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边界战争让珍宝岛成为中国漫长边界线上最牵动国人心的地标之一。它在行政区划上属于黑龙江省虎林县管辖，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南北长2000m，东西宽500m，在中俄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距西岸200m，距俄岸（东岸）300m，面积约0.74平方公里。从黑龙江省的饶河镇出发，乘船两个小时即可到珍宝岛。从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开始，围绕着包括珍宝岛在内的边境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从1967年至1969年，双方在边境上不断发生冲突，其高潮就是1969年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此后珍宝岛上就开始常驻中国军队，设有营房，还进行了初步的规划和建设。

        孙玉国是在1969年的那个春天突然成为英雄的。

        尽管已经进入3月，但是珍宝岛已然寒冷。他和他的战友们仍然需要穿着厚重的冬装，头顶着东北军人常见的火车头帽进行边防巡逻。后来的一篇报道说，3月2日这天的清晨，珍宝岛的气温接近零下三十摄氏度，“孙玉国和战友的手长时间紧紧攥在一起，每次巡逻，都像一次生离死别，今天更不同寻常”。不同寻常可能是孙玉国当时的预感，更有可能是作者在日后的自我揣测，随后，40多名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就开始同孙玉国的巡逻队在珍宝岛上发生正面冲突。在所有中方的报道的描述中，都是苏军首先开火，杀死了几名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孙玉国下令开火，然后，“不到5分钟，苏军几十人无一生还，全部被击毙在中国的珍宝岛上”。

        “斯提列里尼扩夫所长提出了抗议，让中国军人离开苏联领土。一个中国军官大声喊叫了，然后枪声传来了两次。中国军人第一横队向两旁闪开了，第二横队突然用冲锋枪开火。所长与身边的战员都壮烈牺牲。”苏方的记载如此，那个大声喊叫的中国军官，应该正是孙玉国。

        在这次交锋之前，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一个比较微妙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情逐渐逝去时，两个有漫长的边境线的大国都开始考虑更为实际的边界问题。中方的记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要求就边界问题同苏联老大哥进行谈判，但是直到1963年，已经拒绝这种边界谈判要求多次的苏联才同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商。不过，苏联仍然坚持认为，协商双方的边界问题，“不能不考虑到国与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边界”——而在中国人的观念内，众所周知，从晚清开始，政府羸弱，备受列强凌辱，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不止，其中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了面积庞大的中国领土，要新政府承认这种凌辱，几乎不可能；而且，苏联认为，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边界问题将逐渐失去意义”——这对于依靠民族主义可能更胜于依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同样难以接受。1964年8月15日，在中苏边界谈判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说，如果苏联方面坚持不做让步，那么，“中方可能考虑通过其它方式解决问题”，这种姿态被苏联方面认为是一种军事威胁。一个月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苏联将会使用所有手段，包括“最新式的歼灭武器”来保卫自己的威胁。这句话被中方理解为苏联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核攻击。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让中国政治领袖更加心生警惕。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政治领导人竟然也可以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尽管他身上凝聚着意识形态的光芒，似乎注定要是无限光荣与伟大。据说在这一年的11月7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竟然对到访苏联的中国元帅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中国应该模仿我们，把毛泽东搞定，这样，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就能更融洽。我们可以想象贺龙听到这句话之后内心的波澜。马利诺夫斯基后来解释说，这只是因为他喝醉了酒，因此向他的中国同志开起了玩笑。但是他应当知道，毛泽东的地位在中国有如神一般不可动摇；而这尊神正面临着一些困境，比如大跃进的失败，比如他对当党内一些元勋开始逐渐产生的怀疑情绪，任何听到这句话的人都有可能被卷入一场新的规模庞大的清洗。

        毛泽东开始提醒他的同志们，不能仅仅注意到帝国主义可能的进攻，还要警惕“修正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压中国。随后，刘伯承元帅带着他的同僚视察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地区，仔细研究抗日战争末期苏联进军东北的路线和作战情况——雅尔塔会议约定了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之后，苏军进入中国东北。

        此后，苏联逐渐增兵边境：“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数量由10个师近20万人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1967年1月，苏联在外贝加尔军区建立了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占苏联总数近1／3的战略导弹直接指向中国。1968年1月，配有导弹和坦克的苏军进驻蒙古。在远东还配备了能进行战略核攻击的远程轰炸机50架和中程轰炸机400多架。苏联也加紧向印度洋扩张，企图在军事上夹击中国。”一本研究中国军事备战的书《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接下来的事情只会让中国更加心生警惕，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夜之间，布拉格的广场上停满了苏联的坦克。“三辆苏联装甲车开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外面那几个遭难者挨着墙站了很久，然后被推进装甲车，直送（布拉格）鲁津机场”。几个遭难者包括捷共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和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克夫斯基。他们被带上一架巨型安东诺夫式运输机，飞往莫斯科。布拉格让整个世界震惊。也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终于明白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面纱笼罩之下的国家利益之争。毛泽东接见金日成时说：这个捷克事件可是教训大呢！苏联既然能够侵占捷克，它就不能侵犯别的国家了吗？

        结果，半年之后，珍宝岛成为中苏短兵相接的所在。这个长约1500米，宽约500米的小岛，形状像手掌，也有一种说法说是像中国的元宝。珍宝岛被苏联人称为：“大曼斯基岛”。

        紧急着在3月15日发生了第二次战斗。按照苏联方面的说法，双方斗加强了在珍宝岛（苏方称“大曼岛”）周围的兵力。这天早上9店左右，双方的扬声器响起，互相向对方喊话。中国军队号召苏联军队离开中国领土，反对修正主义；苏联军队则用中文喊：中国军人，回心转意吧，我们这里都是抗日英雄的儿子们！

        一个小时之后，战斗爆发，双方交锋几轮，各有伤亡。中方从这场战斗中收获的战利品是一辆苏联t-62型坦克。一位苏军上校回忆说：“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没有提到的是，中间苏军几次试图夺回或者炸毁这辆坦克，最终坦克被炸入冰层，然后才由中国军方拖出。

        随后，苏联总理柯西金开始寻求同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接触。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1969年3月21日，当柯西金给中国领导人打来电话时，中方接线员没有像自己的工作所要求的那样，接通柯西金要求的电话，反而拒绝了他，并且在电话中痛斥柯西金和苏联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已经浓烈到影响人的正常思维。毛泽东对此的反应则是，批评接线员说：“两国交兵，使者其间”，“我们不同柯西金通电话，是不礼貌”。

        战争让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愈加醒目。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竭力主张对中国实行原子弹进攻政策，核进攻将“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另外有人提出，有限地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但是国防部副部长和苏军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打击，因为中国太大，核打击并不能消灭中国的抵抗力量，反而会让两个大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

        “在轰炸中国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政治局陷入僵局。他们有几个月不能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格列奇科的好战立场是以下列假想为依据的：当时美国公开敌视中国，不会积极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但是多勃雷宁大使的报告做出了情形的估计：对中国进行这样的打击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莫斯科放弃了这个计划。有若干政治因素使政治局没有同意进攻中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无遗是它被警告说，美国将会大力进行阻遏。这是美国可能打算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最早迹象之一。了解到这一点使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下来，并且加强了勃烈日涅夫的中间派立场，即不进攻中国，但是在边境全线派驻大量装备有核武器的不对来显示中国的实力。同时，还将试图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和北京的领土以及其他争端”，后来同莫斯科决裂的苏联联合国副秘书长舍甫琴科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苏联不愿意冒和一个大国陷入战争的危险；美国不愿意破坏均势局面，因而不会坐视苏联对中国的打击；而中国自身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这让两国最终选择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边界领土的争端。周恩来向柯西金发出的信中说，“建议双方承担不动用武装力量，其中包括核力量相互攻击的义务”。当10月20日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在北京恢复进行时，局面终于平静。两国都同意对中苏边境进行标界。

        1991年，标界之后，珍宝岛归属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其中让更多人感兴趣的是孙玉国本人的沉浮。这位战斗英雄参加了中共九大，讲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让毛泽东两次为之鼓掌1973年，孙玉国被提升为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年，33岁的孙玉国成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同一年，他参加了王洪文主持的中央第三期读书班，这个读书班号称“虎班”，参加者都前途无量。在1976年流传的阴谋组阁名单上，孙玉国是国防部长的人选。随后，他被免职，转业后成为沈阳军区后勤部门管辖的一家兵工厂的副厂长。据说孙玉国从此不再跟人回忆珍宝岛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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