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农民担负起了革命主力军的重任。红军中农民占了多数自不用说,就是边界各县的党组织,也“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这种状况,也带来了一个困扰着前委和毛泽东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在井冈山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环境,使边界各县的党,其成员基本上是当地农民。由于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所以党在村落中的组织,也因为居住的关系,常常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议简直就如同是家族会议。
另外,宗族裙带关系在一些党的组织中也严重存在,例如在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就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的很。”
其所以难,是因为边界各县之间的地方主义很严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由于地方主义作祟,各地的革命斗争就得不到相互配合,一些人往往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而对兄弟地区的困难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帮助。
在地方主义特别严重的永新县,一些同志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情绪常常有所表现,甚至曾一度要求脱离特委的领导而闹独立。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而保资本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已经作出枪毙反动分子龙怡奎的决议,县委竟然可以视此决议于不顾,又将龙怡奎给放了;在宁冈、莲花等县,也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加强与特委的联系;在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并且所有的枪支都拿在知识分子手里,不拿与革命的农民队员”;……更令人感到为难的是,要改变这种封建主义色彩很浓的地方主义观念,非常不容易。“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因此,“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
边界的这种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
另外,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也有很多的表现,如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有人赞成焚烧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表现得畏缩、惧怕,怀疑红旗打不长久,因而悲观失望;有的缺乏铁的纪律,自由散漫,随意性很大;有的热衷于土客籍矛盾,相互间明争暗斗……这些表现,呈现的是“特别可怕的色彩”。
因此,“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真正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既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边界党组织提出的口号。
要把边界党组织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毛泽东深深感觉到“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如何给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边界党组织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做了多番努力。
首先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提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必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训练的方式当然不少,而其中最有效的是办党团训练班。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办了这样的班,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分期分批进班集中学习。
训练以授课为主,内容主要是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
在边界特委举办训练班的同时,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中开办了类似的党团训练班。
其次是严肃党的政治纪律。
对边界各级党组织存在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一经发现,就坚决地进行处罚。
例如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对违反了政治纪律的酃县县委和永新县委,予以“书面警告”等处分。
1928年9月“厉行洗党”,更是将那些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动摇者和投机分子,坚决地清除出党。
将边界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件艰辛的工作。毛泽东等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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