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人力、物力都已经非常匮乏，红军在内线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毫无可能了。李德等最高“三人团”在1934年春就准备作战略大转移，4月，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退出苏区，并在5月电告共产国际：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线，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这个计划得到批准。但具体到哪儿去，什么时间走等重大问题还没有在红军高层领导集体中进行过深入的讨论与研究。当时只准备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走，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为此还做了一些具体的准备工作：一是在苏区猛烈扩大红军队伍，建立新的兵团。那时期，新成立了好几个师的部队，有以周昆为军团长的八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第二十二师，还有少共国际师等部队，都是这时期新建立的。除了把地方游击队整编扩充到主力红军外，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军了。二是做武器弹药和粮食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有一大批金银财宝被藏在瑞金附近的大山里。1934年春，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被秘密派出将它取出来。这些财宝起初保存在瑞金，直到长征时才把金银和钞票分给各个军团，以便他们离开苏区后能有钱购买物资。苏区的各个工厂全天候地开工，特别是武器火药的制造，增加到平时的6倍到30倍，并采办了大批特制的军衣发给士兵，还在出发的前夕，采买了60万石粮食。但由于准备终究太仓促，特别是强行命令部队要将在根据地积存的物资和设备一律带走，结果，成了“大搬家”似的转移，出发时不仅要带走兵工厂和印刷厂的机器，还要把印刷的钞票和宣传品、纸张甚至石印机的石板都搬走。这8万多人中，军委、中央纵队就占了1万多人，每个军团又有自己的后勤部，携带的大批物资，竟达1000多副担子。这8万多人，担任运输队的就达2万人，其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人负重行军。他们不打仗，走得慢，累赘至极。同时，为了保证这些运输队的安全，还得派大批红军主力护送他们。搬不尽的坛坛罐罐，抬不完的笨重家什，严重地拖累了部队，以致几万人经常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常常一夜只能走几公里，或者只能翻一个小山岭。走走停停，战士无谓地消耗着体力，站着睡，走着睡，红军戏称“睡眠行进”。

        至于到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最高领导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博古、李德坚持要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理由仍是让部队有个“家”，可以生息的“家”。站稳脚跟后，与贺龙和肖克部队联手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地带重新创建苏区。博古、李德这一意图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却不切实际。被排挤出党与军队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对上述做法心急如焚，他认为这个计划有导致红军全军覆灭的危险。在研究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提议坚决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与蒋介石较量多次，他太了解蒋介石的用兵之道了。与二、六军团会合，正好落入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蒋介石已派重兵层层封锁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道路，如果仍然不顾一切地去实施这个计划，无疑会遭到惨败。但他的意见最后遭到了否决。5月，处于万般无奈的毛泽东只得以苏区主席的名义在青山召开了一次大会，在会上他向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宣布和说明了中央关于撤离苏区的决定，他心情沉重地说：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大家对此要有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随后“三人团”决定项英、陈毅等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留在苏区继续战斗。

        中共中央虽然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却太不充分。对此，我们还可了解到，当时，对于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只限于上层少数人了解，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进行过充分讨论。除了“三人团”外，对这次行军的原因、任务、目标等重大问题，都被当作最高机密，“秘而不宣”，甚至还严禁向干部和部队传达。由于没有进行解释和动员工作，一部分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出现了混乱，甚至有的战士不辞而别，开了小差，这给部队转移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红军战略转移从于都出发。于都位于江西省南部，素有“赣州河东六县之母”和“闽、粤、湘三省往来之要冲”的称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先后在于都县的城东等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气壮山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全部集中在江西南部于都附近，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各直属机关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也称红星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及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

        二局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则移交防务，隐蔽撤离战场，到于都集结。10月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贡水）以北地区集结完毕，17日渡过于都河，开始突围西进。

        “于都河畔送红军，长忆军民鱼水情”，虽然红军在于都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于都人民对红军的离别却依依不舍。

        渡于都河前，于都人民不论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他们没有歌声，没有笑脸，心情沉重，争先恐后地与红军洒泪道别，泣不成声地表达苏区人民的心愿：“我们盼你们早日打回来。”红军指战员也怀着沉重的心情与乡亲们辞别。他们依恋着苏区的人民群众，依恋着苏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难以割舍与苏区人民的血肉深情。他们向苏区人民群众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中央苏区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心血，浸透着苏区军民团结创业的辛劳汗水，而此时中央红军就要远征了，就要离开这片亲手打造的根据地了，怎么不叫人留恋呢？时隔50年后，聂荣臻还深情地说：“一军团的部队，是在10月16日以后，先后离开瑞金以西的宽田、岭背等地，告别了根据地群众，跨过于都河走上长征之途。对于都河，正当夕阳西下，我像许多红军指战员一样，心情非常激动，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亲眼看到中央根据地人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大批优秀儿女，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想到这里，我不胜留恋。”史实证明：于都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响应扩大红军的号召，为红军送去5000余名新兵。他们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余名红军伤病员，最多的一户农民主动要求安置7名红军伤病员。他们还组织数以万计的民工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长征。多少年过去了，尽管于都河畔支援红军捆绑浮桥的呐喊声，欢送好儿郎当红军的铿锵锣鼓声，运输队支前的匆匆脚步声早已远去，但一代代于都人却依然忘不了那难以忘怀的艰难岁月……在红军渡河出征的日日夜里，于都河两岸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捐船运木、铺路架桥，如火如荼。当地群众拿出了所有能拿出的粮食，拆下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脱谷和碾米的轰鸣声终日不绝于耳，陆定一有诗留下记录红军从于都出征：“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

        于都河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河宽600多米，水流湍急，除少数渡口插上河标可以涉水渡河外，大部分只能架设浮桥渡河。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800多条用作浮桥和摆渡的大小船只覆盖了上下60里河面。这是一个怎样壮观激烈的场面啊！为避免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桥的工作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傍晚，有组织的群众涌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送门板等木材，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公里的于都河面上架设了5座浮桥，布设了众多摆渡和涉河点。值得一提的是，于都河上本没有桥，听说红军要过河，沿岸的百姓将自己所有能用来搭桥的家当都捐献出来。县城里店铺和祠堂大屋的门板，几乎都卸下来铺在了浮桥上。一些居民甚至将家里的房子拆掉，把木材送给红军。一位姓曾的老大爷，连准备用来做棺木的寿材也拿来了。红军的一名连长过意不去，执意不收，曾大爷还发了火，冲连长嚷道：“你是不是嫌我的木材不好？”于都人民就是这样帮红军渡过了于都河。

        在距离于都县城不远的古田村，住着当年为红军摆渡的李声仁老人。老人对当年发生的事记忆犹新。当时只有17岁的他和16岁的妻子同撑一条小船，与自己的父亲、叔叔、伯伯和其他乡亲一起，将皮定钧师长率领的左翼后卫红九军团十三师的队伍送过了河。李声仁也曾和国民党军队打过交道。老人说两支队伍太不一样了。“红军是自己人，是穷人，也是我们渔民的兄弟。我们送他们过河，红军首长给了每条船一块银圆和一袋大米，还说等胜利回来好好报答我们这些渔民兄弟。那些国民党的大兵不仅抢我们的船，还打我们的人，简直和土匪一个样。”老人边讲边指着自己身体比画，“他们用枪托狠狠地拍，用脚使劲踢，和红军没法比”。

        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渡口顺利渡过了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也从这里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红军渡过于都河后，面临的是蒋介石所设下的重重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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