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1979年1月3日的讲话，虽然他只是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有些旧的说法需要继续清理”，其实他的矛头所向，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
胡乔木逐字逐句研究了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虽然华国锋的政治报告揭批了“四人帮”，却沿用了许多“文革”理论。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一次又一次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依然“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中还说：“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
正因为这样，胡乔木针对华国锋的政治报告，讲了那番话，加以“清理”，理所当然引起了莫大的震动。
其实，胡乔木还只是就若干提法、若干概念，提出了对华国锋政治报告的批评。他并没有涉及华国锋政治报告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的逻辑是颇为奇怪的：他批判了“四人帮”，却肯定了“文革”。
华国锋居然如此说：“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个伟大胜利。”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不仅把刘少奇跟林彪、“四人帮”相对？论，称之“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而且全面肯定了“文革”。华国锋这么说道：
“鉴于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教训和我国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毛主席以无与伦比的伟大革命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命。经过这场政治大革命，我们党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反覆争夺中夺回了被他们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实扫清了道路。”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高度评价“文革”：
“在世界上，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提供了新鲜经验，大大增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胜利信心。毫无疑问，我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灿烂光辉。”
政治报告，是党在一个时期内工作的“主旋律”。华国锋的政治报告如此错误连篇，不能不造成思想上的极大混乱。而思想上的混乱则必然导致决策和行动上的混乱。
华国锋的政治报告甚至说：“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言外之意，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文化大革命”。
显而易见，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六个字之后，像一道紧箍咒，从紧紧束缚了华国锋的思想。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也就是“你办事，我放心”的效应。华国锋奉行“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看来，要结束这场思想上的大混乱，不能不对以下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
一，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二，如何评价“文革”及一系列“文革”理论；
三，如何评价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1957年以来“左”的错误。
看来，这形势类似于中共“七大”召开之前。那时，在毛泽东领导下，经过反覆讨论，
写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眼下，要在邓小平领导下，着手反覆讨论，写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早的信息，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庆时，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透露出来：
“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
叶剑英讲话是由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那次全会，已决定要对194九年以来三十年的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总结”。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郑惠，回忆了起草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讲话稿的经过：
1979年国庆节，为了庆祝国庆三十周年，中央决定由叶帅出面讲话。那时叶帅德高望重。起草讲话稿，就落在我们书记处研究室头上。乔木就找到我。这时干部群众对文化革命的祸害，已经议论纷纷，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以后的解放思想，批“四人帮”，人们觉得好多事情都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这就涉及到对毛的错误怎么认识的问题了。到了三十周年庆祝会时，一方面要给人民鼓劲，一方面要对过去的错误有个交待。这么重要的节日，对过去的错误不谈一下，对国内国际都不好交待。中央就决定三十周年国庆讲话还是要涉及以前的错误，甚至于“文革”前的错误。这其实是很难办的，那时候还没有做出后来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这个讲话正是做“历史决议”前的准备。可以说，在这篇文章里，乔木花了他的全部心血。那时我在他身边，帮他请来了一些人，比如：袁木、滕文生、龚育之、黎澍等，分成几个组。这个讲话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包括引用什么成语、诗啊，都费尽了心思。
讲话稿的最大的特点，是指出了过去“左”的错误，即过去对形势估计的错误，方针的错误，结果当然是非常不好的。文章的批判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性，但还是比较深刻的，着重批的是林彪、“四人帮”的“极左”，附带也批评了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这篇文章有意思的是，所有涉及到毛主席的问题，都没有主语。是谁对形势估计错了呢？是谁把方针定错了呢？没有“人”。这种写法很有意思。乔木是动了心思的。当时的环境，又要批评，又不能批得厉害，所以就采取这种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反映还是不错的。至少已经说明上面公开承认错误了，没有像过去那样，错了也是对的。叶帅对这个报告也是很满意的。那篇文章确实不错，很有文采，什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乔木是呕心沥血的。
通过写这篇文章，我觉得乔木确实是写这类文章的行家里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政治、文采都能兼顾。有时他就像做诗似的，一句一句，掷地有声，思路又那么清楚。文章起草到这个程度，真是到了很高的境界。乔木不愧是我党的第一支笔，东西到了他手里，弄一遍，就是不一样！
就在叶剑英讲话之后，1979年11月，这一“正式的总结”开始启动。
起草小组成立了。参加起草的有二十多人，而小组的负责人则非胡乔木莫属——他在三十多年前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今日则是写那个决议的“续篇”、“姐妹篇”了。
六十五岁的胡乔木，又忙于起草中共中央文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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