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从1980年3月正式开始。
从这时起，至《决议》通过，整整花费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这一年零三个月，胡乔的主要精力就耗费在《决议》上。
他陷入对毛泽东的沉思、反思之中。这一段历史，他是在毛泽东身边亲历的。所幸他因病自1961年8月起休养，没有卷入毛泽东晚年“左”的狂潮，“旁观者清”，也就看得更清楚些。不过，即便如此，胡乔木也曾经陷入困惑。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郑惠，举了这么一个例子：
1980年5月16日，给少奇同志开追悼会，要写一篇社论，郑重说明过去批判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在当时这篇社论很难写。这时乔木出了个主意，叫《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真是费尽心机。这样一写，发表后，很多人说，明明错了嘛，还要恢复什么本来面目？为什么不能干脆说错了呢？
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当时的胡乔木，既想纠正毛泽东的晚年严重错误，但是又处处要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正因为这样，就连为刘少奇的冤案平反，也要说成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
这也表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最大难点，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起草工作是在邓小平、胡耀邦的主持下进行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写作，颇为艰难。虽说最后通过的《决议》三万五千多字，然而写了一稿又一稿，光是提供各种会议讨论的文稿就有七稿之多。如果把起草小组本身的讨论、修改加上去，不知改了多少稿。
最初，写的是提纲。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看了提纲说：“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当然要准确。”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于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重改一稿，于1980年10月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部门党员领导部四千人讨论，讨论了二十天。10月25日，邓小平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
198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及部分老同志五十多人讨论《决议》。这时，3月18日，邓小平对起草小组说：“决议稿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此后，又反覆讨论，修改。陈云提出，专门加一段，“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直至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才对起草小组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
五天之后——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决议》。胡乔木总算结束了一项重大的文字工程。
《决议》澄清了混乱的思想，提出了跟华国锋政治报告截然不同的论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决议》对“文革”彻底否定。指出：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当然也就涉及了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
《决议》掌握了准确的分寸，既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又批判了毛泽东的晚年严重错误。
《决议》指出：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决议》也尖锐地指出：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决议》还指出，对于“文革”，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决议》对毛泽东自1957年以来一系列“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
“毛泽东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而“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
“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中共作为执政党，在《决议》中这样历数毛泽东的“左”的错误，是不容易的。何况，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乃毛泽东当年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也是不容易的。没有那“九年面壁”，胡乔木是写不出这样的《决议》的。
从反右派，大跃进，庐山反右倾，“四清”抓“走资派”，直至十年“文革”——毛泽东晚年的越来越严重的“左”倾错误，《决议》清楚地理出了这一脉络，加以批判。
但是，《决议》又指出：“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决议》对于华国锋的评价，也是客观公正的：既指出“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又批评了他一系列“左”的错误，特别是由他主持的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决议》公布之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亦即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一般觉得比想像中的为好。因为其中缺点与错误的部分，本来一般预料不会说得这样多而透彻。现在的决议说得相当坦白而公正，实事求是。”
《决议》的公布，意味着中共从指导思想上真正完成了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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