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41年盛夏。

        盛夏是陕北的多雨季节。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延安小礼堂举行各县县长联席会议。突然间，天空乌云密布，转瞬即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只见一道闪电穿进礼堂，紧接着一声巨响，一根木柱被劈断，柱旁坐着的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荣被击倒在地，当场身亡。

        消息传出，街头巷尾、沟头塬上人们议论纷纷。有个农民气呼呼地说：

        “老天爷不开眼，雷劈了个县长，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诅咒毛泽东被雷劈死，这还了得？

        延安保卫部门得到报告，准备逮捕那个农民，被毛泽东知道后阻止。毛泽东认为，一个农民说出这样的话，肯定事出有因，它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着问题。

        注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是了解的：

        边区地处黄土高原，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水土流失的面积达67%，且大多为荒山秃岭，土地贫瘠薄收，平均亩产粮食仅30斤左右；城镇只有少量简陋的作坊、店铺，1936年只有职工100人，工业年产值仅2500元。正因为如此，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既是为抗日找出路，也为解决军队供养问题，即进行了东征。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后，国民政府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每月拨军饷60万元给八路军，国内外有些捐款，如宋庆龄1938年曾汇款6万，香港汇款50万元。这些款项虽不多，但还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

        但从1939年开始，日军向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实行经济封锁。与之相配合，蒋介石在政治谈判和军事反共均未达到目的情况下，也动用经济手段，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妄图把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军队困死在西北贫瘠之地。自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蒋介石耗费巨资，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修筑了绵亘数省的五道封锁线。据说第一道封锁线就筑有11000个碉堡，沿陕甘宁边区周围屯兵20余万人。到1941年第二次反共高潮时，包围边区兵力已达40万人。与此同时，蒋介时还扣压了八路军的军饷。

        在这种情况下，到1942年，八路军人数减少，根据地区域缩小，总人口减少，财政经济困难到了极点。边区干部和留守兵团官兵的生活异常艰苦：每人每天仅5分钱的菜金，每月只有1元钱的津贴，就是毛泽东每月也只5元钱，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每月4元钱，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月津贴是800元。

        由于日军和蒋介石的封锁，边区的土特产不能大量出口，军工器材、医药用品也不能进入边区。朱德总司令描述八路军1941年的情形是：

        “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

        纸张也奇缺，抗大学员一张纸，往往要用4至6遍。纸张紧张的时候，连《解放日报》的印刷也成问题。

        边区农民群众的具体情况怎样呢？毛泽东委托西北局派出调查组，1941年9月，李卓然率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遴等去了固临县。

        两个月后，《固临调查》材料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反映的情况是脱产人员猛增，财政收入锐减，人民负担加重。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

        1937年，脱产人员14000人，征公粮14000石（每石150公斤），群众人均负担1升；1938年，脱产人员16000余人，征公粮15900石，人均负担12升；1939年，脱产人员49000余人，征公粮52000多石，人均负担4升多；1940年，脱产人员61000人，征公粮97000多石，人均7升多；1941年脱产人员达73000人，征公粮200000石，人均1斗5升，占群众年收获量的1276%。

        这说明从1939年以来，群众的负担呈几何级数递增啊！况且这几年来边区的自然灾害一直未断：

        保安发生雹灾，延安等地发生瘟疫，仅盘龙一区就有500多人丧生。

        盐池、靖边飓风蔽日，数月不停，成千上万的房屋、牲畜以及几乎所有的庄稼毁于一旦。

        看完材料，毛泽东心情十分沉重：在贫瘠的陕北，老百姓难得有一个好收成，却负担过重，难怪心里有气要骂人，这是共产党对不住边区人民啦！

        共产党是人民的主心骨、人民的救星，无权盘剥人民。那么如何减轻人民负担，又能渡过难关呢？

        共产党人的回答是：自己动手、自力更生。

        早在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就对他的同志们说：

        “我们到陕北是来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是靠我们自己的一双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我们用哪个办法呢？”

        同志们回答：“我们赞成第三种办法。”

        毛泽东笑了：

        “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惟一出路。”“我们这里荒地很多，只要玉皇大帝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就可以生产，于是我们就半工半读。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工农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我们陕甘宁脱离生产的不过三五万人，将来动员起来，并且要扩大这生产运动，走在前头是飞机，落在后头是乌龟，我们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不能打败日本，我就不信。”

        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他用生动的语言作了动员，向人们提出了“开荒种地，渡过难关”的任务。

        然而两年过去了，由于生产运动的规模不大，其收入只作为财政供给的补充，除规定生产自给少量的粮食外，主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以改善生活为原则，效果并不大。而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边区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物资极端匮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财政支出扩大，人民负担不断加重。陕北的惊雷给共产党敲了警钟。

        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痛感财政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积极筹谋对策，认为只有发展边区经济，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当前面临的巨大困难，避免公私交困，与民争食，达到改善民生，稳固后方，实现长期抗战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再次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出号召：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他指出：“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一切未脱离生产的农村党员，应以发展生产为自己充当群众模范的条件之一。”

        陕甘宁边区政府拿出了一个年开荒60万亩的计划。报告送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大笔一挥，把60万亩改成100万亩。

        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边区军民以生产自救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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