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兰考是1965年中国最知名的县城。兰考县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开封市东侧。和大多数紧靠黄河的城市一样，兰考历史悠久。它是西汉丞相陈平和南朝才子江淹的故乡。但是兰考能够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历史上被人记住，更多的是因为一位县委书记：焦裕禄。1962年12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当年焦裕禄就带领兰考人大量种植泡桐树，用以挡风固沙，同时改善地方经济。焦裕禄病逝之后，因为新华社记者穆青的一篇文章焦裕禄和兰考名扬四海。焦裕禄亲手种的油桐至今还被保护起来用来纪念他——兰考油也成为兰考的支柱产业之一。此后，几乎在每个政府觉得需要清明吏治的时刻，焦裕禄和兰考就会被再度提起。

        1965年，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在去西安的途中路过郑州。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向这位45岁的官方通讯社副社长汇报分社的工作。记者对穆青说，河南东部灾区干部群众抗灾自救的事情很多，也很感人。穆青以前辈的口吻对记者周原交待说，要到灾区去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做一名称职的好记者。他说，要在10天之内找到一个好的采访对象。

        1921出生于河南杞县的穆青是当时中国最知名的红色记者之一。16岁的时候，穆青就在山西临汾参加了八路军，两年之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后来的很多红色作家和红色记者一样，穆青也毕业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鼎鼎大名的鲁艺在当时是中国左派文学的圣地，鲁艺的教师包括知名的作家周立波、何其芳和周扬等。随后，1942年，穆青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此后穆青一直以一名记者的身份为中国共产党工作，1959年时，他已经成为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副社长。毛泽东曾经给新华社题词说：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一贯重视宣传的毛泽东对新华社这个官方的喉舌异常重视，新华社记者的一篇文章甚至能够影响一位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位，决定他是受到惩罚还是得到升迁，或者让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人一夜成名天下知。新华社记者采写的稿件往往有特殊的通道可以抵达中国的上层政治人物；即使不考虑这一点，它的传播效果也非常惊人，在那个年代，大部分报纸都要刊登新华社记者采写的同一篇稿件，尤其是重大新闻事件。作为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在当时也可谓位高权重。

        记者周原在老领导的指派下在河南各地寻找能够满足这种宣传需求的理想人物。周原来到当时的重灾区兰考。按照新华社记者的采访习惯，他们首先到政府部门了解情况。周原就在兰考县委大院见到了兰考县委的新闻秘书刘俊生。刘俊生向周原介绍了刚刚病逝的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后来的记录说，刘俊生讲到动情处，就开始哭。周原采访的另外一个人，兰考县县委副书记张钦礼也给这名前来寻找典型英雄事迹的记者讲了18个小时的焦裕禄，“周原记了一天一夜，也哭了一天一夜”。

        当周原回到郑州时，才发现，焦裕禄的事迹在半年前已经被《河南日报》报道过。他的同事建议他等到焦裕禄迁坟时再写。可是周原认为自己找到了穆青所要求的好的人物和好的采访对象。他把穆青和另外一位新华社记者冯健带到兰考。后来冯健在一篇回忆穆青的文章中写道：“1965年冬，穆青、周原我们一行赴豫东老灾区兰考及其附近的杞县、睢县、宁陵、民权县采访、调查。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还在笼罩着这一大片灾区。广大农民群众勒紧裤带同灾害进行殊死苦斗，决然向贫穷宣战的情景，极大地震撼了穆青的心灵；焦裕禄在大雪封门、飞鸟绝迹的日子，自己扛着粮食走进饥寒交迫的五保户的柴门，以重病之躯领导着兰考36万群众向风沙、内涝、盐碱誓死抗争的形象，在穆青心里树起了一座无言的碑。他不能不联想到的是，在严酷的抗日战争年代与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在东北解放区零下十几度的那个严冬，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把穆青一双极度冻伤的脚揣在怀里，用体温拯救了他可能被锯掉的双腿。这一切，在穆青心里终于凝结成四个大字：勿忘人民。”

        人民在穆青的心里和焦裕禄联系到了一起。后来在听张钦礼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穆青也哭了。“记者们哭得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下午继续听的时候，伤心得连钢笔也捏不住了。第二天上午接着谈，记者哭得受不了，被迫休会”，后来的一篇报道说。

        穆青于是让周原立刻把这篇报道写出来。后来，穆青自己将周原的1.2万字初稿带回北京亲自修改。然后将报道由周原带到兰考去核实。

        这篇报道就是1966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时《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个长篇通讯，在录音时，当时著名的播音员齐越竟然数次泣不成声，录音一次被一次中断。后来连录音编辑也开始哭。

        穆青的文章和齐越的广播让焦裕禄和兰考一时之间名闻全国。焦裕禄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找到的新的榜样和标兵式人物。后来连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席胡志明也参与了对焦裕禄这个英雄的膜拜中。他使用“黎农”的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了介绍和赞扬焦裕禄的文章《中国经验》。

        今天重新阅多穆青的《焦裕禄》，至少在文本上，它已经不能给人任何惊喜。这篇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注定只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经典，在今天来看，他使用的笔法、叙述手段和语言都已经陈旧过时，充斥着中国未开放之前的陈词滥调、夸张的情感和过多的政治套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庞大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任何英雄人物一样，焦裕禄被写成一个在政治上无比正确，在道德上占据着制高点，同时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使用毛泽东的著作作为自己管理智慧源泉的人。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惟一的缺点就是不爱惜自己。穆青使用的语言也给人过于夸张的感觉，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想要传递的情感太不真实。

        但是它却在那个年代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来的一篇文章分析穆青撰写《焦裕禄》时的风险，说：“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但（穆青）他们发现，在写焦裕禄时，不能再作这样的强调，因为这不合乎这一采写对象的真实。”

        “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焦裕禄这个人物了，你还是写抓阶级斗争，是不是啊，焦裕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从兰考当时30万人民需要出发，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当时他要吃饭啊，他要填饱肚子，所以他要救灾，他要发救济粮，他要发展生产啊。”《焦裕禄》一文的另一名署名作者冯健说。

        另一个风险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穆青在自己的采访笔记中说他了解到的1962年到1965年的兰考情形，是“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后来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一段灾难描写，为焦裕禄到兰考埋笔：“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晚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紧接着一段就是：“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接下来是对兰考的描述：“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穆青的叙述也采用了塑造英雄人物时的最简单的技巧，先渲染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然后才能突出在同恶劣的环境抗争下人的伟大。“这样，穆青顶着压力，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不仅真实地写出了兰考的灾情，而且，通篇未提阶级斗争。”

        但是，在引起巨大影响的人物通讯发表几月之后，穆青仍然被造反派打倒。新华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焦裕禄》中，编者在前言中写道：“于是，作品在博得广大读者热烈共鸣的同时，必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篇写焦裕禄的作品被目为‘大毒草’，连同它的作者都受到了批判……来自两方面的不同反应，都说明这几篇作品触动了时代的脉搏，表达了人民的愿望”。这也说明，穆青和他的《焦裕禄》终于还是没有跳出好坏和黑白的二极世界。

        而这篇人物通讯的结尾，几乎完全是道德的评判，而不是报道的口吻：“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心里！”

        但是这种标语式的写作和庞大的宣传机器的结合，以及政府对英雄人物的需求确实让焦裕禄和兰考成为了中国人记忆的一部分。

        这种需求是巨大的，无论是大众对于焦裕禄式干部的向往需求，还是执政党对他的官员在政治道德的需求。因此，每一次重提焦裕禄，都会引起众多人的反响。他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他几乎取代了汉代的宰相陈平和“江郎才尽”中的江郎江淹成为兰考的符号。2007年的时候，一则新闻说，兰考政府甚至希望能够凭借焦裕禄的吸引力，发展兰考的旅游业。在这里，焦裕禄是鲜明的，而兰考则成了一个模糊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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