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文革”是以“天下大乱”的方式去夺取社会权力和触及“人的灵魂”的“政治大革命”和“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一些势必引起许多人的怀疑、抵制和反对。为了深入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了彻底摧毁“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必须借助和倚重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所以，对于林彪和“中央文革”坚决打倒邓小平的企图，倚重和信任他们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迁就。考察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给江青的那封意义深长的信，提到了他“违心地同意别人”，“我只好上梁山了”，“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等等一类的言语，其实也为我们理解毛泽东对党内极端势力不得不有所迁就的心情，提供了一个思路。这些“考虑”体现在毛泽东的一系列关注和保护邓小平的举动上，包括他对邓小平在人身上的保护和在政治上的保留。

        根据毛毛在她的书中披露，1967年5月，毛泽东约邓小平谈话，主要是问他30年代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这一段历史情况，并批判了他派工作组的错误。毛泽东态度缓和，批评得并不严厉，并且说，以后有事情，可以找汪东兴。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当然知道林彪、江青等党内极端势力要极力置邓小平于死地，所以，“对邓小平的监管，毛泽东只让他所信任的汪东兴来管，从来没有让林彪和中央文革插手”便有深刻的含义。邓小平虽遭批判，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而且未受到人身迫害和摧残。邓小平躲过了厄运显然与毛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有关。数年之后，邓小平本人也承认：“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毛泽东不但在人身上保护了邓小平，而且在政治上为重新起用邓也埋下了“伏笔”。1967年春，戚本禹发表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邓小平指责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对其批判时，毛泽东向邓小平表示：“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在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说：“我的意见还是要把他（指邓小平）同刘区别一下。”在1968年九大召开前的视察途中谈到邓小平时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是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1969年3月23日，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九大报告上只写我与刘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陈伯达也曾回忆说：“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写过关于‘刘邓路线’的话，毛主席看过，说了一个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九大选举前夕，毛泽东谈过邓小平的问题，他意在言外地表示，邓小平与刘少奇要有区别，这些谈话，在将刘少奇定性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和九大前夕，毛泽东这些谈话，显然是有的放矢的。把刘、邓拆开来，话只是一句，但含义很深。它是对刘、邓个人生死前途、政治命运的不同决定，在深层次上为重新起用邓小平准备了最必要的条件。

        除了把刘、邓进行意味深长地分开外，毛泽东还“反潮流”的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用近乎协商的语言“替他说一点话”，要求给邓小平“做点工作”，哪怕是“做点室内的整理材料”，并且“不合你们的口味”地不同意“大家要开除他”的意见，在1968年，毛泽东用这种口气与语言在中央正式会议上为邓小平说话，真切地反映出毛泽东的确不想根本打倒邓小平，的确是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然而又不得不顾及到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所以，他坚持最后的底线，保留住邓小平的党籍。

        毛毛在书中写道：“九大的召开，父亲是从报纸上和新闻中知道的。虽然他再一次被确定为‘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没有开除他的党籍。以四十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深知这一处理的重要性，也深知其中必有玄奥。应该说，只要没有开除党籍，就留有余地，就存在一线生机。”邓小平作为几乎搞了一辈子党务工作的老党员，自然对保留党籍的玄机有着远比一般人深刻的理解，毛毛的这句感叹更为我们理解和感悟当时的政治“玄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再联想到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一再要求“留在党内”，而毛泽东为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一再亲自出面干预，对于我们了解这一具有特别意义的“玄机”提供了启发。这个“玄机”为邓小平的复出预留了空间，当然，由于党内情况的复杂性，邓的复出还需要时机和邓个人的努力。

        历史有幸，在时机成熟的“林彪事件”后，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共同努力下，1973年，邓小平终于第二次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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