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新中国文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异乎寻常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
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如高屋建瓴，看得出非出自等闲之辈笔下。
社论指出，电影《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在批判了《武训传》之后，笔锋一转，社论说了一番全局性的话，对文化界的领导们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着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社论中还开列了长长的名单，点名批评了四十三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其四十八位作者。这为开展“大批判”树立了箭靶。
事隔二十六年之后，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1977年出版时，人们惊讶地见到这篇《人民日报》社论收入其中，方知社论出自毛泽东笔下。
批判电影《武训传》，严重地伤害了中国文艺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
随着对“两个凡是”的深入批判，随着刘少奇、彭德怀等一桩桩历史冤案的平反，要求为电影《武训传》拂去历史灰尘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
胡乔木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亲历者。当年，毛泽东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由胡乔木交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当年，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往山东调查武训的历史，那份调查报告经过毛泽东亲笔修改之后，也是经过胡乔木去排清样的。
胡乔木深切地感到，电影《武训传》冤案必须给予平反。
在得到中央同意之后，在1985年借用“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的机会，胡乔木作了一番讲话。讲话中由陶行知谈及对于《武训》的批判。胡乔木这番话，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当年批判《武训传》所持的否定态度
1951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讨论对武训本人及《武训传》电影的全面评价，这需要由历史学家、教育学家和电影艺术家在不抱任何成见的自由讨论中去解决。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因此，尽管这个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但是由于批判所采取的方法，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拍这部电影是在党和进步文化界支持下决定和进行的。如果这个决定不妥，责任也不在他们两位和其他参加者的身上。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后来加在这部影片上的罪名，却过分夸大了，达到简直不能令人置信的程度。从批判这部电影开始，后来发展到批判一切对武训这个人物表示过程度不同的肯定的人，以及包括连环画在内的各种作品，这就使原来的错误大大扩大了。这种错误的批判方法，以后还继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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