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共和国开国元帅陈毅不幸逝世。

        当时正身患重病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决定亲自参加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陈毅追悼会。周恩来接到通知后，十分激动，连忙驱车赶到八宝山殡仪馆休息室，将毛泽东要来出席追悼会的消息告诉陈毅夫人张茜。

        张茜听了泪水涟涟，抽泣着询问：“毛主席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来啊？”周恩来慨然说：“他一定要来，他俩是井冈山的战友嘛！”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便到了。在大厅里，毛泽东握着张茜的手说：“陈毅同志是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劳的，他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做出了贡献。”毛泽东还说：“陈毅同志是能团结人的。”

        的确，陈毅不仅智勇双全、文武兼备，而且宽宏大度，为人豪爽，善于团结人。这一点，在井冈山时期就表现得很突出。

        陈毅，字仲弘，四川省乐至县人。1901年生，1919年便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指导员。

        当时，给他分配工作的周恩来曾抱歉地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

        陈毅倒是一脸真诚：“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器我就干！”

        起义军南下广东、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陈毅协助朱德在饶平收集余部，转战粤赣湘边。当时，一些人悲观失望，情绪低落，纪律涣散，甚至不辞而别，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时，部队剩下七八百人，师团级政工干部走得只剩下陈毅一个。在部队面临瓦解的危急关头，陈毅积极协助朱德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鼓舞士气。他诚恳地开导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做失败时的英雄。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陈毅的言行赢得了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敬重和拥护，朱德郑重宣布：“从今天起，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共同领导。”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这支南昌起义剩余下来的部队，终于渡过了难关，并于1928年1月发动湘南起义，4月下旬又转移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伟大的会师。

        粟裕后来评价道：“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

        1928年4月28日，在井冈山下的龙江书院，陈毅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了。毛泽东身材魁伟高大，双目炯炯有神，举止豪放潇洒，谈吐风趣幽默。陈毅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此时的毛泽东，迫切需要把拥护自己政治主张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陈毅就是最好的人选。

        两军会师后，部队一度出现了不团结现象。南昌起义部队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则认为南昌起义部队纪律性差，旧军队习气严重。

        队伍虽合了，军心却难合，毛泽东、朱德为此很伤脑筋。

        想不到陈毅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打破两支部队界限，干部进行交流。

        朱德军长拍手叫好，毛泽东更是大加赞赏。5月6日，毛泽东特意写信给陈毅，交换意见，并诚挚地说：“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

        就这样，陈毅成了沟通朱德（军事）、毛泽东（政治）两方面的代表人物。

        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陈毅接替毛泽东担任了红四军军委书记。从此，陈毅集中全力做红四军党的工作，成为毛泽东、朱德的得力助手。在他的努力下，红四军“军中的工作乃有起色，尤其是各团委渐次起了作用”。部队的纪律性增强了，战斗力提高了，先后取得了军事斗争的一系列胜利，使井冈山根据地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陈毅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积极支持拥护者。当中共湖南省委一再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时，他站在毛泽东一边，拍着胸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不能丢。”

        1928年7月中旬，根据永新联席会决定，朱德、陈毅率军部及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进击酃县、茶陵，迫使湘敌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攻克酃县后，红二十九团官兵中的思乡情绪迅速蔓延，叫嚷着要回湘南。四军军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龚楚，不仅不制止，反而进行鼓动，在部队中造成一种“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陈毅得知后，立即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说服二十九团官兵服从革命大局，克服思乡观念，不要回湘南。并召开士兵代表会和官兵大会，由他和朱德讲话，进行说服教育。但由于龚楚等人阳奉阴违，自行其是，朱德、陈毅的讲话未能扭转湘南官兵的意向。

        此后，二十九团直奔湘南，朱德、陈毅担心二十九团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不得不率二十八团跟进。结果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八月兵败”，二十九团覆没，二十八团也有损失。

        8月下旬，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一营从永新到达桂东，迎还朱、陈大队。在桂东唐家大屋举行的前委扩大会议上，陈毅如实地汇报了此次湘南之行部队失控的情况，并诚心诚意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作为军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造成了这次失败，理当承担责任。

        红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陈毅协助毛泽东、朱德积极做好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月内，红四军三战三捷，收复大部分失地，使井冈山根据地从“八月失败”中崛起、发展、壮大起来。

        1929年1月，陈毅随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了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

        就在这一年，陈毅犯了一个被称之为“陈毅主义”的错误。

        那是在1929年6月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七大”上，陈毅是大会的主持人。

        由于红军处于战争环境，又长期战斗在农村，党员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了大多数，因而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同时也造成红四军党内出现一些重大原则分歧。陈毅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加上思想认识水平有限，从维护党内团结的主观愿望出发，采取了折中调和的态度。在这次红四军党的“七大”上，他在肯定毛泽东对革命形势估计、建军方针和克服党内一些错误思想方面正确看法的同时，也对朱德和毛泽东也提出了尖锐批评。

        批评朱德有“旧军官”思想；批评毛泽东搞“家长制”的领导方式。

        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等于压抑了正确主张，带来的不良后果是显然的。陈毅没想到，他的折中调和办法，更加助长了当时党内已经严重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前委改选时，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被选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毛泽东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会后便离开红四军，到闽西蛟洋养病去了。

        陈毅自知难当此重任，并且很快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位置没有毛泽东干得好。于是，他心悦诚服地作自我批评，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

        7月下旬，接到中央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军事会的来信后，陈毅决定亲自前往上海汇报红四军情况。他由香港转道到达上海，向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尤其是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毛泽东的许多正确主张。随后，又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着名的“九月来信”。信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批评了红四军“七大”的错误，要求朱毛团结起来，指示毛泽东仍回前委工作，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毛的领导。

        10月初，当陈毅风尘仆仆从上海赶回红四军时，听说红四军“八大”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并写了一封信，却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一问原因，方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他反对敷衍调和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

        陈毅闻之汗颜，他没想到“七大”对毛泽东的伤害会如此严重。于是，他坦然诚恳地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使红四军团结起来。这次由我向毛泽东检讨，他会回来的。”他还说：“‘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由于陈毅带回了中央的指示，加上陈毅的诚恳检讨，毛泽东接到陈毅的信后，马上就从蛟洋回到了红四军军部，在汀州与朱德、陈毅相见时，互相作了检讨。

        经过这次冲突，毛泽东和陈毅都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建立起深厚的私人情谊。从此，陈毅成为毛泽东能够与之敞开胸怀的不多的几个之一，也是在毛泽东面前最无拘无束的几个人之一。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留下的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代军长；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建立后，他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陈毅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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