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权力象征的地标建筑之一。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上也不止一次扮演过重要角色。发生在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毫无疑问是促使四人帮覆亡、邓小平出山等随后一系列变革的关健诱因。从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开始，城楼上和城楼下广场的变迁都是整个中国变迁的一个风向标。天安门城楼是中国明清两个王朝的宫廷正门，正对长安街。建国之后，政府扩建了城楼下的天安门广场，让这个广场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人民广场。1987年11月，天安门城楼正式对游客开放。

        “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出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道：‘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徽帽全扯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割裂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烂，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是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

        历史的镜像经常让人迷惑，比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对一次政治事件的描述。其中使用的手法（对事实的选择性描述和歪曲，采用色彩鲜明的语气和描述方法）和使用的词语（“反革命气焰”、“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猖狂”、“喧嚣”）我们今天仍然很熟系。

        这是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4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广场上人们自发聚集起来，表达对过世的政治领导人的悼念的报道。这场纪念活动最后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周恩来的逝世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两种力量公开对决的导火线，也成为那个模糊的“人民”表达自己不满意见的决堤口。

        在备受尊敬的共和国总理刚刚逝世不久，1月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要在10日和11日举行周恩来遗体的告别活动，12日至14日举行吊唁仪式，15日举行追悼大会，全国降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在199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上，仍然保留着一篇名为《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篇目，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自发的聚集在通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上，痛哭流涕。

        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被周恩来的魅力所折服。他风度翩翩、为人正直，给人以“扶大厦于将倾”的贤达形象。被他折服的人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著名记者和作家白修德等众多以个人名望和判断力知名的人。在所有人的描述中，周恩来都几乎是以完人的形象出现。他让人想起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总是不时出现的贤明政治家的形象。他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国家的希望，人们总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只要有他在，事情就决不会坏到无可挽回的境地。他像在拼命拖住一辆正在驶向悬崖的列车一样，在总理的位置上一把拉住这个不断向下坠落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当中，他都给人以这种印象。

        但是在这一年3月5日出版的《文汇报》在刊登一篇新华社的通稿时，全部删除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而在3月25日出版的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中，将周恩来划为党内的走资派，“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两篇文章将共产党内的争论和分裂彻底暴露，曾经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的邓小平显然被指为周恩来的后继者。周恩来的逝世可能是一个彻底改变共产党内部势力对比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分裂，它必然是以一派的胜利和另一派的失败告终。

        但是过去十年对这个国家的破坏，以及对人的巨大的漠视显然已经让民心向背非常明显。“保护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口号四处出现，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遵义、昆明、重庆、青岛、天津、长沙各个城市的人群都被同一种感情激荡着。它的高潮就是天安门的四五运动。人们背诵着已经流传甚广的诗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清明时节人纷纷，纪念碑前欲断魂。借问怒从何处起，红墙那边出妖精”这些诗后来都以手抄的《天安门诗抄》的形式广泛流传。

        它的高潮和最终改变了所有人期待的局面的引爆点出现在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从4月4日开始，人群就不断涌入广场，据称在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已经达到了两百万人，花圈两千多个；如果不是因为第二天的“清场”，在清明节这一天，只会有更多的人继续涌向广场，也会有更多的花圈摆在广场上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清场”发生在4月5日的凌晨，人群被冲散，所有的花圈、标语、诗文都被销毁，有57名自发看守花圈的人被捕。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清明节的上午，人群又开始涌向广场，这一次人群是有备而来，他们打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标语，一辆车被烧毁。换来的回击则是加倍的打压，上万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加入了新一轮的清场。《人民日报》的报道基本上可以被视做对四五事件的一个腔调性结论，“反革命事件”。

        但是这一事件也改变了党内整个的势力对比，或者，它至少是促生这种对比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来在描述1976年时，中国人的情感总是复杂的。在这一年发生的众多事情，如果放在其它年份，都足以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走势，或者足以让整个国家为止震颤。在这一年有三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逝世，他们是建国兄弟中的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毛被公认为建国之父，朱德是军队的创始人，而周恩来则是最杰出的外交家和应对各种难题的高手。这一年的7月28日在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后来的报道说，它的破坏力相当于400枚光导原子弹，造成了24.2万人的死亡和16.4人的重伤（在2006年人们很悲痛地开始纪念这场大地震，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图书和报道充斥在书店和各大报刊杂志，但是人们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中国就发生了一场堪和唐山大地震并论的另一场大的地震灾难）。等到10月份的时候——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党内的角力开始分出高下。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终于下定决心，他和仍然在世，并且竟然安然度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然在位的威望最高的军队统帅叶剑英一起，下达了逮捕四人帮的命令。

        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事件后来在1978年被平反。反对它的人已经在一场党内的斗争中被击败；它拥护的人则渐渐站到了这个国家政治舞台的前排。但是它对中国政治家和民众产生的心理上的震撼作用可能一直都没有消除。后来在这同一地方发生了规模更大的类似举动，但是直到今天这一举动仍然没有被承认为正面的，或者，至少是合理的。然后，又发生了另一起带有宗教性质的大规模的群众机会。只是他们都没有能够像四五运动那样产生连锁反应，改变这个国家。

        发生在这一特殊地区的任何地方都能够引起举国关注。

        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是权力的象征。任何能够在特定时刻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人物，都在这个国家具备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出现的人物的变化则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变化，比如，文革期间天安门城楼上不断变化的出现人物以及他们的次序预示着党内激烈的权力变化，当斯诺出现在毛泽东旁边时则预示着毛泽东和整个国家开始对美国表示友好，当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开始对经济发展和商业进步表现出一种渴求。

        城楼下的广场则是表达的区域。广场的功能本就是集会和表达，而不仅是炫耀文治武功的开阔区域。这也越发驱使更多想要表达的人选择在这里表达，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关注发生在天安门的事件，让政治家和警察们更紧张。而广场，因为它的开阔，本就是风的起源。风会掠过广场和广场上的人群，然后吹向四周。就象一种观念、一句口号或者一个变迁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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