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钓鱼台国宾馆接待的众多显赫宾客中，不乏比1971年来访的基辛格更为重要的人物，但1971年基辛格的入住却让钓鱼台国宾馆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兴建于1959年的钓鱼台国宾馆从建立开始，就成为接待来访重要宾客的地点。它座落在北京西郊古钓鱼台风景区。拥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古钓鱼台是旧日帝王游息的行宫，因为金代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垂钓而得名。1958年，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接待应邀来华参加国庆的一些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国家决定选古钓鱼台风景区为址，并责成外交部具体组织、筹划，营建国宾馆，并以其地为名，定名为钓鱼台国宾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建成了十七栋接待楼，且在楼号编排上，特地略去一号和十三号。全园面积为42万平方米，全馆总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其中湖水面积5万平方米。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庆典前夕，这里迎来首批国宾。此后，国宾馆专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世界知名人士，并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事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

        “一个成年人难得有机会回到童年时的那种情景，那时时间仿佛是静止不动的，每一件事情都那么神秘、新奇；每一件经历都很奇特，因而感到津津有味。后来长大了一些，对周围的事物熟悉起来了，也就感到平淡无奇了。再往后，对周围世界更加习以为常了，时间就过得特别快；生活像万花筒一样，各种经历交织在一起，似乎没有什么多大差别。只有某种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既新奇又动人，既不平常又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才能使人们重使童年时那种天真烂漫，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诠释着人生的含义。当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我的心情正是如此。那时旭日东升，曙光初照，把天空映得一片通红，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与那玫瑰色的天空相映，景色格外壮丽。我们贴近第二号大山——世界第二高山——飞行。我过去总以为中国是一个人口稠密、到处长满庄稼的国家，其实不然，我们有几个小时是在荒芜不毛的沙漠上飞行，间或遇到几个绿洲。当飞机飞越国境的时候，温斯顿·洛德站在飞机的最前端，他颇以此自豪，因为严格地说，他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

        当飞机掠过长空，飞入中国大陆时，基辛格感慨万千。这是1971年的7月，他48岁，即使没有他后来在白宫作为总统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在外交上所取得的成就。他也会被作为一名出类拔萃的美国人纪录在历史上。

        作为犹太人，他的家庭在1938年为了躲避纳粹的屠杀而离开他们在德国的居住地，移居美国——他至少有13位亲戚丧生在1930年代希特勒的毒气室中。他加入了美国国籍，梦想是成为一名会计师，一项他的很多同胞们所选择和所擅长的职业。但是在作为一名年轻士兵参加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士兵基辛格根据《士兵权利法案》获得奖学金，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政治。基辛格完成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汤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让他足以载入哈佛大学校史，一个原因是他的洞察力，他的导师将这篇论文定为“最优”；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论文的长度：这篇论文长达377页，哈佛大学因而规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其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的三分之一——这条规则被称为“基辛格规则”。

        基辛格开始在外交事务上展现出自己的天赋。他在拿到哈佛博士学位之后，又成为这所大学的教授——尽管颇有曲折，因为他刚毕业时曾被拒绝留校任教。

        人们始终难以想象，如果基辛格一直作为一名教授生活在哈佛，他将会在学术上取得怎样的成就，正好像我们不能假设伍德罗·威尔逊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校长，会给美国的大学带来怎样的传统，或者凯恩斯如果成为英国政府的总理、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会对二战之后的世界形成怎样的影响。他的进入白宫，让他成为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外交家之一——甚至可以不要这句话后以示保险的“之一”。

        1969年1月，基辛格接受新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邀请，离开哈佛大学，前往华盛顿，担任这位后来备受争议的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而且，基辛格很快就证明，他比国务卿更能得到总统的信任，在大多数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探索上，他也比尼克松挑选的国务卿更加重要。这次飞行就是一个例子。他的行动甚至根本不为国务卿罗杰斯所知。他的出行要向美国的大多数政治家隐瞒。他甚至没能够得到一架总统座机，因为尼克松为了支开他的副总统阿格钮，让他乘着飞机去旅行了。此外，他还要说服自己的国务卿，为何要派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去亚洲进行一趟莫名其妙的考察和访问。

        “我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一架战术空军司令部的指挥飞机，飞机上装满了电子设备，坐在上面非常不舒服，那架飞机引擎太旧了，它要求很长的跑道。在起飞的时候，它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好像它宁可取道陆路到达目的地似的”，基辛格后来回忆他所乘坐的飞机时说，正是这架不舒适的飞机带着他进行这趟激动人心的旅行，唤起他儿童般对这个世界的惊奇和喜悦。

        这种喜悦，或许只有尼克松能够与之最大程度的分享。一个伟大人物，或者一个终日在设想自己将如何改变世界的人，在他们看着自己将得到这个机会，门在眼前，一推即开时，那种喜悦是大多数人所无法理解的。他们已经满足于被生活所困，而从没想过自己能够左右生活，甚至左右世界。

        他们已经为了能够缓和和中国的关系辛勤工作了许久，他们千方百计试图和中国的高层领导人建立联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任何宣称能够接近中国高层政治领导人的人物，其中包括喜好吹牛皮的欧洲外交官，第三世界国家的总统，运动员，新闻记者而且他们的这种努力必须秘而不宣，在双方的意义上都必须秘而不宣。因为长久以来这两个国家一直都将对方当作必须加以攻击的对手，甚至是敌人。它们互相对对方抱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感，互相指责对方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互相将对方当作不可饶恕的恶魔。

        但是，当基辛格最终接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理传递来的信息，信中说：“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为美国代表先同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秘密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背景进行准备并做必要的安排”时，基辛格兴奋的无以复加。他打断正在举行国宴的总统尼克松。尼克松兴奋地将基辛格带领到林肯起居室——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命名的房间，找处白兰地酒和两个玻璃杯，“举杯祝贺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尚待取得的成就”，尼克松说：“亨利，我们现在喝这杯酒不是为了祝贺我们个人或我们的成功，也不是为了祝贺使我们能够收到这封信和享受今晚难忘时刻的我们这届政府的政策。让我们为今后的几代人干杯，他们可能会由于我们所作的事而有更好的机会过和平的生活”。

        这是7月9日。戴着黑框眼睛，一头卷发的基辛格博士已经踏上他那架不怎么舒适的飞机。飞行已经飞越了喜马拉雅山，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已经成为第一批飞入中国大陆的美国政府官员。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而更大的场面正在前方等着他们开拓。“为几代人干杯！”基辛格愉快地说。

        接待他的是中国的叶剑英元帅。叶剑英“用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把我们接近城去”，“我从窗帘后面向外探望，看到街道宽阔整洁，除自行车外车辆稀少。我们通过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我们的目的地是迎接国宾的一个宾馆。这个宾馆位于北京城的西部，是一个用围墙围起来的大花园，内有很多座宾馆楼。据说这个花园里过去曾有一个皇帝钓鱼的湖。每一座宾馆楼都位于一个小的半岛上，用一座精巧的小桥与相邻的宾馆楼连接；不过，当你想要过桥的时候，也许会碰上躲在树丛后面的一个哨兵，使你猛然一惊，感到不快（后来那些哨兵不那么冒失了，整个花园都向客人们开放了）这些宾馆楼都是受苏联影响时期的遗物。它们都是一些雄伟、庄严的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在共产党国家里象征着地位。在接待室里，填料很厚的笨重的椅子和沙发摆成一个四边形，叶剑英元帅跟我们一起用茶，他向我表示歉意，说未能给我以适当的公开接待叶剑英元帅盛宴款待我们，菜式之繁富，数量之丰盛，都是惊人的。”

        基辛格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也成为他第二次访问北京时的住所。它兴建于1958年，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年大庆。它也是很多前来北京访问的外国政要们居住的地方——后来访华的尼克松也住在这里。在基辛格到来之前，这里曾经接待过金正日、赫鲁晓夫和切·格瓦拉。但是毫无疑问，基辛格这次住到这里的意义要远大于那些曾经下榻这里的政要显贵。

        也是在这里，他随后见到了周恩来，“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定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了的弹簧一样。他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仔细观察就知并不尽然他警觉性极高，令人一见就感觉得到。显然，半个世纪来烈火般激烈斗争得锻炼，已将那极度重要的沉着品格烙印在他身上。我在宾馆门口迎接他，特意地把手伸出去。周恩来立即微笑，和我握手”——基辛格的这个举动是对美国政治家往昔傲慢的一个答复，据说，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当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碰到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时，周恩来主动伸出手去，要同杜勒斯握手，但是杜勒斯却假装没有看到，刻意去漠视与拒绝这种友好的表示。

        “这是将旧日嫌隙抛于脑后的第一步”，基辛格后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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