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红军大部队西征的准备工作已到了最后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指战员艰苦斗争克服重重险阻奋力前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分化敌人、利用敌人矛盾、削弱敌军力量方面，表现了超群的智慧及卓越的军事才能。其中粤军陈济棠为红军长征让道，使红军迅速通过广东边境，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重兵布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其中的一大杰作。

        1934年10月中旬的一天，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何长工接到了周恩来从瑞金发来的电令，让他即刻赶到瑞金。他知道部队又要有大的行动了。他接到周恩来的电令后，天一亮便带着作战参谋和警卫员赶到瑞金。

        何长工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挥员，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已经感受到这仗愈打愈窝火，红军连续失利不说，艰苦创建的根据地也在一天天缩小，不仅红军战士不满，他们这些指挥员也早已是满腹牢骚。但对下级他们不能把牢骚挂在嘴上，也不能写在脸上，对于中央的指示，只能想方设法说服下级去执行，并且千方百计地完成好中央交给他们的任务。何长工做梦都想变换一下对敌斗争策略了。果然，周恩来电召他急赴瑞金。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似乎已经嗅到了一种战前备战的紧张气息。

        何长工一见到周恩来就急切地问道：“周总政委，到底是什么任务？”

        周恩来严肃地说：“‘南天王’陈济棠已电约我们，要和我们举行秘密军事谈判。”

        何长工吃惊地望着周恩来，和“南天王”谈判既在他的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

        周恩来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和朱德同志已经商量过了，派你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为代表，到陈济棠管区寻乌去和陈的代表密谈此事。长工同志，这是中央给你的重任，望你勇敢沉着，见机行动。如用电报通知你们‘你喂的鸽子飞走了’，你们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们。谈判期间有什么困难我们用密码随时联系。”周恩来又交给一封朱德署名的介绍信，这封信是写给陈济堂的代表第七师师长黄质文的。介绍信中写道：

        兹就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潘汉年）、何长工两名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予接洽照指为感！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大军，分东南西北四路“围剿”中央苏区。四路总指挥分别为北路顾祝同，西路何键，东路蒋鼎文，南路陈济棠。近一年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北线打得异常惨烈，可南线却一直比较缓和，这与南线陈济棠所指挥的粤军，与蒋介石嫡系争名夺利，矛盾重重是分不开的。粤军历来与蒋介石同床异梦，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在这次“围剿”中央苏区中，蒋介石为了把陈济棠绑在他的战车上，封了陈济棠一个南路军总司令的头衔。可陈济棠并没有买蒋介石的账，他为了保存粤军的实力，在江西并不想替蒋介石卖命。他对蒋介石的奸险狡诈、反复无常已有领教，深知蒋介石“一石二鸟”的惯用伎俩，不想在江西替蒋介石卖命消耗实力，攻占会昌之后便屯兵不动，坐观动静。

        之后，毛泽东从瑞金赶到会昌前线，指挥红军连打了几个胜仗，同时对粤军进行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陈济棠在“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抗日主张感召下，暗地里派人前来苏区作试探性和谈。陈济棠的高参杨幼敏亲自将3万发子弹送给驻会昌的红军。在交战前线，送弹药给对方，这在战争史上是少有的。陈也知道蒋介石这次调他围剿红军的利害关系，事关他能否独霸广东，永踞“南天王”的宝座。因此，陈济棠进剿红军行动缓慢，一直觊觎韶关，只完成碉堡封锁线，目的是防堵红军，同时也防堵蒋介石的中央军入粤。为了保存实力，他只抽调了10个团的兵力进入江西，与其说是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倒不如说是为自己切身利益着想。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陈济棠的代表杨德昭，给了陈济棠巨额军饷，催促陈济棠速进兵马，以“剿”红军。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陈济棠深知进攻红军不会有好结果，而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也不会有好下场。他被逼无奈，只好和蒋介石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他一面派部队进攻红军把守的筠门岭，一面又派人和红军拉关系，以试探虚实。

        1934年4月，敌人攻占了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并马不停蹄地向苏区腹地推进。在这种情况下，陈济棠把守的南线不得不派出南路军2个纵队，计6个师，1个航空兵大队，1个重炮团的兵力，向红军把守的寻乌、安远、重石、清溪、筠门岭等地区进攻。红军立即迎头痛击，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英勇抵抗，给陈济棠的部队带来了很大的伤亡。这一交手使陈济棠大为吃惊，他万没料到红军会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通过交手，也使陈济棠更加坚信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入广东的最好屏障。他既害怕蒋介石入粵，又怕红军乘虚反击。在攻占了筠门岭之后，他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虚张声势，谎报向会昌进攻，摆出决战的架势，另一面又秘密地派出他的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不再互犯的姿态。蒋介石虽对陈济棠的伎俩有所察觉，但因疲于“围剿”红军，对陈济棠的做法也无计可施。

        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左”倾错误领导人的排挤，离开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但他仍然敏锐地意识到陈济棠与蒋介石的这种矛盾可以利用。1934年春，正值反“围剿”战事吃紧之际，他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身份，多次从瑞金来到会昌，对粤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指示：一定要吸取十九路军兵变的失败教训，抓住敌人内部的矛盾搞好统战工作。毛泽东经过多次调查，工作卓有成效，回到瑞金后心情舒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清平乐 会昌》，其中就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周恩来在这次“借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秘密派代表与陈交涉，使南线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为中央苏区以后向南突围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1934年9月，陈济棠又密派李君为代表，要求和红军进行谈判。军委主席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信中说：华北大好河山已沦亡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战之联合厖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协定。并拟了五条协定：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蒋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活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请代购军火等。

        朱德的信很快得到了陈济棠的答复，朱德和周恩来研究商定，遂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前去寻乌与陈济棠秘密商谈。

        第二天，何长工和潘汉年带上两名警卫便出发了。这次他们一行四人都换上了便装，何长工和潘汉年一律长衫礼帽，一副商人打扮。两个红军战士也一律随从装扮。四匹红马急速向“南天王”管区寻乌驰去。

        第二天一早，陈部少将参谋杨幼敏便带着七师师长黄质文等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经过短暂的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转到了正题上，双方代表唇枪舌剑，谈了三天三夜，达成了五项协议：

        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等；五、必要时可以相互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的护照。

        谈判刚刚结束，译电员便送来了一封电报，电文是：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潘、何接到电报就起身告辞。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潘汉年、何长工一行到筠门岭以北的木桥边。几个人策马扬鞭赶回于都，周恩来早已派人在于都等候他们。这时已是1934年10月中旬，到了10月下旬，红军中央机关开始突围长征。按照双方“可以互相借道”的协定，陈济棠在湘粤边界划定道路，让出了一条40里宽的通道，让红军顺利地迅速通过广东边界进入湖南。红军只以减员3700余人的代价通过了蒋介石苦心设置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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