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平遥的整体保护和经营是古城发展的另一种思路：城市发展没有必要完全走工业化之路；城市的规划也没有必要全部是高楼和大马路——很多古城正是毁于这种“现代”思维。地处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与同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四川阆中、云南丽江、安徽歙县并称为“保存最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平遥城墙、镇国寺、平遥双林寺、慈相寺、平遥文庙。其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游览整座城市，从中可看出中国明清城市的规划和营造蓝图。从2001年起，平遥开始举办每一年一度的国际摄影节。

        如果把时间向前推移不到两百年，人们根本无法想象平遥会成为一个旅游之处。如果有人从北京或者从中国其它地方前来，也只是为了到中国的财富中心寻求利益或者商业上的指导。

        当1823年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在平遥出现时，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奇特的彷徨时代，这个国家仿佛一个犹豫不决的巨人，在蹉跎间把机遇尽失。那时候，广州城内同西方诸国的生意正做得火热，中国的两项特产丝绸和茶叶深受欢迎。但是这些生意大部分都被垄断在政府授权的十三行手中，其中最显赫的一名商人名叫浩官，后来的一些研究说浩官的财富足以跻身世界级的富豪排行榜。另一项生意也很受欢迎，那就是鸦片的进出口贸易。

        日升昌的成立被视为中国银行业的开端。日升昌之后，山西的平遥、祁县、太谷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票号，仅平遥就有22家。这三地都位于晋中平原之上，成一字排开之势。这三个晋中平原上的小县城，成为中国财富的集中之地。其中，平遥尤其集中了富商大贾，有“小北京”之称。

        票号兴旺之时，其分号遍布全国，而其商人则富甲天下。以至于从未到过山西的古龙，在其武侠小说中，将山西的票号商人和东北关外的参客视为江湖之中最富有的人。梁启超则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词以对，独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票业，鄙人常以此自夸与世界人之前。”等到了1836年，华尔街被视为纽约证券市场的代名词，而纽约则日益成为美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山西票号也已经发展成熟。慈禧太后曾经评价平遥的协同庆票号：“一个协同庆票号筹款支差，比得上山西藩司，也快比得上大清户部了”。

        这种奢华富裕的遗留场景，在山西票号经过战乱已经衰落之后，仍然让远嫁到山西的宋霭龄大吃一惊。在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的笔下“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中国的华尔街”，如果更准确的话，它应该被冠名在晋中平原上这三个紧邻县城头上：太谷、祁县、平遥。如今，奢华尽散，这里仍保留着奢华的痕迹：一栋栋至少三进的大院，是票号商人的办公室，正门是揽柜房（柜台），一院是账房，二院是信房（分号和总号之间往来信息），三院是协理房（比经理低一级的高级管理人员），再往后，则是总经理房。

        后来的人们旅行到这些地方，完全可以从那些仍然保存着的深深庭院中遥想当年票号商人的富裕奢华。

        只可惜中国并没有选择平遥的道路，其后的历史可谓江河日下。而平遥的最辉煌时代也已经消逝。

        平遥的再次引人瞩目起始于1981年。这一年，发生了后来所谓的“刀下留城”事件。后来关于此事的记述大都非常简略，但是主角只是几个人。上世纪80年代初，全中国的城市都在做规划，搞建设，平遥自然也不能例外。平遥县政府请人做了一份平遥城市总体规划。这个新的规划要在平遥开辟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与四条大街相对应的，平遥修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的城墙要打开8个豁口——平遥古城墙高12米，厚5米，周长12华里，城墙有3000垛口，72敌楼，以对应孔子门下3000弟子和72贤人。

        规划出台之后，为了开辟这四条大街，要将城西门内的平房全部拆除。“当时城西门外的民居已经拆了100多米，现在刚进平遥城有一段比较宽阔，就是在那个时候留下的。东门以南也开了一个豁口。”柴泽俊说。柴泽俊是当年的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官员，也是一名古建筑专家。他知道这一事情是因为他的一位下属，当时的平遥县文管所所长李有华冒着丢去官职的风险通知了他。李有华甚至躺在门道里，以此来阻止拆迁人员。

        柴泽俊说李有华“人非常好，能写会画，很有才华”。1977年因为大水，平遥城墙部分坍塌，李有华害怕有人偷偷拿走城墙的墙砖，还安排人晚上巡逻。“从1980年到1986年，李有华一直和工程队在一起，白天在现场转，夜里轮流在城墙值班，到平遥开放以后，李有华在城墙上转的次数更是数不清，白天黑夜都去。”柴泽俊说，他后来在平遥县给李有华出版的一本书上用毛笔字写道“为文物保护鞠躬尽瘁”。

        接到李有华消息的柴泽俊带着他的同事们立即前往平遥，但是“那当时平遥古城还不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人们认识水平有限，城建系统又不归我们管，跑一次不行，跑两次三次还是不行。”

        这时候，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出场。这份新的城市规划由平遥县交给山西省建委批准，恰巧，当时的同济大学浇搜阮仪三正在山西榆次协助当地城市规划。省建委的人就把平遥城的总体规划拿给阮仪三看。阮仪三看到这份规划也是大吃一惊，因为这份规划相当于要把平遥城中心的古建筑，包括日升昌在内的票号全部拆除。

        “山西省建设厅规划处的处长是我们同济大学的，通过他去找山西省建设厅的厅长，当时叫建委主任，这位孙主任就说，行，既然你说规划不好，平遥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暂时不要拆了。当时房子已经拆掉几百幢阁楼了。说做规划口说无凭，我就回来带了十二个学生过去，做了规划之后，我知道这样光说还没用，就直接上京，找权威的人罗老（罗哲文）和郑老（郑孝燮），那时罗老是国家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手上管钱，郑老是建设部总工程师，他们同时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我就叫他们去，因为我阮仪三当时一介讲师，人家不当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们去看，他们一到，省长也出来的，那么才定下来，按照我的这个规划去做。”阮仪三回忆说。

        “平遥为什么留下来了，因为慢了一点，（慢是因为）它穷，它在这个几个城里（太谷，祁县，忻县，解休）最穷，动作慢了一点。然后（它）也扒了城墙扒了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开了180公尺，拆掉30几幢明代建筑，拆掉一百几十幢清代建筑，人家拆了几百幢、几千幢了，它慢了一点。”“肤浅，是一种没有文化的农民干部的反映。”阮仪三说。

        为了做平遥城的规划，阮仪三自己贴上钱不说，还借了3000块，这钱后来他慢慢用自己的教授经费还上。但是这份送到北京的规划却让罗哲文和郑孝燮决定对平遥施以援手。郑孝燮在阮仪三的规划上写道：“这个规划起到了‘刀下留城’的作用，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阮仪三把平遥城墙、郑国寺、双林寺写下来上报国宝级别单位。文化部拨了八万块专款来修城墙。山西省也批准了阮仪三的规划。阮仪三还自己掏钱，为平遥县的政府官员办培训班，让他们到同济大学学习，了解古建筑和文物保护，“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我的心腹，那边有什么情况他们都会和我说。”

        “有一次，从平遥回来，我直奔省政府一位主要领导办公室，讲了古城的现状，说明保护它的紧迫性。领导听后非常重视，指示有关部门，平遥古城只能保，不能拆，谁拆追究谁。从那以后，平遥城的新规划才放下了。”说这话的柴泽俊也是平遥城保护中的关键人物。

        1986年，平遥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平遥的城墙、双林寺和镇国寺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央政府的认可让各级政府都开始对平遥古城的修复慷慨解囊，到了1993年，国家对平遥古城修复累计投资有550多万元。

        真正的辉煌是1997年平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平遥保护中起到至管重要作用的柴泽俊是平遥当年申办世界文化遗产小组的副组长。“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世界教科文组织说。结果，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平遥的旅游门票收入马上从申遗前的一年18万元增加到了一年500多万元。2007年，平遥的旅游收入则到到了7700万元。

        帮助平遥达到这一庞大数字的还有从2001年9月20日开始在平遥举行的国际摄影节。

        2007年的国际摄影节就吸引来了来自4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摄影家及20位策展人参展，展出作品一万多幅。平遥县旅游局的统计数字表明，开始举办摄影节的前一年2000年，平遥共接待游客16.3万人，门票收入780万元。而2007年摄影展举行的一周时间内，平遥就接待参观人数近21万人，其中外国游客近7000人。这一年的旅游收入是7700万元，几乎是2000年的十倍。昔日辉煌无尽的金融中心，今天则是城市保护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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