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草除根，搜捕在继续进行，考验在顺序延伸。母亲被捕入狱，15岁的彭国涛成为孤儿，四处漂零，躲藏到大山深处，过着野人般的生活。

        1931年，红军在荒无人迹的破庙里，找到了“野人”彭国涛。

        中共宁都第一任县委书记，牵着这位烈士遗孤，在弹痕累累的红旗下宣誓。

        那年，她16岁，加入“共青团”，被派往父亲战斗过的会同区，就任会同区苏维埃妇女部。她的工作范围涉及几十个村，十几里方圆。

        动员和组织妇女拥军、支前、打草鞋、慰问红军、护理伤兵……踏着父亲的足迹，彭国涛积极性特别高，似有两条生命，风风火火地工作。很快，会同区苏维埃成为白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33年仲夏，一个月黑风高夜，乘苏区边缘空虚之机，白军的大刀会摸进区苏维埃，见人就杀。恶狠的大刀把门板剁烂之际，彭国涛翻身跳出围墙，仗着身子灵巧，逃得一条性命。慢她一脚的区苏维埃老文书，命丧黄泉。

        为了阻挡白军入侵，为了报仇，就要有强大的红军。

        此后，扩红成为她最重要的工作。上级说：苏区能否生存、巩固，就在于红军的多寡。必须不断地扩红，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苏维埃就胜利了。

        彭国涛扩红扩了一百多人，她不知道一百万是多大的数目，只是走村串户，一家一户上门做工作，一个人一个人地动员。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有扩大到一百万红军，红色政权没有很快取得胜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驮上马背，撤离了中央苏区，她扩红的一百多人也跟随离开。

        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一走就走了十几年。

        白色恐怖四处弥漫，她又成为当局追捕重点，似一条孤魂，在大山间飘泊，又过上了野人的生活。

        时光在游荡中消失，每每生活苦到不堪忍受，人就会想到死，想到死时她就会想到“考验”，既然是考验，那就要活着，即使是为了考验。

        敌人对她的追捕松懈下来，她的年龄也已长了上去。一般人家的女子，十六七岁嫁人，她二十岁仍找不到婆家。因为，彭澎太出名了，彭澎的女儿也跟着“出名”。

        在亲属的撮合下，四处流浪的她，嫁了个国民党33旅的大兵。姓黄，名叫黄国文，一个老实巴交的壮丁。

        本想寻一棵小树庇荫，没料到，却是找到“蒺藜丛下躲雨”。

        夫家原本家徒四壁，被她一“高攀”，虽无治罪，却受株连，立即销差，扒掉军服，取消俸禄，沦为苦力。

        这对苦难夫妻，新婚期间便为生计所困，一个帮人挑水，一个帮人洗衣。这是最辛苦、廉价的劳动，一担水才卖一分钱，洗小孩的衣裳月薪4毛，洗大人的衣裳月薪5毛。即是如此，也没有多少衣裳来洗，他们得不停地揽活做。除了挑水，黄国文砍柴卖、帮人挑担、打猪印，彭国涛则帮人裁剪衣服、做扣子、帮人站柜台。

        望眼欲穿。1949年7月，当年的红军终于回来了。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她重新参加工作，担任了会同区南当乡妇女主任。在攻克翠微峰的系列战斗中，她积极支前，担任了负责检查、处理女俘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1950年，她调任梅江区（城关镇）妇女部长兼优抚主任，驻第四街街政府协助工作。她没日没夜，忘我工作，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发展，风风火火地奔走。

        1951年，作为革命烈士子弟的代表，她随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代表团，受邀前往北京中南海，参加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在天安门参加了国庆观礼，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在北京逗留期间，朱德听说老熟人彭澎的遗孤来了，还特别发出邀请，她应邀来到朱德总司令家里做客，叙述了自己的人生之路。数十年后，朱德的女儿朱敏，重访老区宁都，还特意找到她长聊。

        女人的荣耀，可能是男人的“灾难”。黄国文，成为家庭中一个尴尬的角色。国民党大兵的历史，使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1951年早春，几匹来自北方的大洋马，急促的脚步把鹅卵石巷道击得直冒火星，马群嘶叫，直奔米市巷彭国涛家。

        “砰砰砰——”门被敲得很响。黄国文从门缝瞧见，大洋马后面，威风凛凛，有3个身着军装，荷枪实弹的人。他被吓坏了，估摸这伙解放军是来捉自己的，想溜，腿脚抖得像筛糠，拼命使劲就是迈不开步子。

        来者，是解放军某部的刘师长，衣锦还乡。当年，是彭国涛爬山涉水，去那个人迹罕至的山村，从牛背上把他拽下来，扩了他的红。他把手中的竹鞭一扔，拖着两条大鼻涕，两脚泥水，走上一条光辉的战斗之路。饮水思源，刘师长不忘自己革命的引路人，特意来寻源谢恩。破屋里，看到还很没有“进步”的恩人彭国涛，刘师长带她去走访了专署专员、县委书记、县长。

        临别，刘师长悄悄地但却明确地劝她离婚：“一个红军干部、烈士子弟，与一个白军搅在一块，会冲淡颜色哩！”县里也有意，要让她担任县委妇联主任，可是，她还不是党员，红光灼灼的县委妇联主任，背后立着个白军大兵，那政治影响肯定不好。

        蕴意婉转而明确，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政治难题，也是一个人生考验呀。结婚之日起，木讷的老公就在思想、经济、生活上，日愈处于从属地位，连她生育的儿女也统统随母姓彭。解放后，他成为一名菜农，与她的干部身份拉大了距离。迟钝的丈夫，也屡屡感觉到自己存在的别扭，多次提出：会妨碍她的前途，就……

        在仕途与良心的考验之间，她踌躇许久，最终战胜诱惑选择了后者。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个善良者，出于一种善良的本能，她不能伤害无辜，伤害相依为命十几年的老实人。

        在当时，这被认为是政治思想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稳，没有经受住考验。

        她的入党延期了。既不是党员，那也不适于长期待在区委。

        1958年大跃进，城关镇让她到街道去筹建缝纫社。

        初时，缝纫社十几个家庭妇女，三四台缝纫机。经一年努力，业务不断扩大，发展为有六个门市部，近百名职工，职工月薪从十几元提高到30多元。

        哪里艰苦到哪里去，1959年，县里要在一片荒山坡组建光荣敬老院，又派她去负责。那是一桩更艰难的工作，而她的工资则相反，不但不升，反而降为月收入20多元。她很为难、犹豫不决，那时，她坚持不懈积极要求入党，党组织说：

        去吧，要经受得住考验。

        她去了那片荒地，经受组织的考验，更是经受人生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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