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总前委书记，统领百万雄兵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革”期间，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地主持军队整顿。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

        邓小平上任伊始，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1年9月，邓小平观看了人民解放军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军队规模最大、投入兵力最多的一场诸军兵种实兵实弹演习，代表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水平。在五天的演习中，邓小平认真地看、严肃地听，但话语并不多。演习进行到精彩处，他也会鼓掌，却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显得兴奋异常。他的整个情绪，始终是平稳和深沉的。

        华北军事大演习结束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19日，邓小平检阅完部队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实现军队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人民解放军的“臃肿”问题由来已久。裁军“消肿”是邓小平很早的心愿。据不完全统计，邓小平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对于“消肿”问题，谈了多达数十次。在此期间，虽进行过4次精简整编，但“消肿”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至1985年，人民解放军军费只有191亿元人民币，仅占同年美军军费的2％，不及前苏联军费的零头，而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却是美军的两倍，与苏军持平。军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众多兵员的“人头费”占去了。这不但是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也直接限制了部队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斗力的提高。据统计，我国1953年至1983年30年间的武器装备发展费，比美国1982年一年的同类经费还少200亿元人民币。

        一方面是军费数额很低，另一方面却是兵员多，结构又不合理。据有关资料，当时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官兵比例是：苏联为1:4.56；美国为1:6.15；联邦德国为1:10；法国为1:17。而中国是1:2.45，平均每个军官领导两个半士兵。

        中国军队的军官多，首先是由于机关庞大。每个军区有十几名或几十名省军级以上领导，邓小平说，打麻将都能凑好几桌。他有一句尖刻的话，从1975年讲到1985年：“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都跑不赢。”

        对裁减100万，有些领导人担心会减弱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虚胖子能打仗？军队要多节省开支，改善武器装备，更要提高军政素质，这就必须减少数量。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充满信心地指出：“再减100万，一是必要，二是没有风险。好处多得很！”

        邓小平指出，与其说是“精兵”，不如说是“精官”。“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一矛盾留给新的军委主席。”

        裁军百万，决心难下，实施起来更加困难。

        在1975年至1984年的几次精简整编中，同样的问题多次出现：机关精简一次，膨胀一次，边减边增，互相攀比，人浮于事，陷入“精简-增编-再精简-再增编”的怪圈，甚至出现了增编大于减员的反常现象。

        面对400万大军，从哪里下手对全军更有指导作用呢？这就要弄清军队主要“肿”在哪里。尽管当时中国军队有400万，但连队并不充实，臃肿的是各级机关。各级机关，副职过多，每个军区有十几名甚至几十名领导，还有什么“团职保密员”、“营级打字员”等等。

        对全军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进退去留的选择和被选择，几乎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利益都会受到触动。难怪有人说，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一夜之间，人民军队有60万干部被列为“编外”，陆军部队的建制单位有1/4要撤销，其中包括那些有着几十年光荣历史，立过赫赫战功的部队。

        在面临被撤销的福州军区，有些干部要军区司令员江拥辉找中央军委首长，建议不要撤销福州军区。江拥辉语重心长地劝大家：“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做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至于撤销哪个军区，要等军委决定，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扰军委决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门子，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在江拥辉和福州军区其他领导的共同努力下，福州军区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济南军区某团，前身是1929年在冈山组建的“中央军委警卫营”，抗日战争时期，改为“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内称“朱德警卫团”。这个团转战南北，声誉日隆。该团要合并组建的风声传开后，干部、战士一时想不通。于是，团队请来老政委讲传统，组织重新认识团史，“针尖对麦芒”地对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工作。经过努力，大家终于明白：珍惜荣誉，应该成为服从大局的动力，不应该成为阻力；光荣传统应该在精简整编中发扬光大。

        广大干部带领战士坚决服从和执行精简整编方案，在个人名利得失面前，交了一份合格答卷。无数事例不可辩驳地证明：人民解放军是好样的！

        百万大裁军以其辉煌的战果，在人民解放军军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和国防科工委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撤并机构，人员精简40％。调整后的军区，战区范围扩大，兵源充足，物质资源雄厚，战役纵深加大，从而提高了大军区的独立作战能力。较大幅度地调整各兵种的编成比例，加强了特种兵部队。凡保留下来的陆军，军级建制全部改编为“合成集团军”，与原陆军的军相比，集团军的火力、突击力、机动能力都有所加强，提高了现代条件下的合成训练和作战能力。全军撤销或合并了一些初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院校数量精简12%，人员数量减少20%。

        结合精简整编，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调整配备了三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班子。有人把这形象地比喻为既“消肿”，又“输血”。调整后的三总部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23.8%，大军区领导班子的人数比原来减少一半。在平均年龄上，由原来的64.9岁下降到56.7岁，每个班子中都有40岁、50岁、60岁左右的干部，基本上形成了梯次结构年龄。知识结构也进一步改善，60%的干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75%的干部经过院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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