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籍、客籍，是井冈山地区一个特殊的问题。

        这个特殊的问题，竟也成了边界党的建设的又一大难题。

        井冈山地区的土客籍矛盾，有着很深的历史根源。

        所谓土籍，是指世代繁衍下来的本地人；所谓客籍，则是指那些数百年前从北方迁徙过来的外地人。

        土籍人多聚居在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平地，并且占有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客籍人多集中在山岭高地，经济条件较差，政治地位也不高。

        土客籍人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土籍人把客籍人看作外来户，轻视、歧视；客籍人将土籍人当作压迫者，不满、仇恨。日积月累，数百年下来，矛盾越来越深，争斗越来越烈。在土客籍矛盾特别严重的地方，甚至土籍学生和客籍学生都不能在一个学校读书。

        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这种土客籍的矛盾和斗争，竟然也影响到共产党内来了，而且其严重程度，大大超出毛泽东等人的想象，以至于毛泽东在其起草的《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中惊呼：“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

        这种界限的存在，使边界党组织也出现了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之分。

        在宁冈，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宁冈县土籍革命派和客籍革命派的代表人物，竟然分别是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和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袁文才。

        龙超清和袁文才，都是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所倚重的关键人物。在根据地创建之初，他们俩还合作得很好，共同配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打开了斗争的局面，而且龙超清还是袁文才的革命引路人和入党介绍人，两人在共患难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有什么矛盾。

        然而，他们后来还是卷入了土客籍矛盾的旋涡之中，难以自拔。

        由于边界以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为代表的土籍革命派，大多是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以政治力量占优；而以袁文才、王佐为代表的客籍革命派，大多是军队或地方武装的负责人，以军事力量为强。于是，就有了“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

        “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使边界党组织的建设和革命斗争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1927年底，宁冈县农协发出通牒，要捉拿8个土豪，其中土籍有6个，客籍只有2个，于是，一些和土豪有某种裙带关系的土籍群众就放出话来：打土豪土籍人吃了亏。

        1928年2月，成立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毛泽东亲自推举活捉反动县长张开阳的土籍农民、暴动队长文根宗出任工农兵政府主席；未料，客籍革命派不满，文根宗就任不到3个月，他们就提出“轮流坐庄”方案：每届任期3个月，最多不能超过两届任期，5月，他们果然推出客籍的甘金煌取代了文根宗；仅过了1个月，土籍革命派掌权的县委又以甘金煌“文化低，能力差”为由，将甘撤换掉。

        边界“八月失败”时，土籍豪绅带领白军打入根据地，土籍农民纷纷挂起白带子“反水”，带领白军烧屋搜山，压迫客籍农民；后来红军重返井冈山，土籍农民不少跟着白军逃走，客籍农民又去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

        这样的事，在边界经常发生。

        尤其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直接影响到了土地革命。在宁冈，三次分田都因土客籍的矛盾而发生了一些问题。

        第一次，1928年2月，因居住在山区的客籍农民未分到居住平畴的土籍人的大田而产生意见，使田迟迟分不下去；第二次，1928年5月，改“以乡为单位”为“以区为单位”，这一次分青苗，又因土籍农民有瞒田不报无法查清的情况，而未能分均匀；第三次，“八月失败”后，又重新分了一次田，仍然是因土客籍的矛盾纷争的缘故而未能分好。

        土客籍之间的矛盾还直接导致了土籍干部和客籍干部之间个人恩怨的形成。

        一天，宁冈县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集中开会。龙超清佩带着一支新缴获的手枪到会，有点沾沾自喜。

        袁文才见了觉得不舒服，就很不客气地对龙超清说：“你是县委书记，管全县的党务，又不要上前线，要手枪干什么！”

        说完后，袁文才竟动手当众下了龙超清的手枪。

        龙超清顿时气得脸色铁青，浑身发抖。他想发作，但考虑到袁文才手握兵权，不宜公开抗衡，只好强抑怒火，忍了下来。

        此后，龙超清对袁文才非常记恨，他多次在党内干部中说自己介绍入党的这个人“匪性不改”。

        对于土客籍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危害，毛泽东深感忧虑。

        为了解决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为了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党内同志之间发生的土客籍矛盾，他既曾出面干预和制止，又曾苦口婆心地劝说和开导。

        陈正人在其回忆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了克服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首先在党内进行教育，指出，土客籍对立，地方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反对封建的土客籍对立和地方主义。并且明确指出，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都是地主阶级搞起来的，天下穷人是一家，工农是一家，要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共产党员不能分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你是土籍，他是客籍，也不能分县界、区界、乡界，这些都是和共产党的思想不相合的，我们只要分谁是哪一个阶级。其次还靠敌人来做‘反面教员’，敌人来了不管你是土籍、客籍，也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凡是革命的就一律镇压、屠杀，这样就教育了大家，就是说要在斗争中进行教育。”

        当然，要解决土客籍的矛盾，光有思想教育还是不够的。

        在组织上，“毛泽东同志很注意既要培养土籍革命干部，也要培养客籍革命干部。在客籍人多，土籍人少的地方，要设法把客籍干部培养上来，乡政府主席或支部书记，要培养客籍人来当。建立、发展党组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客籍中贫雇农中的党员。”

        鉴于边界土客籍矛盾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整治，毛泽东和边界特委便采取了断然的组织措施：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军行动；将既非土籍、又非客籍的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

        多方努力，多管齐下，毛泽东及边界特委消除土客籍矛盾的措施初见成效，边界土客籍之间的矛盾逐渐趋于缓和。

        不过，这种矛盾的缓和只是暂时的。边界土客籍矛盾的纷争和宿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消除，最后终于酿成袁文才、王佐死于非命的大祸。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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