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修建的红旗渠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最为骄傲的工程之一。它是一个县城的人用了10年时间在太行山的峭壁上开凿而出的一条水渠。这个名叫林县（1994年后更名为林州市）的县城位于河南省北部，太行山的东侧，地处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汇处。林州市的总面积为2046平方千米，而其中山坡和丘陵面积就占到了86%。这或许能解释林州人对于征服自然的渴望——传说愚公移山内，愚公要对付的两座山中，其中一座就是太行山。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让林州名闻全中国，红旗渠自己也号称“人工天河”。在共和国前半段的历史中，充斥着关于人征服自然的壮举，而红旗渠则是其中最让人叹服壮举的之一。

        他突然唱起歌来：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势把山河重安排。那是在2008年的北京，五十出头的出租车司机兴奋地谈论他年轻时候作为工厂运输司机去过的地方。他到过那个修建了红旗渠的县城，河水顺着人工修建的沟渠，从山的岩石间奔腾而过。但是恐怕让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这首歌唱红旗渠和修建红旗渠的人的歌，以至于他在将近40年后仍然能够在谈论它时，不自觉的从口中唱处。和那个年代的所有红色歌曲一样，这首歌旋律简单但却容易被人记住，只要听过一遍，再次听到它时，你就会留下深刻印象；而正像今天四处播放的流行歌曲一样，它会不断出现，强化听者的记忆；更何况，在那个年代，人们对流行歌曲并没有太多选择。

        这条修建于1969年的人工河渠成为人们对那个年代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周恩来曾经在接待外宾时，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说：“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对它的赞誉还包括“人工天河”、“当代万里长城”和“世界第八大奇迹”。即使在善于使用廉价劳动力制造让外人匪夷所思的惊人建筑的中国，它也是一项让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人工修建的渠道或者绕过群山，或者从山的中间穿过，将一条河流引过山的障碍，引到需要水的农田。红旗渠的总长度是1525.6公里，为了修建这条人工河渠，人们要“削平山头1250个、钻211个隧洞，架设渡槽152座，兴建水库48座，塘堰364座，修建各类设施12408座”，“全县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相当于修建一条从哈尔滨到广州的高3米、宽2米的公路”。

        如今人们已经难以想象这条人工天河在当年究竟如何修建。就像今天的游人去看大寨修建在一层一层山上的梯田、或者去看被称为“象牙微雕”的阶梯式的攀枝花钢铁公司，我们只会赞叹人的能力所能抵达和造就的建筑奇迹，对这种愚公移山般的努力心生敬意，同时内心暗自去想是什么东西驱使人们这样去做，或者这种让人赞叹的努力是否存在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渠的修建，是源于一个县城对水的巨大的渴望。

        在一本1974年出版的小册子《红旗渠》中，编撰者在介绍林县，这个位于河南西北部，太行山余脉隆虑山脚下的县城时说：“到处都是险眉恶崭的大石山和悬崖陡峭的峡谷深沟。县内有名字的大山7600多座，大沟7800多条，无名的小山小沟更是不计其数。全县的几百个村庄就分布在这深沟峡谷之中，土地有三分之二是盆一块、碗一块的挂在山坡上。这里不仅山高沟深、地少人多、交通不便，更主要的是严重缺水，靠打井，地下水位低，几十丈深不见水；靠河，虽然有贯穿东西的淇、洹、淅、露四条河，但都是季节河，平常干涸断流，一到七、八月汛期，山洪暴发，河水猛涨，冲地毁屋，人畜遭殃。过去有一首民谣说：‘天旱把雨盼，下雨冲一片，卷走黄沙土，留下石头蛋’”。

        在林县流传着众多同水和缺水和缺水带来的贫困相关的俗语：“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守着河水种旱地，背靠高山没柴烧”；“闺女跑下川，媳妇不上山”；“不吃山西粮，不能过时光”（林县邻近山西，意指不逃荒到山西去，就没有办法度过缺粮的岁月）。当地流传着众多关于水和缺水引发的传说，其中大多数是悲剧，比如火灾发生时，因为水的珍贵，人们宁可让火把房屋烧毁；或者一个生病的老人，因为缺乏煎药用的水而过世。

        后来在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当时的林县县长李运宝说如此形容林县人对水的那种渴望程度：“盼水盼到啥程度呢。给孩子起名都要带水，就叫金水银水甜水，啥水啥水，不叫这个水也要想法带上个三点水。”

        正像面对着门前两座似乎不可逾越的大山的愚公一样，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的最佳选择似乎应该是搬家；在林县生活的人们的选择也有两种：搬离这里，或者像愚公那样，像似乎不可战胜的自然宣战。无论是其中哪一条道路都不乏人实践。在邻省山西的长治地区，有一个名为“林移”的村庄，其中生活的人都是从林县移民过去的为干旱所苦的百姓。明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为这个干旱的小县城修建了一条9公里长的水渠，后人称为谢公渠。引水或者打井的想法和实践从没有停止过。

        在一贯相信同天、地、自然相斗，其乐无穷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之后，这两种选择继续存在。“早在建立互助组时，全县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井运动，村村打井，处处打井，山坳里打，山垴上也打。打出水来就用，打不出水来就让它蓄雨水”，《红旗渠》中说；同时，有人建议搬迁，从深山区向平原地区迁移，“有的人公然向县委提出‘移村秉户’的错误主张，要求把深山区的群众迁移到城关一带安家落户，还有的人带头拆房子，卖牲畜，偷偷地搬下山来”。

        但是显然搬迁的主张在那个年代不得人心。它关系到一个被不可战胜的信念鼓舞着的共产党官员的自尊心和他的政治命运，战胜干旱甚至能发展出对一整个政权哲学的支持体系，或者至少是胜利的图腾。

        对于林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杨贵来说，或许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制造出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图腾，但是治下的干旱却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显然，他不能赞成“搬迁”的理论，尽管很多时候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身材高大，1米85的身高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要高出一头，头发和眉毛都黑而浓密，鼻梁和身材一样高挺，和参加过建国战争的很多共产党员一样，内心想法单纯但意志坚定，可能也惟有这样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人才能创造出后来的红旗渠奇迹。

        出生于河南原汲县狮豹头乡罗圈村的杨贵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7岁就当了区长。他带领着敌后武工队在铁道线上同日本侵略军纠缠。1949年新政权成立之后，他还参加过剿匪。1953年秋天，林县县委老书记逝世，杨贵被派遣到以贫穷著称的林县，第二年，26岁的杨贵成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

        1958年杨贵和林县县委在林县治水成功的庵子沟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后来有人纪录这次回忆说：“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伟大教导，讨论了庵子沟党支部带领群众治山治水的先进经验。遵照毛主席‘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的伟大教导，研究制定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宏伟规划。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的战斗号召”——庵子沟的业绩是“从1954年到1957年的四年实践，他们挖了一万多个鱼鳞坑，修了50多条排洪渠和近百个澄沙坑，还打了两眼旱井，挖了一个蓄水池。另外，还在峡谷里闸坝造梯田六十多亩，植树七千多株”。

        但是1959年的大旱让这些“运动”显得仍不足够，“从春到秋没下过一场透雨。山洪未发，河水断流，井塘干涸，水库底朝天，水渠成了干渠，林县人民多年来艰苦奋斗兴建起来的水利工程几乎全部失效”，《红旗渠》中纪录说。

        “修水库，天不给水；挖山泉，地不给水。看来，仅仅在林县的小天地里转是打不开局面的。能不能把外面的水引进来？漳河的水量不小，如果在上游把水截住，修条渠”杨贵在1959年10月10日的县委会议上提出引漳入林，修建人工渠的设想。

        跟踪拍摄了红旗渠修建十年过程的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在后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杨贵的这个想法啧啧称奇：“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一条小河过去，想的是真大胆，简直神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这项具备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工程在1960年2月11号开工，几乎动员了林县的大部分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后来的统计说，开工那天有37000个人从全县15个公社出发参加了这项壮举。大路两旁张贴着大幅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中学老师和学生们在前往山西修渠的路上设立水站，喝了水的公社社员说：“今天喝你一口水，来日还你一条河”。

        在修建它的长达10年的时间内，伴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莫测变迁。从开始修建这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工河渠开始，它就像是一个政治举动，为了对当时流行的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证明总路线显得仓促，大跃进酿成了灾难，而人民公社则是一个不合理和低效的政治组织）表示赞同，同时也为自己的修渠举动涂上保护色，林县把这条人工河渠命名为“红旗渠”。后来，“坚决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批林批孔”和“彻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大标语也出现在红旗渠的工地上，标语下则是一片人山人海——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或者刘少奇和林彪在政治上的各自见解。

        但是杨贵本人却未能逃过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的利箭。他被打成走资派，被迫四处躲藏，他曾经躲藏在和陈永贵齐名的山西劳模李顺达家，也曾经躲藏北京几位新华社记者家中。他被攻击为“穿新鞋，走老路”，“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名记者穆青回忆说，直到1982年，杨贵本人已然重新在政府任职，“在林县一提起红旗渠，就被指责为‘杨贵流毒’”。

        但是最终红旗渠迅速得到了整个政党和国家的认同。从周恩来到温家宝，都对红旗渠赞赏有加。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信念的一个现实胜利，也造福了当地的人民，满足了最基本的对水的渴望，后来则带了经济上的收益。

        2005年杨贵在一次采访中说，“红旗渠直到现在仍然是林县经济的生命线，它的质量非常好。当初修渠时，各村各队承包一段工程，石头上都刻了名字，说好了谁要是偷懒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直到现在仍很坚固。”

        它成为了景区，60元一张的门票在高峰时期可以为林县每天带来8万元的旅游收入；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品牌。它是一款著名香烟的名称，它还是啤酒、白酒、水泥、汽车配件等众多产品的母品牌。一个浪漫主义年代的产物，同样适合生存于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经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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