭失败的里基垂头丧气，午饭时分他坐电梯下楼时，一位中年女秘书朝他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如果你真的想去那里提供帮助，你就必须先去设在萨格勒布的区域办事处，”她说，“他们在那里接收救援人员。现场的手续相当简便。”

        克罗地亚曾经是正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的一部分，但已经获得了独立，现在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机构都在它的首都萨格勒布设有办事处。联合国难民署是其中一个。

        里基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父母亲，得到了他们的勉强同意，从纽约经维也纳飞到了萨格勒布。但回答依然相同：填表格，优先招收长期人员。假期来帮忙的业余人员给难民署带来的责任很多，但贡献甚少。

        “其实你可以去试一试非政府机构，”那位乐于助人的地区办事处主任建议说，“他们就在隔壁的咖啡馆里碰面。”

        联合国难民署是世界性救援机构，但绝不是唯一一家。救灾是一个产业，而且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职业。除了联合国和一些政府的努力，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在波黑，有三百多个非政府组织在实施救援。

        有几个组织的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拯救儿童”（英国的）、“喂养儿童”（美国的）、“关心老人”“战争救济”“无国界医疗队”——他们都到了那里。有些是教会机构，有些是世俗的，还有许多小机构是临时成立的——在电视上看了连续不断的波黑内战报道后就过来了。最小的团体，只有两个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他们在家乡的酒吧里募捐，然后驾着一辆卡车穿越欧洲一路过来。要进入波黑中心地带，萨格勒布是必经之地。

        里基找到那家咖啡馆，要了一杯咖啡和一杯东南欧地区的烈性梅子酒以抵御三月的寒风。他朝四周打量着，寻找着可能的联络人。两个小时后，一个留着胡子、身材结实得像一辆卡车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一件格子风衣，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法国白兰地。根据他的口音判断，应该是来自美国南卡罗莱纳或北卡罗莱纳，于是里基走上去作了自我介绍。他遇上了好运气。

        那人叫约翰·斯莱德，负责一个小型的美国慈善机构“面包和鱼”的救济物品调派和分发。“面包和鱼”是最近成立的一个分支，总部叫“救世之路”，是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一个宗教背景的慈善机构。斯莱德听了里基的自我介绍。

        “你会开卡车吗，小伙子？”

        “会。”里基回答。其实这话不太真实，但里基认为一辆大型越野吉普车应该与一辆小型卡车差不多。

        “你会看地图吗？”

        “当然会。”

        “那么你想挣一份高工资吗？”

        “不想。我有外公给我的津贴。”

        约翰·斯莱德眨了眨眼睛。

        “你什么也不想要？只是来帮忙？”

        “是的。”

        “好，你被录用了。我从事的是一个小规模的行动。我去购买救济食品、衣物和毯子等等，在现场采购，主要是在奥地利。我驾驶卡车把它们运往萨格勒布，加满油，然后继续前往波黑。我们的总部设在特拉夫尼克。那里有成千上万的难民。”

        “这正适合我，”里基说，“我会支付自己的费用。”

        斯莱德把尚未喝完的白兰地往前一推。

        “我们走吧，小伙子。”他说。

        他开的是一辆德国制造的哈诺玛格十吨卡车。在抵达国境之前，里基熟悉了驾驭它的窍门。开到特拉夫尼克花了十个小时，期间他们轮流驾驶。当他们到达位于城镇郊外“面包和鱼”租的院子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斯莱德扔给他几条毯子。

        “在驾驶室里过夜，”他说，“明天早上我们给你安排一间宿舍。”

        “面包和鱼”的救援行动确实是小规模的。还有第二辆卡车，由一个说话不多的瑞典人驾驶，现在正要出发去北方接运更多的供应品；有一个小小的合用的院子，周围围着一道铁栅栏以防小偷；一个由移动式工作间改装的狭小的办公室；一间被称为仓库的棚屋，里面堆放着已经卸下、尚未分发出去的救济食品；还有三名当地招聘的波斯尼亚工作人员。再加上两辆新的黑色丰田越野吉普车，用于配送少量救济品。斯莱德把里基介绍给了其他同事。下午时，里基被安排住进了城里的一位波斯尼亚寡妇家里。为解决来回的交通问题，他买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用的是他藏在腰带里的钱。约翰·斯莱德注意到了这条皮带。

        “是否介意告诉我，你腰带里藏了多少钱？”他问道。

        “我带了一千美元，”里基信任地说，“以备应急时使用。”

        “嗯。但千万不要在别人面前张扬，要不然你真的会遇上紧急情况。这里的人得到这些钱能用上一辈子呢。”

        里基答应会多加小心。他很快发现，波黑不存在邮政系统，因为波黑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原南斯拉夫的邮政系统已经瘫痪了。约翰·斯莱德告诉他，驾车去克罗地亚和奥地利的司机会为大家寄发信件和明信片。里基在维也纳机场买了一大叠明信片扔在帆布包里。他拿出一张写了个快信。那位瑞典司机把明信片带到北方去寄发。一星期后，科伦索夫人在美国收到了它。

        特拉夫尼克曾经是一座繁荣的集镇，居民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不同种族的存在可以从不同的教堂看出来。镇子里有一座克族人的天主教堂，克族人已经离开了；一座塞族人的正教堂，塞族人也已经走了；以及十几座穆斯林清真寺。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他们现在仍被称为波斯尼亚人。随着内战的到来，多年来友好相处的三个种族分裂了。各地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大屠杀，所有种族间的信任全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塞族人离开了，退到了俯视特拉夫尼克的弗拉西奇岭的北部，越过拉斯瓦河谷，进入到河谷对岸的班亚－卢克。

        克族人也被迫出走，他们大多数去了南方十英里远的维特茨。这样，形成了三个独立的种族堡垒。每个地盘都有各自的难民蜂拥而入。

        全世界的媒体把塞尔维亚人说成是这些大屠杀的刽子手，尽管人们也看到过一些孤立的塞族村庄同样遭到了屠杀和洗劫。归罪塞族人的理由是，在原南斯拉夫，塞族人拥有对军队的控制权；当国家分裂时，他们夺取了百分之九十的重武器，这使得他们有了绝对的武力优势。

        同样，克罗地亚人在屠杀他们地盘里的少数非克族人时，并不显得心慈手软，而且克罗地亚得到了德国总理的不负责任的提前承认，从而使得他们能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武器。

        波斯尼亚人基本上没有武器，并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忠告下维持着这种状态。结果，他们遭受了最多的迫害。

        一九九五年暮春，美国人对隔岸观火感到厌烦和恼火了，决定使用武力教训塞族人，并迫使各派坐到俄亥俄州代顿的谈判桌边。《代顿协定》将在那年的十月得到执行。里基·科伦索将看不到那一天。

        里基抵达特拉夫尼克时，从山对面塞族人阵地上发起的炮击已经基本上停止了。大多数建筑物的墙上贴着木板，如果遭到枪击，木板会被击成碎片，但房屋得以保全。许多窗户上的玻璃已经不见了，遮着塑料布。那些色彩绚丽的清真寺倒没有遭到直接打击。城里两座最大的建筑物——中学的体育馆和曾经很著名的音乐学院——挤满了难民。

        由于无法去附近的乡间，从而无法去种庄稼，三倍于原人口的难民依赖于援助机构才能幸存下来。那就是“面包和鱼”和其他十几个小型的非政府机构发挥作用的地方。

        两辆吉普车的任务排得很紧，满载着五百磅的救济品，还要长途跋涉去周边村庄，那里比特拉夫尼克市中心更需要救援。里基同意驾驶吉普车把救济粮食运往南方的山区。

        从一开始他在乔治城家里的电视荧屏上看到人类受苦受难，到他来到这里，已经有四个月了。现在他很高兴，他正在做着他想做的事情。当他把一袋袋小麦、玉米、奶粉和汤料运进一个已经断粮一个星期的孤立村庄时，那些古铜色脸庞的农民和睁着大眼睛的孩子们，深深地打动了他。

        他相信，他这是在以某种方式回报仁慈的上帝让他生为一个美国人的恩情。

        他不会说南斯拉夫的通用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不懂波斯尼亚的方言。他对当地的地理一点也不了解，搞不清楚哪些山路通向何方，以及哪里安全、哪里有危险。

        约翰·斯莱德让一个波斯尼亚当地的工作人员法蒂尔·苏勒耶曼与他搭档。那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里学过英语，可以当他的向导和翻译。

        整个四月份和五月的上半月，里基每星期寄一封信或一张明信片给他的双亲。借着同事去北方装运救济品的机会，这些贴着克罗地亚或奥地利邮票的信件，虽多少有些延误，但都抵达了华盛顿郊外的乔治城。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基发现自己单独一人在负责整个中转站。那个瑞典人拉森，在驾车行驶在国境以北至萨格勒布的一条孤独的山路上时，汽车发动机出了故障。约翰·斯莱德驾着一辆越野吉普车去解救他，还要把那辆卡车拖到修理厂去。

        此时，法蒂尔·苏勒耶曼请里基帮一个忙。

        与特拉夫尼克地区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样，当战火蔓延过来时，法蒂尔也被迫逃离了家园。他解释说，他家是在弗拉西奇岭一条峡谷边的一个小农场。他非常想知道那里现在成了什么模样，是被烧毁了还是幸免于难？战争开始时，他父亲把家里的值钱东西埋在了一个谷仓的地下。它们仍在那里吗？总之，三年来他能不能第一次去探访一下他父母的家？

        里基爽快地同意放他的假，但问题不止这个。由于下过春雨，山路上泥泞不堪，只有越野车才能开过去。这意味着需要借用那辆吉普。

        里基举棋不定了。他想提供帮助，而且汽油费可以由他来承担。但那里的山区安全吗？塞族巡逻队曾经翻越过去，用他们的大炮猛轰山下的特拉夫尼克。

        那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法蒂尔解释说。他父母那座农房所在的南坡现在是安全的。里基犹豫不决，他被法蒂尔的恳求打动了；他从来不知道失去了家园会是什么样子。他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他也一起去。

        事实上，在明媚的春光下，这是一次愉快的出行。他们出了城镇，在朝顿耶瓦库夫的那条主路上行驶十英里之后，转向右边。

        道路开始爬升，接着变成了一条土路，然后继续爬升。到处是长着绿叶的山毛榉、桉树和橡树。里基认为，这里的景色简直如同他曾经随学校野营团去露营过的谢南多亚。在道路的拐弯处，汽车开始打滑，里基承认，如果不用四轮驱动他们是无法在这里行驶的。

        橡树林消失了，代之以针叶林。在五千英尺的高山上，他们进入了一条峡谷。这个地方相当隐秘，从远处山下的路上是看不见的。在峡谷的中间，他们找到了那座农房。只有石砌的烟囱幸存下来，其余的已被烧毁，洗劫一空。几座坍塌的谷仓没有遭到火烧，依然耸立在那个老旧的牛棚旁边。里基看了一眼法蒂尔的脸说：“我很抱歉。”

        他们在黑乎乎的烟囱旁下了车。里基等在旁边，看着法蒂尔穿过湿漉漉的废墟，在他从小长大的地方的残留物上东踢踢西踢踢。里基跟着他走过牛栏，走过一个因为下过雨而涨满了污水的粪池，来到那几个谷仓旁，他父亲埋的东西也许还在那里。这时候他们听到了一阵沙沙声和呜咽声。

        两人在一张散发着异味的湿淋淋的油布下面发现了一群孩子。共有六个，四个小男孩和两个女孩，惊恐地互相挤在一起，年龄在四岁至十岁不等。年纪最大的那个女孩显然充当了代理母亲和头头的角色。看到两个男人在盯着，他们吓坏了。法蒂尔开始轻柔地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女孩回答了。

        “他们来自于高利察，意思是‘小山’，是沿着山路过去、离这里大约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子。我知道那个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

        法蒂尔又用当地的方言说了。女孩回答后哭了起来。

        “他们来过了，塞族人，准军事组织。”

        “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

        “怎么了？”

        法蒂尔叹了一口气。

        “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只有四户人家，二十个成年人，十二个孩子。现在完了，全都死了。开火时，他们的父母亲大喊着要他们赶快跑。于是这些孩子趁着天黑逃了出来。”

        “那么，他们全都是孤儿？”

        “全是。”

        “上帝呀，这是一个什么国家呀！我们必须让他们上车，带他们下山。”里基说。

        他们引领孩子们走出那个谷仓，进入到灿烂的春天阳光下。林中鸟儿在歌唱。这是一个美丽的山谷。

        在树林的边缘，他们看见了那帮人。一共是十个人，还有两辆涂着迷彩伪装色的俄罗斯产加斯吉普车。那些人穿着迷彩军服，而且全副武装。

        三个星期后的一天，安妮·科伦索夫人检查了邮箱，里面又是空空如也，她拨通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个电话号码。第二次响铃之后有人来接听了。是她父亲的私人女秘书的声音。

        “嗨，琼，我是安妮。我爸爸在家吗？”

        “他当然在，科伦索夫人。我马上把你的电话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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