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原子弹的试验成功让罗布泊震撼了世界。罗布泊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塔里木盆地东部。历史上，那里曾经是牛马成群、绿树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曾经有发达的古楼兰文明。但是随后成为一片戈壁滩，几乎寸草不生，夏季气温高达70℃，天空也没有飞鸟。斯文·赫定曾经在这里发现楼兰古国的遗址，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里都像谜一般迷人，同时也令人恐惧。后来中国科学家彭加木在这里失踪。但是对于中国军方的核专家来说，这里似乎是一个天然的试验场。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试验成功，从此中国迈入有核俱乐部。在那个年代，成为核国家毫无疑问极大增强了中国在外交上的信心和中国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直到今天，到罗布泊旅行的人，还会去踏访当年的核试验基地旧址。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抵燃烧起来，太阳都变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青定）蓝、绒白的变换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竖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后来的二炮部队司令李旭阁在他的日记如此中描述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三点的那一刻。

        多年之后，年近80的李旭阁在接受采访时记忆犹新，“五颜六色”。他说。负责原子弹研究和试验的上将张爱萍规定，所有在场人员一律带着万分之一透光率的墨镜。李旭阁开玩笑说：“豁出一只眼镜，我也看看”，结果，“让张爱萍狠批了一顿”。

        张爱萍自己也陷入惊愕。在他的戎马生涯中，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从没有见过如此威力十足的爆炸效果。震惊延续了4分钟之久，张爱萍拿起电话，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是原子弹研发试验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打电话，告诉他原子弹试爆成功。

        周恩来沉默了一会儿，问张爱萍，是不是真的核爆炸。“我也楞了。是啊，凭什么说是核爆炸？谁也没见过核爆炸，真正的核爆炸该是个什么样子嘛！”张爱萍后来回忆说。

        他没有办法在电话里通过描述试验爆炸的效果，来证明这真的就是核爆炸。

        张爱萍回过头去问身边的物理学家王淦昌，王淦昌看了看60公里外因为这次爆炸而产生的巨大的蘑菇云云柱，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做了一个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没有人知道，在这样一个时刻，参与缔造了这种杀伤性巨大的武器的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它的巨大威力和它随后产生的政治效果，如果不提它的可能应用，都会让参与者陡然心情沉重。参与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奥本海姆在目睹它爆炸之后，猛然想起一句来自印度的诗：我是死神，是世的毁灭者。

        但这也正是这群军人和科学家来到罗布泊的原因。他们必须制造出这枚原子弹。这片一望无际的死亡之海，盛传的是关于楼兰古国的传说，关于恶鬼和幽灵徘徊的噩梦，关于宝藏和寻宝的故事，还有种种离奇事件。但是它的荒无人烟也让它成为制造“死神”的最好场所——如果要释放恶魔，最好选一个没有受害者的地方。

        在1964年，仅存的拥有制造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作为世界两极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同盟关系一直延续到战后。理论上，中国和苏联处于同一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主义的幽灵从亚洲至欧洲为整个世界降下铁幕，铁幕的两端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在欧洲，德国的分裂和在亚洲的朝鲜战争都是这种对抗的公开表现形式。

        但是一侧的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了裂缝。而且，是在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停止执行援助中国原子能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协议，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终止原定一切设备材料的供应。当然，与此相对应的是，在各个工业领域内苏联专家的撤出。

        那些倔强的中国人必须自己去建立这一切，从毛泽东想要的遍地烟囱的重工业，到具备巨大威慑能力的原子弹。陈毅说，中国人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可是谈何容易。一个国家国防工业的发展必须拥有与之相称的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不成比例的国防工业发展，将会像一个巨大的吸血机一样，抽干这个国家。

        而根据负责国家经济的陈云和李富春的报告，1960年底的时候，整个国家经济已经被以公社化运动和大炼钢铁运动为标志的“大跃进”破坏深重：粮、棉跌倒1951年的水平；生猪年底的存栏数，跌倒不如1949年；轻工业全面滑坡；惟一有起色的重工业正是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作为代价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后来说：“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这正是认为中国仍然把研发核武器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家们担心的事情。他们对誓言即使当了裤子也要制造出原子弹的陈毅说：老总啊！你还是把裤子提上吧，光着屁股是搞不了原子弹的。

        在苏联专家撤出之后，“负责原子能工业的第二机械工业部决定，为激励全体人员斗志，牢记老大哥背信弃义这一天，把苏联停止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的日期1959年6月，作为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也叫‘争气弹’。”

        是否继续研制原子弹已经毫无悬念，即使这个国家几乎已经不堪重负。它不仅仅是关于虚荣心或者面子的“争气弹”，它还能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上的一张王牌。它会让中国变成第五个有核国家，它能让全世界真正开始认真看待这个红色国度，然后开始跟它谈判。它也能够成为自立的标志，即使不借助外来的帮助，这个国家也拥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它燃起的蘑菇云会是一个强大国家的入场券，至少在那时那个剑拔弩张的国际环境中如此。

        负责原子弹研发工作的任务交给了张爱萍，开国上将，首任国防部长，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攻占一江山岛的总指挥。张爱萍回忆自己当时在会议上说：“我说，我只知道山药蛋，不懂原子弹。陈老总熊了我，说，不懂你不会学？谁是一生下来就会的？”

        领到命令重任在身的张爱萍在一个月后提交了一份报告《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核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报告中，张爱萍将原子弹研制完成的事件定在1964年，“1964年进行核爆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

        只是实现它的前提是倾尽国力的支持，这也正是为何国务员总理周恩来负责原子弹研发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原因，只有国务院总理才有权力和威望来协调各个部门，给予聂荣臻和张爱萍想要的支持。

        后来，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所著的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据国防科委当时的统计，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阶段，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市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以及解放军各军兵种参加了攻关会战。在尖端技术、专用设备和新型材料方面，仅中国科学院就有20多个研究所参与。国防科委、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机械部、邮电部以及航空、电子、兵器等国防各工业部，外加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防化研究院、军事工程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等，帮助解决了近千项课题。在中央专委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倾全国之力，一路绿灯，各行各业，大力偕同，形成了旷古未有的万众一心、偕同攻坚的局面。”尽管语有夸张，但这些最后汇集在罗布泊的努力最终带来了惊人的效果。

        三年之后，1967年5月，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如今，当年的原子弹试爆基地早已荒弃。当游人们驾车前往罗布泊，游览这块当年的绝密基地时，所能看到的只是大漠黄沙，和矗立其中的断壁残垣。连绵的房屋没有屋顶、没有门窗、墙壁屹立，但也已经残缺不全。墙壁上仍然保留着当年刷下的大字：毛主席万岁、为人民服务或者一心为革命。如果仔细寻找，运气好的游客或许还能找到当年留下的弹壳。

        那些曾经在这里浸淫数十年的人们早已离去。他们中有的已经名满天下，但是却仍然经历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啼笑皆非的事。

        1985年，两弹元勋邓稼先病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去医院看望他。他们谈到了国家为两弹研发的有功人员颁发奖金的事情。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说：“奖金人民币10元”。杨振宁大吃一惊：“不是开玩笑吧。”这时候邓稼先说话了：“不是10元，是20元。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

        原来，1985年时，经过中央专门批准，决定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颁发特等奖，奖金总数1万元。但是如何分这笔钱却让拿到奖金的领导很头疼，用张爱萍的儿子张胜的话说：“当年那么多人抛家带口的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于是，受奖的机构自身又拿出了了十几万元，然后，按照10元、5元、3元三个等级分下去给有功者。分到邓稼先头上，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正好是2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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