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井冈山斗争遭受了重大挫折。由于红四军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指令下,出击湘南,导致了红军在湘南的“八月失败”,不仅使年轻的红军损失过半,而且因为根据地的空虚,使得湘赣两敌的会攻得逞,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又都沦入敌手,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遍布城乡。
是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
烈火见真金,在困难的情况下,边界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
这实在令毛泽东及特委的同志震惊!
问题出在哪里呢?
《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曾对边界党所犯的错误作过总结,其中有这么一条:“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这可谓是一针见血!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边界的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个时候,党的组织在边界公开了,甚至开始了公开的建党建团活动。在一些地方,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则采取“串连发展法”或“拉夫法”来发展党员。一时间,边界党员数量猛增,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的党员数也增至到800人。
就是在这种党员“大发展”之中,许多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使边界党组织严重不纯,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写道:“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顾名思义,就是对党组织进行清洗。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次整党。只不过当时党还不够成熟,尚不能对进行党的组织整顿有理上的认识,提出“洗党”,大概就是想象清洗房间一样,从组织上把那些投机分子清洗出去。
“洗党”是严厉的,且毫不含糊。在宁冈、永新这两个处于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县,甚至将“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一些干部分赴各地,协助工作。
宁冈大陇的朱开卷是这样回忆大陇区委的“洗党”情形的:“那时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1000多党员,大陇区有400多。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
由此看来,“洗党”大致采取的是重新登记的办法。对于那些不符合党员条件、应该洗刷的,既不开会宣布,也不通知,实行除名处理;而对于那些符合党员条件、不该洗刷的,则重新填表登记,造册逐级上报。
需要洗刷的投机分子,是那些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而问题没有搞清楚的;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而那些投敌叛变分子,更是要洗刷的重点。
宁冈县乔林乡党支部是毛泽覃同志帮助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有一个党员名叫陈彭寿,虽然出身贫苦,但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党组织了解情况后,坚决将其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
永新县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钻营加入共产党,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事情败露,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
就这样,整个边界当时被清洗的党员大约有4000人左右。
清洗了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之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重新登记后的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组织更为纯洁的基层党支部,其战斗堡垒作用,在后来的边界斗争中逐渐显现出来。
当然,边界的“洗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并未认真清洗;有的地方又清洗过严、过狠;有的注意了党的成分,却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因为整顿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毕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边界9月“洗党”,时间不长,效果良好。通过“洗党”这种形式的组织整顿,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同时,它也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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