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的时候。就是在里仁学校操场的那次大会上，毛泽东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指出了部队在失利之后的前途，这使站在队列中的罗荣桓感到像是久渴之后饮进了甘泉，非常畅快。当时，他正为起义失利后部队缺乏明确的前进方向而无比焦虑。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他看到了希望，增添了信心。

        罗荣桓是率领湖北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参加秋收起义的。

        罗荣桓并不是湖北通城人。他原籍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生于1902年11月26日。他原名慎镇，字雅怀，号宗人。荣桓这个名字，是在他上小学时，校长为他改的。

        罗荣桓8岁时进私塾读书，后进入罗氏岳英小学读高小，逐渐接受了自然科学等一些新知识和爱国主义思想；1919年，他到省城长沙进了协均中学，在这所由后来担任过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柳直荀任校长的学校里，罗荣桓不仅学到了很多文化和科学知识，还受到了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的熏陶，也就是在这时，他成了近视眼，戴上了眼镜。

        1923年夏天，罗荣桓到了北京，参加在湖南会馆的一个补习班学习，一年后，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预科。

        青岛两年，罗荣桓既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的景况，又亲身经受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磨砺。青岛的政治空气实在是太沉闷了，而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又是那么深深地吸引着这位胸怀报国大志的年轻人。终于，在1926年6月，罗荣桓离开了青岛，前往广州。

        在广州，近视眼给了他一个为难，他放弃了报考黄埔军校的想法，只好写信劝自己的弟弟罗湘来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罗荣桓回到了已为北伐军占领了的家乡衡山。

        此时，正值湖南农民运动高潮，罗荣桓在家乡积极参加农会工作，受到了大革命的战斗洗礼。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形势日趋恶化。罗荣桓却在这之后来到了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

        这是暴风雨的前夜。

        当一些人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下退缩逃跑时，罗荣桓却迎着风浪上，于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党员。

        严峻的时刻终于来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清党”，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就在这时，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通城县开展农运工作。

        罗荣桓在通城很快组织起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崇阳县农民自卫军来到通城，两支农军携手攻占了通城县城，并联合成立了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罗荣桓担任了这支队伍的党代表。

        自卫军与驻在江西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取得了联系。可是，当自卫军在向修水转移途中，却遭到敌人的伏击，队伍一下子被打散，收拢后只剩下100余人。

        就在罗荣桓率队继续往修水赶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小小的意外，当时，知识分子出身的罗荣桓携带着一只箱子，里面装着自己的物件及二三百块钱。由于天气炎热，山路崎岖，提着箱子行军的罗荣桓十分吃力，不停地换着提箱子的手。

        又要翻一座大山了，罗荣桓正在犯愁的时候，两个农军士兵跑到他的跟前，指着箱子说：“先生，我们来帮你扛吧。”

        “不用，我自己可以提。”罗荣桓连忙摆摆手。

        一个士兵抢上一步，一面从罗荣桓手里夺过箱子，一面说：“你先生是识文断字的，哪里提得动。还是我们帮你扛吧。”

        罗荣桓见他们是自家兄弟，没有再坚持，让他们夺下了箱子。

        傍晚，罗荣桓在宿营地怎么也找不到那两个士兵，原来，那两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对此，罗荣桓非常懊丧。他后来提起此事时，曾说过：“那个时候，思想单纯得很，以为大家都是来革命的，都是一样的同志嘛！其实，并不都是来革命，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秀才’造反，脱不了书呆子气。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不经过一番磨练是不行的。”

        后来在延安时，毛泽东从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那儿听说了这事，哈哈大笑后说：“你看，真是非常老实，这确是罗荣桓同志的一个很大特点。不过，他也很善于总结经验嘛，他从这件事就悟出了一个真理。因此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丢了箱子又丢了钱，罗荣桓虽说有些懊丧，但仍然精神抖擞地随队伍来到修水。在这里，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被改编为暂编第一师师部特务连，秋收起义时又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特务连。罗荣桓担任了该连的党代表。

        秋收起义爆发，罗荣桓带领特务连参加了起义。然而，随师部行动的特务连尚未打上什么仗，起义就接二连三地失败了。几经辗转，罗荣桓和部队一同来到浏阳文家市。

        罗荣桓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慕名已久的毛泽东，并且还聆听了毛泽东的演讲。

        从此，罗荣桓开始了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革命生涯。

        三湾改编，罗荣桓留了下来，他亲眼见到这支将垮的部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重新振作了起来，他敬佩毛泽东给旧式军队注入了新的政治灵魂，他看到了希望。

        水口建党，罗荣桓作为党代表参加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全团第一批新党员的入党仪式。之后，他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要求，积极响应毛泽东关于在战士中培养发展新党员的号召，很快在特务连发展了8名新党员，并在部队行军到遂川大汾时，主持了入党仪式。毛泽东不仅出席了这次入党仪式，而且还亲自领着新党员宣誓。

        三湾改编和“支部建在连上”的活动，为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对此，后来一直从事我军政治工作的罗桓深解其意。1956年，已经担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曾如是评说：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小组深入班排，现在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来看，意义是伟大的。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些党代表是共产党人，有的部队也有我们党的组织，但并没有把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连队去。陈独秀不重视军事工作，甚至反对军事工作，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致使后来党代表被赶出来了，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党的基础……毛主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小组设在班排，与群众直接联系，这对于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的作用。

        支部建在连上，是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措施，而能否真正发挥支部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关键又在于党代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事实证明：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而连长在政治上不易有这样大的作用。”

        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正是一个在政治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优秀党代表。

        1927年11月，罗荣桓调任第三营九连党代表。

        个子高高，戴着一副眼镜，话语不多的罗荣桓，看起来有点威严，九连一些战士乍一接触，还真有点害怕。几个爱给人起绰号的调皮战士，背地里将罗荣桓叫作“大脑壳”。

        连长闻知后非常恼火，将那几个爱起绰号的战士叫来一顿训斥。

        罗荣桓却并不在意，他让连长不要批评那几个战士。他说，虽然他并非赞成起绰号，可是也不觉得叫个绰号就会影响干部的尊严或威信。在罗荣桓看来，作为党代表，做好工作当然要有威信，可要让人服气，关键又在发挥自己的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这是党代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这一条，也就建立不起威信。

        罗荣桓以无声的行动在给战士们作着榜样：打仗冲锋时，他和连长肩并肩站在队伍的最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面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又坚持查铺，逐个将战士的夹被盖好；有战士病了，他要一天几趟嘘寒问暖，还吩咐做病号饭，而他自己病了，却常常是不吭不声，咬牙坚持。

        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战士们的信任，不仅绰号没人再叫了，而且大家都觉得他脾气极好，一点架子也没有，都愿意跟他接触。

        罗荣桓在九连树立起了党代表的威信，九连成为了坚强的连队。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在中村整训，罗荣桓被调到八连，还是任党代表。他努力工作，不久便使八连的面貌有了明显的变化。

        5月，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后成立了红四军，罗荣桓被提拔为红三十一团第三营党代表。

        “八月失败”，三营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毛泽东率三营赴湘南迎还红军大队，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全营没有一个开小差的，真可谓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这之后，三营一直作为红军主力，转战在井冈山根据地，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三营不仅绝少开小差的，而且难能可贵地保持了旺盛的战斗情绪。

        为了这一切，罗荣桓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散，除党的作用外，就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在三营，罗荣桓为肃清封建残余，倡导民主主义，做了大量工作。

        打骂士兵，是旧军队的恶习。红军中一些人仍然受到这种恶习的影响，认为“三句话不如一个巴掌”，“马鞭子下面出好兵”，因而打骂士兵的事情时有发生。

        初冬的一天，傍晚突然刮起了凛冽的西北风，气温急剧下降。九连四班的战士放哨回来，因无火烤，冻得无法入睡。一位战士不顾班长黄永胜的阻止，从老表院里抱了一捆柴，点燃了一个火堆。

        黄永胜命令战士把火熄灭，把柴送回去。

        那位战士没有理会，还在继续往火堆里加柴。

        黄永胜一把夺过战士手中的木柴，扔在地上，接着就连训带骂起来。战士不服，站起身和黄永胜顶撞起来。

        这还了得！黄永胜气得伸手就打了那位战士一个耳光。

        第二天，罗荣桓叫来了黄永胜：“听说你昨天晚上打人啦？你何事打人啊？”

        黄永胜辩解道：“那个战士违反了群众纪律，又不服从命令，我才打了他一巴掌。”

        罗荣桓耐心地听完了黄永胜的解释，然后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想过没有，你当班长，如果不打人，有没有法子把全班带好？”

        黄答不上来。

        “怎么？你没有想过吧？我再问你，如果你是当兵的，犯了一点错误，班长动手打你，你的心里会好受吗？”

        黄低下脑袋，一句话也说不出。

        罗荣桓接着又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你今后无论如何也不要打人了。回去好好想一想，看看我讲的道理对不对。”

        经过罗荣桓的耐心教育，黄永胜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靠着这样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罗荣桓团结了全营官兵，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

        井冈山斗争时期，罗荣桓先后在连、营党代表的岗位上工作，为实践毛泽东关于建立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思想而努力奋斗。

        从连党代表起步，罗荣桓从此与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罗荣桓出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第一任主任。

        1955年，罗荣桓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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