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汪精卫在梧州盘桓了几日，少不得随处演说，高谈革命，但对于两广统一的具体问题，如军队整编问题，财政问题，他却作不了主，需由广西派人到广州进行磋商。李宗仁、黄绍竑便派白崇禧随汪精卫到广州去，商谈统一问题。白崇禧到广州后，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与桂方代表白崇禧进行会谈。“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由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等人组成，蒋介石没有露面，只派宋子文、何应钦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正如白崇禧所料到的，会谈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核心问题仍然是军队问题和财政问题。广东境内的军队已统一编成为国民革命军，共计六个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准备留给广西的是第七军的番号。根据广西现有两个军的实力，广西方面要求编两个军，财政方面则要求实行两广统筹，从而提高广西官兵的薪饷，减轻财政上的困难。但会谈多次，却无实质性进展，白崇禧颇感棘手，遂电告李宗仁和黄绍竑，请他们两人来一人到广州参加会谈，以便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拍板定夺。李、黄接电后，便决定由黄绍竑赴粤，参加两广统一会谈，对一切重大问题进行当面议决。黄绍竑到广州后，李济深把他接到第四军军部住宿。第四军军部在广西会馆，这里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地方会馆，它的门楼房屋都充分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在众多低矮陈旧的房屋拱托之下，很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它是陆荣廷统治两广时代的广东督军莫荣新建筑的，因此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现在，作为实力雄厚的第四军的军部——一位广西籍的军长住在这里，人们又难免不作刮目相看和种种揣测了。李济深把黄绍竑领进广西会馆，笑道：“季宽，上次来广州，伯南陪你住东亚酒店，遭了一场风险。这次我把你锁进了保险柜。”

        白崇禧却说道：“住在任公这里当然保险，不过，我们这三个不同寻常的广西佬一起住在广西会馆里，恐怕会使人感到危险哩！”

        李济深这下不说话了，因为在两广统一会上，他是帮广西说话的，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吹出一股风，“要提防新桂系的产生！”这风使人不寒而栗，特别是广州的上层人物，他们对旧桂系的危害余悸尚存，因此一有人创造出“新桂系”这个吓人的名词，便仿佛有三只凶恶的猛虎从广西的荒山野岭跑到广州街上来了似的。黄绍竑对广东方面不肯在编军和财政上让步，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现听白崇禧这么说，便忿然道：“我们有本钱，是来商谈合伙做买卖的，又不是穷光蛋来向他们要饭！”

        李济深忙开导道：“常道‘小不忍则乱大谋’，两广统一是目下之大局，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是孙总理之遗训，诸位历年奋斗，其目的应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

        在李济深这位大恩人和大兄长面前，黄绍竑似乎连牢骚也不好多发一句，况且李济深的话也是对的。黄绍竑捋着胡须，徐徐说道：“明天和他们谈吧！”

        第二天，黄绍竑和白崇禧便乘坐李济深军部的一辆小车，到国民政府去与“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们会谈。会议厅里，摆着一排桌子，桌上铺着暗绿色的台布，正中的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和列宁的两帧遗像，室内显得朴条大方而庄严。汪精卫是会议的主席，他坐在正中的一张高背皮椅加上主持会议。谭延闿、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坐在汪精卫左侧，黄绍竑、白崇禧坐在右侧。会议开始，汪精卫向黄绍竑介绍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宋子文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汪精卫望着黄绍竑，脸上现出亲切的微笑，那微笑中透出一种政治家的魅力。

        “季宽先生来了，很好，我们是等你来拍板的。”汪精卫的话也同样带有那种政治家的魅力，使人感到如坐春风。

        “汪主席过誉了，绍竑是来向诸公请教的。要说拍板嘛，我实不敢当，因为一个巴掌是拍不响的啊！”黄绍竑的话说得不冷不热，不亢不卑，软中有硬，硬中有软，连白崇禧也暗暗叫好：“胡须佬也善外交辞令哩！”

        “啊——好，好！”汪精卫首先拍起掌来，那富于表情的脸上笑纹拉开了，他不愧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善于抓住某种契机，把你引导到他设置的轨道上来，再带着你跟他一块儿奔跑。

        “那么，我们就开始拍吧，让我们用自己的手掌，拍出和谐的革命节奏来！”汪精卫又望着黄绍竑，“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吧，关于广西的省政问题，你准备怎么办？”

        黄绍竑心里愣了一下，这汪精卫好生厉害，手腕如此灵活，把黄绍竑刚刚那句不好对付的话，竟不显山不露水地给转圜了过来，而且又是转圜得如此之巧，使黄绍竑不得不佩服。对汪精卫提的这个问题，黄绍竑也很机敏，一是这个问题并不十分重要，二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讨价还价进行纠缠，那么巴掌拍不响的责任便在广西方面了。因此他立即声道：“广西省政府受国民政府的命令，行使职权，处理全省政务，民政长一职撤消。”

        黄绍竑的话说得使汪精卫大声地拍起掌来，他脸上又增加了几圈笑纹，每一条笑纹中都透出那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的风度，这种笑，能使他的对手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威慑。

        他一边拍手，一边说道：“季宽先生，我们这第一掌就拍响了啊，痛快！痛快！”他随即扭头吩咐担任记录的秘书：“请记录在案，季宽先生的话，可作两广统一决议案的第一款。”

        汪精卫的话，虽然表面上是夸赞黄绍竑，其实是在夸赞他自己，黄绍竑当然听得明白，心中冷笑道：“我当省主席，一切还不是由我说了算！”

        “现在，我们开始拍第二次了。”汪精卫举起他的右手，仿佛体育竞技场上一名权威的裁判似的，他又望着黄绍竑，“季宽先生，关于党务问题，本党中央要求在广西尽快设立省党部和各级机构，以推进革命。德邻先生和季宽先生已当选为本党中央监察委员，对此项工作，定会积极施行。”

        汪精卫的话，说得实在高明，高明得使你对他的要求无法拒绝。关于党务问题，黄绍竑在来广州之前，已和李宗仁商量好了，形势的发展，使他们对这个问题不能再顶了，也不便再拖了，他们决定把消极的态度变为积极的行动，由他们两人一手操办党务，请国民党中央派人来协助，这样既可把党权抓在手上，又可和中央达成某种妥协，可收到表里为用之功。因此，汪精卫的话一说完，黄绍竑便答道：“我和德邻同志都是中央监委，对广西省党部的工作自应义不容辞地主持，但我们对办理党务经验不够，恳请中央派员帮助。”

        黄绍竑这句话，倒也合汪精卫之意，因为如果不给李、黄主持广西省党部，广西的党务工作便无法开展，现在李、黄不但接受了中央的要求，而且还要求派人去帮助，到时他便可派出自己的大批亲信打进广西各级机构中去，发展组织，培植势力，以控制广西。汪精卫脸上的笑容使人感到仍是那么有魅力，他那双灵活的眼睛也和他的脸一样善于表达复杂的不断变化的感情——尽管这些感情的真谛使人不易捉摸，但它们却能紧紧地抓住你，使你对他欢生亲切，仰慕，对他的每一句话都笃信不疑。汪精卫这次举起了两只手，望着他左边的几位“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成员，轻松地笑道：“怎么样？诸位，这次又可以拍响吧？”

        “叭叭叭”谭延闿率先拍起了手掌，跟着伍朝枢、宋子文、何应钦、李济深也拍起手来，会议厅里，气氛变得热烈了。汪精卫非常欣赏自己的手腕，他由一位竞技场上的裁判一下子变成了一名导演，他导演的虽然不是一场戏，却是一场历史性的会谈，一种历史性的创举。虽然他们双方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己心底掩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意愿，但是历史的火车头已经发动了，汽笛已经鸣响，他们都来到了月台上，谁不愿意登车前进呢？虽然他们目的不同，目标各异，前方等待着他们的也许是海市蜃楼，高官厚禄，鲜血尸骨。但是他们彼此都不肯放弃这个机会。这便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勇敢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历史却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它向国人推出了孙中山、廖仲恺这寥若晨星的伟大革命家，却又造就了许许多多变化不定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形形色色的革命者。他们大都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但可悲的是他们却是一批候鸟，以候鸟对气候变化的直觉来感应形势。因此，不但对他们自己，而且对整个民族、国家乃至那蜿蜒的历史长河，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也许便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汪精卫响亮地拍了几下手掌，然后极有风度地将两只手朝左右摊开，那两只手摊开的高度、角度，都巧妙地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仿佛他两只手上各端着一个盛满水的碗。他望着宋子文和黄绍竑，说道：“下边谈财政问题，由子文和季宽直接交换意见，我等着给你们拍掌就是。”

        财政部长宋子文是个矮胖的年轻人，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他一身西装革履，洋气十足，就连那圆圆的脸孔，看上去也象一美元喜钱。他戴着一幅与众不同的镜片又小又圆又亮的眼镜，镜片后面的双眼，显得心事重重，仿佛一位在经济箫条中的大资本家，正日夜为振兴他的企业而操劳。宋子文在广州是一位颇有名望的人物，这名望倒不全是因为他的姐姐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妻子，而是他出任财政部长以来，在整顿广东那濒临崩溃的经济，健全税收制度方面为国民政府作出了贡献。他创办了国民政府的第一家银行——中央银行，并出任该行经理。宋子文是广州的财神爷。黄绍竑当然知道宋子文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财政问题，是非同他较量一番不可的。在前面两个问题的会谈中，他表现得开朗、积极而果断，已初步赢得了与会者的好感，棋局对他有利。因此，汪精卫一说完，黄绍竑便抢先发言：“为了负担革命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实现孙总理之遗训，则广西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融合一体，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省政问题、党务问题，汪主席及诸公已经拍掌了，关于财政问题，广西当然要受中央支配，由中央统同统筹，互相调剂。”

        黄绍竑在财政统一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热情，因为广西是个穷省，财政一向入不敷出，他希望通过财政统一，从广东得到补贴，至少，在军饷方面由广东负担一部分，桂军士兵每月饷银只有六元六角毫洋，而广东部队士兵每月则有十二元，相比之下真是太悬殊了。汪精卫见黄绍竑在财政方面毫无保留地愿与广东统一，他很是高兴，便再一次把两只手举起来，微笑着对宋子文道：“怎么样？子文，可以鼓掌了吧？”

        宋子文用右手拇指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抚着鼻子下那一抹呈隶书体形的一字须，一丝刻板的笑容挂在那圆圆的脸孔上，毫无变化，仿佛是镌刻在一枚银元上似的。他是个洋化了的经济专家，但是他到底是个中国人，而且又正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营他的事业，因此他既有西方经济专家的那种精明，又有东方老板的那种吝啬。黄绍竑的心计，当然瞒不过他，关于两广财政问题，他心里早已有一本账。他那心事重重的眼光，透过那两片又小又圆又亮的镜片，打量着黄绍竑，那眼色，极象一个富有的财主，正打量着一位要到他府上就食的穷亲戚或者穷朋友，很有些不屑一顾的意思。

        “Iam not a magi.”宋子文一开口便抛出一句样话来，在座的除了汪精卫、伍朝枢外，其余都是纠纠武夫，听不懂宋子文讲的什么话。黄绍竑和白崇禧都感受到了宋子文那凌人的气势，但在财政问题上，广西穷，有求于人，他们腰杆子硬不起来，只得忍耐。

        宋子文说过那句洋话之后，便低头看着他那一排细皮白肉的圆圆的手指，好象他那手掌高贵得任何人都没资格握一下或拍一下似的。汪精卫当然听得懂宋子文的那句话，他是个在政治圈子里转惯了的人，在这种场合，他知道能打破僵局而使双方不得不接受的法宝便是折衷，谁也不吃亏，谁也不占便宜，从而达成某种默契的谅解，以巩固其他已取得的会谈成果。他微笑着用一种超然的却又带着亲切的微笑，望了望宋子文和黄绍竑，说道：“两广统一是全面的统一于国民政府和本党中央之下，财政问题，自不能例外，即使目下有困难，也要达到形式上的统一。”

        宋子文已悟出汪精卫这话的意思，他微微地点了点头，这才用中国话说道：“广东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甫经统一，而百政待举。目下国民政府已负担六个军的军饷，不瞒诸位，广东百姓连上街喝一口凉茶，家里死了人，都要征税的。因此，广西在财政上不能象前清那样，靠广东协饷，一切需靠桂省自理。”

        黄绍竑的耐心本来就是极有限的，他一听宋子文要广西财政自理，这统一还有什么好处可言？他霍地一下站起来，气冲冲地说道：“部长先生，你大概以为我将广西财政交给中央，对于你来说是做了一笔蚀本生意吧？我们经数年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又击败东下欲染指广东革命政权的滇军，我们为巩固两广根据地，保卫国民政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现在将全省军、民、财各政整理就绪，双手毫无保留地奉献中央，而你竟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这是何道理？是要逼我们走联省自治的道路吗？我告诉你，湖南赵恒惕的代表从南宁跟我们一直到了广州！”

        黄绍竑的话，顿时使会谈的气氛冷了下来，连一向老成练达的汪精卫，那始终微笑着的脸孔上，眉毛也往下压了压，那微笑也不十分自然了。因为不仅是汪精卫，就是其他人也怕广西脱轨而去，抓不住广西，广东的事情便不好办。可是眼下广东财政也确有困难，宋子文刚才说的话，倒也是事实，因此，汪精卫最后只得祭起他的法宝——“折衷”。他看了看黄绍竑，又看了看宋子文，依然恢复了他那政治家微笑的魅力，说道：“都是一家人，不讲两家子话，决议案上这一款就写：广西财政受中央监督。季宽先生，你就体谅一下中央的困难，目下桂省财政自收自用，待中央财政状况好转时，再解决你们的军饷，如何？”

        李济深以目视黄绍竑，意思是要他别争了，反正自收自用，也没吃亏。黄绍竑也感到宋子文不会轻易松口，在这个问题上闹翻了对谁也不会有好处，他冷冷地说道：“既然汪主席说这么办，那就这么办吧。”

        汪精卫见黄绍竑同意了他的意见，便又鼓起掌来，但这次只有他一个鼓掌，那掌声显得十分单调，好象深秋寒蝉的孤鸣。

        “现在，剩下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编军问题。国民革命军总监蒋先生委托何军长敬之与季宽先生商谈。”大概汪精卫也觉得这是两广统一中最感棘手的问题了，这次他没有再乐观地举起手来准备拍掌，而是朝何应钦和黄绍竑两人点了点头，请他们各自发表意见。

        这次黄绍竑没有抢先发言，在编军的问题上他不准备让步，广西有两个军，李宗仁和他都是军长，只能编两个军，否则他和李宗仁便有一个当不成军长。他想先看看何应钦到底怎么说。何应钦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代表，但气质截然不同。何应钦是贵州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他待人接物，态度温和，举止文雅，很有儒士之风。他是个不急不火的慢性子，办什么事都不慌不忙，按部就班，连走路都是慢腾腾的，深怕踏滑了脚，或是闪折了腿。汪精卫说完之后，他等了一阵，见黄绍竑没有要先发言的意思，他这才不慌不忙地打开面前一个卷宗夹，又用手扶了扶那副使他的儒士之风增色不少的黑边眼镜，慢条斯理地说道：“国民革命军广东境内的部队已编了六个军，蒋总监在核定部队编制和番号时，已呈报国民政府拟将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的番号给予广西。”

        何应钦是个慢性子，黄绍竑却偏偏是个急性子，何应钦一说完，他便毫不客气地说道：“广西现有实力本来就是两个军，李德邻和我的军长职务，是孙总理在北上之前委任的，目下正是用兵之际，为何要用番号和编制来压我们？”

        何应钦一点也不动气，他慢慢地摘下那黑边眼镜，一手夹着一条眼镜腿，一边缓缓地翻阅着卷宗夹内的文件，他见黄绍竑说完了话，别人又没有说话，他才一字一句地说道：“蒋总监说过，国民革命军是革命的武装部队，不能象过去搞民军那样滥用番号，因此对部队的番号和编制一定要严加控制。”

        何应钦不但性子慢，而且胆子也小，没有什么主见，平时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他说完话慢慢将眼镜戴上，谨慎地看了汪精卫一眼。汪精卫微微颔首。黄绍竑不再说话，他已铁下心来不作任何实质性的让步，哪怕为此关系破裂也在所不惜。军队是命根子，只有发展壮大，岂能削减缩小？天下汹汹，连年战乱，谁的兵多，谁的地盘便大，拿枪杆子的人，哪一个愿意痛快地交出兵权？何况他的讨贼军最初由容县脱离李宗仁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几年来东征西战，现在已发展到近两万人，而且正是由于他从马晓军手里抓过了这支部队的兵权，他才能有今天的实力和地位，对于军队的重要性，黄绍竑看得高于一切。如果广西只能编一个第七军，那么李宗仁是非要当军长不可的，他黄绍竑就只有去坐省主席的冷板凳了，这，不但他本人不干，恐怕连原来讨贼军的将领们也不干。将广西统一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之下，对于黄绍竑来说，就象他三年前从容县出走，将部队拉到戎圩，接受沈鸿英委的第八旅旅长职务，目的是要一个名义向外发展。因为广西太穷，养不起这么多的兵，讨贼军和定桂军两个系统的将领矛盾颇多，相处不易，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广西财政的困难和内部的矛盾，当然也含有作“洪、杨”之举的企图，而这一切，只有和广东联合，站到国民革命的大旗之下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果走这一步，要削减广西一半的军队的话，他是不干的，实力受到限制，将来与广东向外发展，不但处处受制于人，很可能还会遭人吞并掉。黄绍竑不说话，作为他的副手的白崇禧，当然也不好开口。李济深从会谈开始便一言不发，他能说什么呢？支持黄绍竑，他怕别人攻击他与“新桂系”图谋不轨，“新桂系”这个名称，不知是什么人刚刚造出来的，因为他是广西人，又与李、黄、白三人关系非同寻常，而又统率一支实力很强的广东部队，广东人对“桂系”本来是很憎恨的，现在又闹出个“新桂系”的名称来，如果有人别有用心地指责他是“新桂系”的话，那么对他掌握第四军——官兵全是广东人，是十分不利的，没有第四军，他李济深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用他和黄绍竑的特殊关系压一压黄绍竑，要黄让步吧？李济深不愿这么干，他希望广西强大，他是个在粤军中任职的广西人，一个强大的和他关系密切的广西，对他是大有好处的。李济深什么也没说，只是以一个标准军人的姿态，毕挺地坐着，宛如佛寺殿内的一尊罗汉。谭延闿慢慢地端起茶杯，轻轻地吹着浮在茶水上的几片茶叶，慢慢地呷起茶来，仿佛他此刻出席的不是一个重要会议，而是坐在广州一个高雅的茶馆里品茶消遣似的。伍朝枢点起一支雪茄，飘逸的烟雾使他面目变得模糊起来。宋子文不耐烦地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枚用小巧的赤金链拴着的金怀表，“嚓嚓嚓”地上着弦，象一个西方股票公司的大经理，在瞬息万变的股票市场上却被无端地拉去出席一个无聊的什么会议，但又拘于礼貌和某种原因，不便离开，那“嚓嚓嚓”作响的上弦声，便是一种无言的抗议。何应钦总是不慌不忙的，虽然由他直接出面代表蒋介石与广西佬打交道，一开局便僵持住了，但他没有一点着急，涵养好极了，一双眼睛静静地看着面前的卷宗夹，仿佛那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古董，虽然一时无人问津，但并不愁卖不出去。汪精卫虽然还是挂着一脸的微笑——（无论是着急或是愤怒的时候，只要在众人面前，他总是微笑着，尽管他在家里对仆人喝斥时可以砸碎一只花瓶，但，那一定要在他太太陈壁君女士不在家的时候）但屁股上却如坐针毯。他知道在编军问题上，蒋介石是绝不会让步的，他当然也不主张编制上给广西两个军的番号，在限制广西势力的发展上，他与蒋介石是一致的。汪精卫是广东人，跟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政权，也受了陆荣廷许多气，因此，无论于公于私，他都得提防“新桂系”的产生。但是，这次“两广统一特别委员会”的发起及组织又是他一手经办的，作为会议的主持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首脑，如果他不能使会议达成两广统一的正式协议——哪怕是形式上的也好，将对巩固广东、出兵北伐产生极大的阻碍，这不但对革命事业，也对他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地位不利。孙中山和廖仲恺都在去年逝世了，胡汉民已出国，现在，他便是国民党内和国民政府的当然领袖和首脑了，一个领袖和首脑连一个会议都开不成功，别人（苏俄顾问、共产党人、国民党内的各派）当然会瞧不起他的，无论如何，他要使会议成功，而不能破裂。他有几十年政治活动所炼就的一件法宝——“折衷”，在各种场合，他这法宝屡试不爽，真可谓法力无边也。他正是靠着这个法宝在险恶多变斗争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绕过一个个令人目眩的旋涡，度过一次次危机，而安然无恙却又步步高升。辛亥革命的时候，孙中山与黄兴有矛盾，他就是用这个法宝两边不得罪，在党内他与胡汉民是对头，他靠这个法宝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孙中山实行“三大政策”的时候，左、右两派斗争很激烈，他又用这个法宝，收到了左右逢源之功。他生于中国，和许多革命者一样向往西方的文明，他特别醉心于巴黎的文化。但是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又译深地羁縻着他，他尊崇孔、一孟的中庸哲学，遇事折衷，明哲保身。但他一生中却有两次没有搞折衷，一次是辛亥前夕，为了推翻清王朝，他带着喻培伦和黄复生挺身入京，在海鸦儿胡同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谋炸清廷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面对死亡，他慷慨作绝命诗一首以言志。诗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他这一荆轲壮举，顿使他名扬海内外，成为辛亥革命的英雄人物，也是他一生的光辉所在。另一次便是后来他一头扎到日本人怀抱里去，当了一名可耻的汉奸傀儡，象秦桧一祥遭人唾骂，遗臭万年，这是后话。现在，汪精卫又祭起他那法力无边的“宝贝”了，他微笑着，对黄绍竑道：“季宽先生，常言道百里之行去九十，我们的会谈已在前三款中达成圆满的协议，现在就剩下最后这一款了，我不忍心前功尽弃。你看这样行不行，广西军队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以下的编制由你们自己决定吧。”

        黄绍竑两眼一亮，这倒不失为一个转圜的办法，蒋介石可以用番号来限制广西军队，但是如果军以下由广西自定，实力便不受限制，这正符合他的要一个名义向外发展的想法。

        但他仍未表态，因为这涉及军长人选的棘手问题，他不肯放手军权。大约汪精卫已看出他的心思，又说道：“关于第七军的军长，可由李德邻来担任，季宽可当军的党代表，按照国民革命军实行党代表制度这一决定，党代表享有与军长同等的权力，任何命令如无党代表副署，则不生效。”

        黄绍竑真是佩服汪精卫的主意，因为这对黄绍竑来说是很合算的，当党代表与军长有同等的权力，而且省政府及省党部的权力，也必定要落在他的手上，那他的权力就等于总揽广西的党、政、军全权，黄绍竑何乐而不为！但他现在不能喜形于色，又沉默了一阵，才略有些矜持地说道：“既然汪主席这么说，那就这么办吧！”

        “啪啪啪”汪精卫马上带头鼓起掌来，大家也都跟着鼓掌，在颇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了这历史的一幕。

        黄绍竑开完两广统一会议后，又参加了国民政府召开的北伐秘密会议，事毕，便带着一批由国民党中央派遣的到广西搞党务的青年男女，乘船回广西去了。只有白崇禧继续留在广州，为李宗仁、黄绍竑做联络工作。当然，白崇禧的逗留广州，除了李、黄之意外，也还有他个人的企图。广西统一了，现在两广也统一了，为这两个统一，他出谋策划，居间奔走，领兵征战，着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随着两广统一局面的打开，李宗仁、黄绍竑都升了官，抓到了更大的实权，而他仍然是个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他心中怏怏不乐，鉴于他和李、黄的私人感情，特别是与李宗仁的感情，他是不能离开他们的，他无实力，没有自己的基本部队，但他又不甘心永远在广西团体中当个参谋长——尽管他需要广西，需要借助李、黄的实力。他在广州盘桓了一段时间，注意力一直盯着两个人——蒋介石和鲍罗廷。对于汪精卫，他倒不怎么重视，虽然汪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但无实力——军队，成不了大气候。蒋介石虽然在广州还没上升到独一无二的地位，但他有黄埔军校作本钱，又抓着何应钦的第一军，白崇禧估计将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实权非蒋莫属，他如能和蒋介石拉上关系，又以广西卖力作后盾，则可飞黄腾达，岂止作一个第七军的区区参谋长？但他和蒋介石无历史渊源，也无直接的工作关系，蒋介石又是个忙人，因此除了到黄埔军校参观和在几次会议上看见过蒋介石外，白崇禧还未单独与蒋介石谈过。至于鲍罗廷，则是苏俄派来的政治顾问，曾经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创建黄埔军校，鲍氏在广州有着崇高的威望。要在广州打开局面，则非借助鲍罗廷的威望不可。白崇禧决定去拜访鲍罗廷。为了使这次拜一访能成功，他精密筹划了一番，他是作为广西当局的代表和桂军的总指挥身份去向鲍罗廷请教革命经验的，因此他自拟了一个谈话提纲：（一）、俄国革命之经验如何？（二）、苏俄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政策如何？（三）、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有何异同？为了扩大这次访问的影响，白崇禧又特地约请了广州一家左派报刊——《人民周报》的记者一道前往广州大东路三十一号鲍公馆，就以上他拟的三个问题向鲍罗廷请教。这次访问果然十分成功，因为在此之前，鲍罗廷还未单独见过广西的高级将领，现在两广统一，白崇禧主动前来向他请教革命经验，鲍罗廷对此十分重视，再加上白崇禧风度不俗，其官谈举止更有别于鲍罗廷接见过的许多将领，因而对白颇有好感。针对白崇禧提的三个问题，鲍罗廷畅谈了一个多钟头，那位《人民周报》的记者快速地记着。过了两天，这份在广州很有影响的《人民周报》便在显著地位刊出一篇为《鲍罗廷与白崇禧之谈话》，文章前面还特地加了那位记者撰写的一段按语：“广西代表白总指挥崇禧……往访鲍罗廷顾问，鲍氏与白谈俄国革命之经验等事甚详，且甚精要，记者得鲍氏之允许，特录之以飨读者。”通过这次访问和记者的宣传，广州党、政、军各界，无不知广西“左派”将领白崇禧之大名。

        白崇禧准备去拜访蒋介石。

        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知白崇禧之名，但尚未引起他的注意，他之留意于白崇禧，也许是看到了《人民周报》上的那篇文章，但却并不是“左派”的白崇禧引起他的注意，他似乎是从白崇禧在广州的活动上发现了什么使他感兴趣的东西，这种东西直接触发了他政治棋局上一个新的思路，这个新的思路又迅速反馈到他的“棋盘”上来，形成了一种权谋的直觉——白崇禧需要他，他也需要白崇禧。

        正当白崇禧谋划如何去见蒋介石的时候，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特别官佐陈诚持蒋介石校长的名刺来请。白崇禧心中不由一愣，他虽然足智多谋，但一时尚推算不出蒋介石请他此去是何意图。他看了看这位个子矮小其貌不扬的特别官佐陈诚一眼，心中暗想：黄埔军校里人才济济，武二郎似的长物想也会有一个团，老蒋怎么竟用这等“三寸丁谷树皮”当校长办公室的特别官佐？但白崇禧很快便发现，陈诚那双眼睛很是不同寻常，看起人来非常机敏，透着果决、专横和一往无前的气势。虽然陈诚的个子和相貌，有点象阎罗殿里打杂的小鬼（后来白崇禧和何应钦便常在背地里骂陈诚为‘陈小鬼’），但他的眼神给人的印象却不亚于阎王爷。白崇禧永远也不会忘记陈诚那一双眼睛给他的最初印象！这陈诚果是不同寻常，他是浙江青田县人，也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但资格却比不上白崇禧。白毕业于第三期，陈则毕业于第八期，前后相差好几年，这倒不是陈诚学业不长进被留了级，而是他因身材矮小，投考时未被军校录取，后来通过他父亲的一位挚友杜峙的保荐，才勉强进入保定军校。陈诚原在邓演达团里当炮兵连长，后来邓演达调黄埔军校任教练部副主任，也把陈诚带到军校来。陈诚到了黄埔军校，也许还是他个子矮小的缘故，初时默默无闻。但他非常勤奋，读起书来，有时竟通宵达旦，而无倦意。忽一日，天将破晓时分，校园里一片寂静，教职员工们尚在睡梦中，校长蒋介石带着两名卫士，在校内巡视，忽见一个房间里亮着灯火，他忙凑到窗口察看，只见一个青年军官，正襟危坐读书。蒋介石敲门而入，见是陈诚，便问道：“辞修在读什么书？”

        “报告校长，学生在恭读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请训示。”陈诚立正答道。

        “很好，很好！”蒋介石拍了拍陈诚的肩膀，称赞道。

        不久，陈诚便被调到了校长办公室当特别官佐，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助手，陈诚自是感激蒋介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却说白崇禧在陈诚的陪同下，来到了黄埔军校，蒋介石早已在他办公室门口迎候。他身材瘦长，着一身戎装，脸色严峻，从头到脚，无不显出一种凛不可犯的威仪。当陈诚陪着白崇禧过来时，他忙上前几步，拉住白崇禧的双手，紧紧地握着，不住地摇着，象见到了阔别多年刚由远方而来的亲弟兄一般，那严峻的脸上，绽着一脸亲切诚挚的笑容，接着便用他那带浙江口音的国语说道：“刘玄德三顾茅庐，你这诸葛亮，我还真怕辞修请不动哩！”

        蒋介石说着，竟笑出了声音，连陈诚也感到有些纳闷，一向不苟言笑的蒋介石为何今天如此高兴。白崇禧听了蒋介石这句话，心里感到甜滋滋的，真有点相见恨晚，忙说道：“介公之召，岂敢怠慢！”

        蒋介石喜欢在办公室会客，他的办公室布置得简朴，因他处处表现出要以孙中山为榜样，孙中山去世后，他又处处表现出自己是孙中山主义的嫡传者，因此，他不但在口头上不离孙中山的主义，便是在待人接物上也处处效仿孙中山。他的办公室布置得也和孙中山生前的办公室类似，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上，一边堆放着书籍，一边放着一叠厚厚的夹着各种待批阅的文件电报的卷宗。书籍和卷宗之间，便是一只插着几支上等湖笔的精致的玉色笔简，旁边是一只宽大的端砚，砚旁有一只呼役的铜铃。孙中山不抽烟，不喝茶，桌上从无烟缸茶杯之类。蒋介石也不抽烟，不喝茶，桌上当然也无此种摆设。办公桌前，是一张看上去有些笨拙的带广东特色的藤椅。除了办公桌外，还有几张套着白布套的沙发，此外，引人注目的便是一排装满书籍的书橱。沙发后面墙上挂着一帧孙中山的半身放大照片，一进门，使人首先看到的便是这帧照片，与照片对面的墙上，挂着孙中山手书的“奋斗”两个字。白崇禧被孙中山在办公室里接见过，他觉得孙中山的办公室简朴得象位学者的书斋，而蒋介石的办公室，却象一个被精心伪装起来的司令部。因为蒋介石一身戎装与这室内的布置很不谐调。

        蒋介石招待白崇禧在沙发上坐下后，陈诚便退了出去，他知道蒋要与白单独谈话。蒋介石问起了白崇禧的家庭出身经过，白崇禧极少与人谈到自己的家世，这次与蒋介石相见，竟有一见如故之感，便将其始祖伯笃鲁了原是来自中东的一个穆斯林，后定居于南京，曾中过元朝的进士。其后子孙往任粤西，乃落籍桂林。据说明太祖朱元璋禁示人民用外国姓，白崇禧之祖先乃将伯笃鲁丁之姓取第一个字，但百家姓上并无“伯”姓，遂更“伯”为白。白崇禧说过家世，又将自己少年立志，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广西学生军北伐敢死队的经过说了一遍，蒋介石听了大加赞赏：“啊！这样说来你早就在孙总理同盟会的领导之下了！参加革命的时间不短啦，很好，很好！”接着他又以同盟会的老资格问道：“同盟会的证件还有吗？”

        白崇禧摇摇头，说他并无证件。蒋介石又勉励道：“孙总理已不幸去世了，我们活着的人要继承总理之遗志，将国民革命推向前进。”

        白崇禧也趁机拍了蒋介石一句：“这就要看介公的啦！”

        蒋介石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似乎白崇禧这句话使他感受到了肩头国民革命担子之祝重，他说道：“两广已经统一，革命已有了一块巩固的根据地，这个，很好！下一步就是要出师北伐了，不知健生兄对北伐军事有何高见？”

        北伐秘密会议是黄绍竑出席的，对会议情况白崇禧听黄绍竑说过，他平时留心时局，因此，蒋介石问起，便侃侃而谈：“两广统一，内患肃清，目下直、奉军阀正与冯玉祥之国民军在北方大战。奉张军出山海关，占秦皇岛，兵锋直指京畿。湖北方向，吴佩孚坐镇查家墩司令部，以寇英杰为总司令，率直军北上，攻开封、克郑州，进抵石家庄。冯军已退守南口。奉、直各军主力均被吸引在京畿一带。我们此时出师北伐，便可乘虚而占武汉三镇。”

        白崇禧又把他那套进军武汉，师“洪、杨”之技顺流东下直取南京的策略向蒋介石吹嘘了一遍，蒋介石沉吟半晌，才说道：“关于北伐之战略，我与鲍顾问，加仑将军和李任潮等已研究过，只是万事俱备，尚欠东风。”

        白崇禧双眼一亮，赶忙抓住这个机会，他立即接过蒋介石的话柄，现出几分孔明的面目来，笑道：“我上一趟衡山，为介公借三天三夜的东风，如何？”

        蒋介石不由暗吃一惊，心想这小诸葛还真有点名不虚传，一下便窥到了他心中的症结。原来，蒋介石开过北伐秘密会议之后，在出师问题上碰到了一个难题，便是如何策动湖南的唐生智加入革命，以扫清北伐军进入湖南的障碍。那唐生智本是湖南省长赵恒惕手下的师长，驻军湘南，由于控制水口山的锌矿，并兼着湘南督办，颇有实力，亦颇有野心，每想取赵恒惕而代之，但又惧怕驻军岳州的吴佩孚出兵干涉。为了向国民政府拉关系，唐生智曾将其弟生明送往黄埔军校学习。但国民政府派人去和他商谈，要他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时，他又徘徊观望，态度不明，蒋介石说的只欠东风，便是指此而言。他见白崇禧自荐要去湖南借“东风”，脸上显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微笑，问道：“健生兄欲去湖南说唐孟潇加入革命，可有把握？”

        白崇禧道：“唐孟潇早存驱赵之心，我去湖南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他出兵攻占长沙。唐逐赵成功之后，吴佩孚必以犯上罪出师讨唐，由岳州南下，唐生智难敌吴军，是时必将向两广乞援，到了那时他非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不可，介公正好借此机会，以唐生智为前锋，出师北伐，吴军主力尚在北方，我军攻夺武汉三镇易如反掌。”

        蒋介石也不得不佩服白崇禧这一着棋，但又问道：“何能说动唐孟潇出兵驱赵？”

        白崇禧那孔明的面目显得更为真切，他神秘地笑道：“我这里还放着一个蒋干哩！”

        “谁？”蒋介石不明白白崇禧指的是谁。

        “赵恒惕的代表叶琪到广西访问，欲与我们拉关系，我把他拉到广州来了。叶君是广西人，又与我和季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友谊甚笃，我们已说动了他加入革命。只须在广州的报纸上披露叶君已作了唐孟潇的代表，为唐商谈请两广出兵援唐驱赵。目下赵恒惕正在提防唐孟潇不轨，以有收回水口山矿务和提高省长职权之议，今见叶琪如此举动，他不得不向唐孟潇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我再到湖南唐孟潇那里陈说利害，并请李德公派一旅精兵进抵桂北之黄沙河，以壮唐孟潇驱赵之举，不怕他唐孟潇不动心，不下手！”

        蒋介石终于舒了一口气，亲密地拍着白崇禧的肩膀，连说：“很好，很好里我就等着你的东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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