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历史惊心动魄，1976年的唐山惨不忍睹。唐山是河北省十一个地级市之一。它是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沿海重工业城市。地处环渤海湾中心地带，南临渤海，北依燕山，东与秦皇岛市接壤，西与北京、天津毗邻，是联接华北、东北两大地区的咽喉要地和走廊。中国第一座近代煤井、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第一台蒸汽机车、第一袋水泥、第一件卫生瓷均诞生在这里，它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和北方瓷都。但是不幸的是，它也处在地震带之上。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让这个城市永远成为了中国之痛，至今想起，或者重读描述唐山大地震的文字，仍让人胆战心惊。

        时间是1976年7月28日的凌晨4点10分左右。地点是唐山。主人公籍籍无名。

        唐山矿前工会副主席李玉林和唐山矿武装部干事曹国成从宿舍区的一片废墟中钻了出来。就在半个消失之前，这座城市遭受到了前所未见的打击。

        作家钱刚在他描写唐山大地震的著作中如此描述这场至今仍让人震撼的灾难说：“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漂浮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像缓缓地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平行的铁轨被来自地壳的力扭曲地像死去的弯曲的蛇；楼房像遭受了来自天空的重击那样倒塌；原本平坦宽阔的路上裂开大口，大地像噬人的怪兽。

        遭受重击的人类在突然之间无法明白自己受到了怎样的打击。当李云林和曹国成从废墟中脱身时，和大多数不幸的受难者一样，他们并不明白究竟为何会这样。几乎和所有人一样，他们过低地估计了自己的苦难和能够挽回的程度。

        他们的第一选择是到矿党委去报告这里的情况。十分钟后，当这两个汉子站到矿党委办公楼变成的瓦砾石块之上时，他们才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矿党委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整个开滦矿务局和唐山市本身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们碰到了第三个人，同样不知所措的崔志亮，唐山矿矿山的救护车司机，他开着车从矿区回到矿党委报信。

        面对着眼前的一片废墟，三个人不知所措。这种巨大而突如其来的灾难已经超过了他们个人的理解，更别提他们个人的掌控能力。个人唯一可以倚赖的，或者可以从中获取安全感的，惟有组织。“上车！找电话”李玉林说。

        可是到哪里找电话？电话打给谁？前一个问题或许还有答案，后一个问题则完全是茫然。

        这时另外一位司机袁庆武也加入其中。这四个人于是开始了一场最惊心动魄的传递信息的旅程。这场旅程总让人想起波士顿银匠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奔。他两个小时骑马夜行了13英里，把英国人进犯的消息传递给沿途的民兵。这样，当英国人开始向列克星顿进发时，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有组织的抵抗和猛烈的打击。这场冲突最终夸大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后来历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美国独立战争”。和保罗·里维尔的骑马夜行一样，四个唐山人的驾车夜奔，也是一个小人物通过传递信息而影响历史的绝佳例子。只是，后一种，过于惨痛。

        这辆红色的救护车像沿着道路迅速向前串的燃烧着的火焰一样前行，危急万分，但又无可奈何。车沿着道路狂奔，车上的人被他们目睹的景象震撼。他们经过了七个大的招待所，所有七个招待所全部被摧毁成一片灰土、瓦砾和砖石。人们是被压倒在这片瓦砾砖石之下，就是在呻吟哭泣，幸存者则站在路边，不知所措。李玉林留心数了一下，站在路边的幸存者，只有几十个人。

        有人挥手拦车，要求运送伤员。

        李云林对司机大吼：“赶快走！打电话要紧！”愤怒的人群对着红色救护车破口大骂，还有人拣起砖石瓦砾向他们砸过来。

        他们应该经过了不少这样的人群，遭受了无数这样的辱骂和砸向救护车的石头。当市郊有人对他们喊：“快把伤员送到唐山”时，武装干事曹国成探出头来说：“嗨，唐山全平啦！房屋倒塌，哪儿还有什么医院？你们赶紧组织自救吧！”

        车开过一个一个村庄，经过一片一片废墟，还有哭泣和无助的人群。他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寻找电话，但是，既然装有电话的房屋都已经变成了废墟，哪儿还能找到电话呢？

        县委书记背着手枪在废墟上急得团团打转，他治下的城市化成一片焦土，而他身为父母官或者人民公仆，却对之无能为力；有人焦急地询问他们唐山的情况，因为他的家就在那遭逢不幸的城市；前来寻找震中的地震局的工作人员想要从他们嘴中获知唐山的灾难，后来一个人上了李玉林们的车，而另一位司机袁庆武则跟着地震地质大队的车返回唐山。

        他们继续寻找着电话。一直找到了北京郊区。李云林试图从一家工厂找电话，这时工厂看门的大爷说：“还挂什么电话？有等电话的功夫，车就到了！”

        红色救护车于是继续狂奔，开进北京城，鸣叫着警报器一路前行，不管是不是绿灯。

        但是，去哪里？

        车上的地震局工作人员建议去地震局。

        “你们向中央报告需要多长时间？”

        “回去整一份材料，有半天就差不多。”

        “半天？那不比打电话还费事！上国务院！”李玉林大叫。

        上国务院！这是一个矿务局工会干部所能做出的最大胆的决定，也是普通人一生中几乎没有机会去做的决定。

        救护车开到了国务院接待站门口。李玉林穿上一件修车的破衣服，然后蹲在路边，用地上的雨水去洗手上的血——地震时，他从废墟里扒一个孩子出来，孩子母亲身上的血染得他双手鲜红。

        四人被国务院接待站的军人领入了中南海紫光阁。政治局关于地震的紧急会议刚刚结束。李先念、陈锡联、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和吴德正在对着地图讨论。

        李玉林一张口就说：“首长啊，唐山全平啦！要赶快派军队、派矿山救护队、医疗队。”

        三位副总理走过来，一把抱住这位激动的唐山人，抱住他们多灾多难的人民。

        唐山以空前惨烈的方式为1976年划上了浓厚的一笔。钱刚的中从唐山军分区抗震救灾材料中引用的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其惨烈程度。

        “一辆卡车满载着伤员驶往玉田县。车子行走得十分困难，方向盘似乎不灵，车轮时而歪向左边，时而歪向右边；上坡时，冒着黑烟，半天爬不上去。车终于开到了玉田县城，伤员们一个一个被抬下车。这时有人招呼驾驶员下车休息，可是喊了半天没有回音。打开驾驶门，人们惊呆了：那个司机本是一个重伤员，头部被砸伤，肠子流出，左手骨折。当人们想把他扶下车时，发现他已伏在方向盘上死去，驾驶室满地是血。”

        所有的政治人物都为之震惊不已，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或许政见不和，或许正在为党内即将来临的角力或者忧心忡忡或者犹豫不决或者积蓄力量。一位从经历了大地震的人在回忆时说，幸存者们互相碰面，第一句话是：“同志，你说毛主席知道咱这儿地震吗？”

        那天凌晨，毛泽东服完安眠药，像往常一样入睡。尽管他治下的国家发生了如此惨痛的灾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看过这位建国之父后，也没有叫醒他，告诉他他的人民在经受怎样的磨难。而此时距离他离开人世，不到两个月。

        直到三年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种惨痛究竟在如何表现在数字上。1979年11月，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应邀参加在大连举行全国地震会商会议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向与会的地震专家们通报了唐山大地震情况，其中包括死亡数字。我感到，这正是全国和全世界等待已久的重大新闻，必须千方百计报道出去。”徐学江回忆说。徐学江写好消息，劝说大会主办方同意发布，“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并不是人为造成的，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

        最终，没有解释为何三年多后才发布死伤数字，两个数字被新华社发布：死亡数字二十四万多人；重伤十六万多人。

        1924年的东京8.2级大地震，死亡人数约十万人。

        地震之后，每年的7月28日凌晨，在唐山所有的路口，都有人在焚烧纸钱。街头的人影在一簇簇黄色火苗后晃动。因为地震之后尸体无法辨认，它们被推土机推进大坑中集体埋葬。幸存者不知道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被安葬何处，只能在唐山大街上的各个路口，为他们的亲人送去来自人世的问候。

        这一灾难给无数人留下了终生难以遗忘的阴影，比如钱刚采访的一位女士终生不能再吃任何甜食；而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在钱刚198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长达十年每天吞服三片“安定”才能入眠——为什么没有预测出地震的阴影一直徘徊在这位老人心头；而唐山作家张庆州在他的新书中（张庆州在2006年出版的书拥有一个骇人的名字：《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这位作家在证明这场大灾难本有可能避免。）披露了一位地震专家写给预测出这场大地震的专家马希融的信，信中说：“1976年7月中旬我去你处，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结果辜负了人民对我们的期望，对人民我们是有罪的”内心的煎熬让他们不停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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