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A小队的棚屋里有十位年轻的飞行员，隔壁的B小队另有八位。外面机场碧绿的草地上停着几架飓风战斗机。驾驶舱后面的庞大机身，使得它们看上去像是驼背蹲伏在那里。它们已经不是新飞机了，机身上的一块块金属补丁表明，过去的两星期里它们曾在法国上空的战斗中受过伤。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棚屋里面的气氛，与英格兰诺福克郡科尔蒂绍机场温暖的夏日阳光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被简称为加拿大中队的皇家空军第242中队的士气，低落到了最低点。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场，几乎自第一炮打响起，242中队就一直在参加战斗。法兰西战役中，从法国东部国境至英吉利海峡，他们打得很艰苦，但没能获胜。当希特勒的闪电战机器滚滚向前把法国军队打得落荒而逃时，这些飞行员们努力去阻挡德军的进攻洪流，但在他们驾机升空的时候，基地已经撤到了更远的后方。他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食物、住处、备用零件和油料。经历过撤退的战士们知道，最能描述这种场面的形容词是“混乱不堪”。

        越过海峡撤回到英国以后，他们在敦刻尔克的沙滩上空参加了第二次战役。在他们的身下，英军试图挽救遭受的惨败，幸存的军人抓住一切能够漂浮的物体泅回英格兰。

        当最后一名英国兵撤出那片可怕的海滩，最后一批在外围打掩护的战士被德军抓走，这些加拿大飞行员已经筋疲力尽。他们遭到了可怕的损失：九人战死，三人受伤，另三人在跳伞后成了俘虏。

        三个星期后他们仍窝在科尔蒂绍，缺少备用零件和工具——全都遗弃在法国了。他们的指挥官戈比尔少校已经病了几个星期，一时不会返回指挥岗位。英国人答应马上给他们派一名新的指挥官过来。

        一辆小型敞篷跑车从机库之间出现，停在了机组人员的这两座小木屋附近。一个男人有点吃力地爬了出来。没人上去招呼他。他步履蹒跚地走向A小队。几分钟后，他从那里出来，走向B小队的棚屋。加拿大飞行员们在窗口边注视着他，对他两脚分开一摇一摆走路的样子很是惊讶。门打开了，他出现在门框里。他的肩章表明他的军衔是空军少校。没人站起来迎接他。

        “这里由谁负责？”他厉声责问。

        一个身材结实的加拿大人站直了身子。在距他几英尺的地方，史蒂夫·埃德蒙蜷缩在一把椅子里，用一种迷惑的神情打量着这位新来者。

        “我想应该是我吧。”斯坦·特纳说。这时候才是战争的初始阶段。斯坦·特纳已经获得了两枚军功章，最后将得到总共十四枚奖章。

        这位新来的英国军官瞪着一双愤怒的蓝眼睛，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走向一架飓风战斗机。加拿大人都从棚屋里涌出来观看。

        “简直难以相信，”约翰尼·拉塔向史蒂夫·埃德蒙咕哝着，“英国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没有双腿的指挥官。”

        这是真的。这位新来者正在用两条假肢跌跌撞撞地走路。他爬进那架飓风的座舱，发动劳斯莱斯引擎，转到顶风方向后就起飞了。在之后的半个小时里，他驾着战机做完了每一个已知的空中杂技动作，还做了几个教科书上所没有的漂亮的惊险动作。

        他本身很棒，在战前坠机事故失去双腿之前，他曾经是一位空中杂技英豪；另一方面，因为他没有双腿，他更棒了。当飞行员在紧急转弯或紧急俯冲的时候（空战时这些动作非常重要），重力全加到了他自己的身上。其结果是驱使血液从上身往下体流动，导致飞行员眩晕。但因为这位飞行员没有双腿，血液不得不留在上体，靠近脑部，现在全中队都看到了，他能完成比所有人都更小更急的转弯动作。最后他让飓风战机着陆，爬出驾驶舱，摇摇摆摆地走向那些静默的加拿大人。

        “我的名字叫道格拉斯·巴德，”他告诉他们，“我们将成为整个空军中的王牌中队。”

        他说到做到。在法兰西战役失利和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又一场血战正在逼近：被称为空中英雄的德国空军元帅戈林，已经向希特勒许诺入侵英国必胜无疑。不列颠战役是空中争夺战。这场战役结束前，每次空中战斗都由他们的无腿指挥官一马当先，加拿大242中队创下了最佳击落与损失比的战绩。

        到深秋时，德国空军无心恋战，退回到法国去了。希特勒把戈林怒骂一顿，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的苏联。

        在一九四○年夏季六个月内发生的三大战役——法兰西战役、敦刻尔克战役和不列颠战役中，这些加拿大人击落德军八十八架战机，其中单是不列颠战役就击落敌机六十七架。但他们也损失了十七位飞行员，都是在战斗中牺牲的，除了三个，其他都是加拿大人。

        五十五年后，史蒂夫·埃德蒙从办公室书桌旁站起来，如同他多年来做过无数次的那样，穿过房间，走到墙上的那张照片面前。照片并没有包含与他一起驾机飞行过的所有战友；有些人在新人到来之前死去了。照片上是战争白热化阶段的八月下旬，一个炎热晴朗的日子里，在达克福与他并肩战斗的十七位加拿大人。

        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走了。大多数死在了战场上。这些十九岁到二十二岁之间的年轻小伙子们，从照片里向外凝视着。他们欢乐，活泼，憧憬未来的生活，刚刚跨进人生的门槛，然而他们大都注定无法看到以后的人生。

        他凑近去看。本齐，他的僚机飞行员，在拍下这张照片两星期后的九月七日，在泰晤士河口上空被击落身亡。索兰德斯，来自纽芬兰的小伙子，死于次日。

        在照片里并肩站在一起的约翰尼·拉塔和威利·麦克奈特，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在比斯开湾上空双双阵亡。

        “你是我们中间最优秀的，威利。”这位老人咕哝着说。威利·麦克奈特是王牌飞行员，是天生的空中英雄：在刚上战场的起初十七天里，创下了击落九架敌机的赫赫战绩。他死去时，共赢得了二十一次空战的胜利，他才初出茅庐十个月，年仅二十一岁。

        史蒂夫·埃德蒙幸存下来了，现在是一位老人，也是一位富人，起码是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富有的矿业商人。但这么多年以来，他一直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当他居住在一间简陋棚屋里、与一把鹤嘴锄相伴时，当他首次成为百万富翁时，尤其是当《福布斯》杂志宣布他为亿万富翁时。

        他保存这张照片的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种东西是何等脆弱。回顾过去时，他常常纳闷自己是怎样幸存下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第一次在战斗中被击落。他还躺在医院里时，242中队开赴远东。康复之后，他被派往培训中心担任飞行教官。

        他对这种安排极为恼火，于是多次去找上级领导，强烈要求重返前线。最后，他被及时地允许参加诺曼底登陆战，驾驶攻击地面目标的新型台风战斗轰炸机。这种战机功率强大，速度极快，是一种可怕的坦克杀手。

        他第二次被击落是在德国雷马根附近，当时美军蜂拥般地渡过了莱茵河。他与十几架英国的台风战斗机一起在前方为盟军提供空中掩护。飞机发动机被击中起火后，他用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拉起机头提升高度，打开座舱罩，在飞机爆炸之前跳了出去。

        由于低空跳伞着陆力度很大，他的双腿摔断了。他躺在雪地上，因疼痛而神志昏迷。他朦胧地感觉到一大群圆圆的钢盔在朝他跑过来。他清楚地知道德国人对台风战机的刻骨仇恨，而且一支精锐的党卫军装甲师刚刚被他炸成了碎片。

        一个模糊的人影停下来俯视着他。一个声音说：“喂，看看我。”他宽慰地舒了一口气：希特勒的精英部队里可不会有人会说带有密西西比口音的美国腔英语。

        美国人给他打上一针吗啡，把他送回莱茵河对岸。之后，他被安排飞回英国。他的双腿被妥善地固定好之后，医生们认为他不应该再占用前方伤员所需要的床位了，于是他被送到了英格兰南海岸的一座疗养院。他在那里等待康复，最后被遣返回加拿大。

        他喜欢疗养院所在的迪尔伯利庄园。这是几座散落的历史味很浓的都铎时期建筑物，里面有碧绿的草坪和漂亮的护士。那年春天他二十五岁，是一名空军中校。

        病房由两名军官合用一间，但直到一星期之后他的室友才到。跟他同样年纪，美国人，没穿军装。左臂和左肩碎裂了，是在意大利北部的一次交火时受伤的。那是在敌人后方，意味着是秘密军事行动，所以他是特种部队战士。

        “嗨，”新来者说，“我叫彼得·卢卡斯。你会下棋吗？”

        史蒂夫·埃德蒙生长在安大略省一个艰苦的矿区，于一九三八年加入皇家加拿大空军，以逃避因为国际市场不需要镍而引起的矿产业萧条和失业。其实稍后，这种金属被用在他驾驶的每一架飞机的航空发动机上。卢卡斯生长在新英格兰州的上层社会，从一降生起就生活得无忧无虑。

        两个年轻人坐在草坪上，中间放着一张棋盘。这时候从大厅的长方形窗户里传来了英国BBC电台的新闻广播，陆军元帅冯·伦德斯泰德代表纳粹德国刚刚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

        欧洲的战事结束了。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坐在草地上，想起了所有那些永远不能回家的朋友。将来在他们的回忆中，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哭泣。

        一星期后，他们分别了，回到各自的祖国。但从此他们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终生友谊。

        当史蒂夫·埃德蒙回家时，加拿大变了，他自己也变了。一个战斗英雄回到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他来自于萨德伯里盆地，他回到的也是这个盆地。他的父亲以及祖父都是矿工。自从一八八五年起，加拿大人就在萨德伯里附近开采铜矿和镍矿。埃德蒙家庭一直在此从事矿业。

        史蒂夫·埃德蒙发现，空军给了他一份优厚的退伍安置费，于是他用这笔钱去上大学。他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大学生。自然，在大学里他主修采矿工程，辅修冶金学。他发奋学习，这两门专业课的成绩一直在班级里名列前茅。一九四八年毕业时，他立即被盆地里的一家大公司——国际镍矿公司抢了过去。

        成立于一九○二年的国际镍矿曾让加拿大成为世界镍金属的主要供应国，公司的重点是在安大略省萨德伯里以外的大矿床。埃德蒙加入公司当了一名见习采矿经理。

        史蒂夫·埃德蒙本可以一直担任一名采矿经理，居住在萨德伯里郊外一座舒适但质量一般的木板房屋里，但他那躁动不安的内心总是在告诉他，应该还有一种更好的活法。

        大学老师教过他，基本的镍矿，亦即硫镍铁矿，也含有其他元素。铂、钯、铱、钌、铑、碲、硒、钴、银和金，也存在于硫镍铁矿之中。埃德蒙开始钻研稀土金属、它们的用途和市场对它们的潜在需求。其他人都不想去搞。这是因为它们的含量非常微小，把它们提取出来很不经济，所以它们留在矿渣堆里。当时极少有人知道什么是稀土金属。

        几乎所有发财致富的故事都依赖于一个出色的好主意，以及着手去做的勇气。艰苦工作和运气当然也有帮助。当其他年轻的采矿经理们在关心大麦的收成、盼着能多喝几杯啤酒时，史蒂夫·埃德蒙的好主意是回到实验室里去。他所研究出来的成果，就是今天我们所知的“压酸滤取法”。

        这种方法的基本流程是把微量的稀土金属从矿渣中溶解出来，然后再让它们重新构成金属。

        假如他把这个科研成果交给公司，他顶多会得到上司的一句赞扬，也许还能品尝到一顿美味佳肴。然而他辞去工作，坐上火车的一个三等席位去了多伦多，去找专利局。那一年他三十岁，踏上了开始创业的道路。

        他当然借了钱，但不是很多，因为他开发的项目不需要很多启动资金。当硫镍铁矿被提取了镍，或者至少已被提炼得失去了经济价值后，矿业公司留下了巨大的矿渣堆。矿渣是废物，是垃圾，没人要。但史蒂夫·埃德蒙要。他用极低的价格把矿渣买了下来。

        他创立了埃德蒙金属公司，在多伦多股市被简称为埃米斯，而且股价持续上升。他从来不抛售，也从来没有听从银行和金融顾问们向他提出的冒险建议。这种做法，使他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泡沫，避免了毁灭。到四十岁时，他已经是一个几百万富翁了，到一九八五年六十五岁时，他成了亿万富翁。

        他没有丝毫的张扬和炫耀，从来不忘本；他大力资助慈善事业，对政治敬而远之，是一个爱家的好男人。

        多年来，确实有几个傻瓜认为他外表和善，可以欺负，千方百计地想骗他、坑害他。史蒂夫·埃德蒙的意志力如同他所操纵过的航空发动机一样坚强，而那些笨蛋发现这点的时候总是太晚了。

        他只结过一次婚，是在一九四九年，正好是他做出重大发现的前夕。他和妻子菲伊相亲相爱，直至一九九四年运动神经疾病夺去了她的生命。他们有一个孩子，女儿安妮，生于一九五○年。

        到了老年，史蒂夫·埃德蒙依然一如既往地溺爱这个女儿，喜欢女儿在二十二岁时所嫁的女婿——乔治城大学学者阿德里安·科伦索教授，喜爱唯一的外孙里基。小伙子今年二十岁了，在上大学前离家去了欧洲的某个地方。

        大多数时间里，史蒂夫·埃德蒙是一个心满意足的男人，他有理由感到满足。但有时候他也会伤感，寝食难安。这时候他就会穿过他在安大略省温莎市内那座高楼的顶层办公套间，去凝视照片里那些年轻的脸。来自遥远地方和很久以前的脸。

        内线电话响了。他走回到书桌边。

        “说吧，琼。”

        “是您的女儿科伦索夫人从美国弗吉尼亚来电。”

        “好的，把她接过来。”在转接电话时，他靠在了一把摇椅的椅背上。“嗨，亲爱的，你好吗？”

        听着听着，笑容在他的脸上凝固了。他在椅子里坐直身体，又向前倾，靠在桌边上。

        “你说的‘失踪’是什么意思？……你打过电话了吗？……波黑？电话不通……安妮，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写信的……也许邮件在那边耽搁了……是的，他是作过承诺……好吧，把这事留给我来处理。他在为谁工作？”

        他拿过来一支笔和一本便笺，把她的口述内容写了下来。

        “‘面包和鱼’。是这个名字吗？它是一个救济机构？发放粮食给难民。好的，那样的话，它就会列在名册上了。肯定能查到的。把这事交给我吧，亲爱的。好的，我一有消息就会告诉你的。”

        放下电话后，他思考了一会儿，打电话给他的首席执行官。

        “在你所雇用的年轻人中，有没有人懂得上因特网查询？”他问道。那位执行官被搞得一头雾水。

        “当然了。许多人都会上网。”

        “我要查找一个叫‘面包和鱼’的美国慈善机构，负责人的名字和私人电话号码。不，只要这些。我有急用。”

        十分钟内，他得到了这些资料。一小时后，他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某人通完了一个长途电话。那是个电视传教机构的总部，他不太喜欢的那种类型，以救世的名义从容易上当的人那里掠夺捐款捐物。

        “面包和鱼”是那个华而不实的救世组织的分支机构，为当时饱受内战之苦的波黑难民募集基金。到底有多少美元送到了难民手中，又有多少美元落入了那个牧师的豪华车队之中，人们只能猜测了。但查尔斯顿的那个人告诉他，如果里基是作为志愿者在波黑为“面包和鱼”工作，那么他肯定是在一个叫特拉夫尼克的分发中心。

        “琼，你还记不记得，两年前多伦多有一个人乡间别墅里两幅名画失窃了？这事件上过报纸。然后又找回来了。我在俱乐部里听人说，那人用了一个很隐蔽的私家侦探机构去侦查，并把名画追回来了。我要知道那人的名字。给我回电。”

        这种信息肯定不是在因特网上能查得到的，但还有其他网络。琼·塞尔使用了她的关系网，她有位朋友是警察局局长的秘书。

        “鲁宾斯坦？好的。给我接通鲁宾斯坦先生，不管他是在多伦多的家里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这用了半个小时时间。这位艺术品收藏家正在参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又一次去观赏伦勃朗的艺术大作。由于六个小时的时差关系，他在晚餐桌边被唤去接听电话。但他乐于提供帮助。

        “琼，”在结束与荷兰的通话之后，史蒂夫·埃德蒙说，“打电话给机场。备妥那架格鲁曼飞机。现在。我要去伦敦。不，不是加拿大伦敦，是英国伦敦。日出时出发。”

        那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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