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回忆引发了作家从维熙的回忆。
从维熙有着与王蒙相似的人生曲折,在1957年他也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甚至因此蒙受监牢之苦。然而,他又与王蒙不同,他没有做王蒙做那么大的“官”,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素昧平生。
2005年第4期《散文》海外版发表了从维熙的《重读胡乔木》,他回忆了突然遭遇的一件事:
到了1984年春初,有一天我正在家中笔耕,市作协秘书王淑珍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一封在信口上烫着“密”字的牛皮纸口袋,是乔木同志秘书邱德新同志特意送到作协,要面交给你的。你不在单位,那封烫着“密”字的信函放在了她那儿,待我去开封。接此电话后,我着实吃了一惊,这不仅仅因为我与乔木同志素无往来,而且文化中人谁都知道那棵树太大太高;我生平中又没有攀龙附凤之念,乔木有什么事会找到我头上呢?是不是王淑珍搞错了人,乱点了鸳鸯谱?
她说她没弄错,信皮上是写着我的名字。由于是头号文化首长来鸿,她不敢耽搁,让我马上去作协,并强调这是党委的指示。我至今也记不起当天我正给哪家刊物写小说了,但我记得小说正好写到了收尾,写小说的人都知道,即将完成作品的最后几笔,是最难以割舍的。于是我和王淑珍商量道:“我能不能明天去作协,我手头这篇东西就剩下一哆嗦了!”
她说:“那可不太合适,你考虑一下吧!”
“这么办吧。”我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你要是真没张冠李戴,你现在就打开它,给我念念信中内容如何?”
她开始说不合适。但我说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是批评我虚心接受,我不怕公开亮丑。几经磨合,她终于按我的意见办了。她告诉我,她粗粗地翻看了一遍,不是批判你的文字;是乔木老人读了你的小说之后,写来的阅读感受;但是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五页信纸,里边还有涂抹之处,因而无法读给你听,还是等你去作协之后,自己来解读这封长信吧。
电话挂了。我心里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之所以如此,多少年来我犹如一只惊弓之鸟,1979年刚刚飞回京城老巢,因为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问世,又受了一场虚惊,出于精神触觉的感知,我觉得胡乔木这封信,不是对我的小说进行批判的。正好,第二天是作协开会的日子,我去了作协,便与友人刘绍棠一块恭读了乔木同志的来鸿。
“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给从维熙写了怎样一封信呢?从维熙公布了胡乔木的信:
好久没有看过小说了。近来因为身体欠佳,偶然翻看到刊载在小说选刊第二期你的中篇小说,(这多少也是由于顾骧同志的评介),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你的作品给了我关于“右派分子”劳改生活的许多知识,你对小说中两个主角的刻画和在他们故事中所赋予的崇高意义,都很使我受益。你很有叙事本领,你的文字也很讲究。不过文中仍有些细微的疵点。由于积习,我边看边作了一些记号。现在依次写给你,一来供你参考,二来也算是读者对作者的一点报答……
从维熙说,胡乔木按页码顺序,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那般认真,写下了若干条文字、标点和语法上的失准。因其批改之处很多,从维熙只摘引少许几条,以管窥一斑:
83页:难道奔腾着泥沙……这里显然漏了个“的”。
84页:撩人思情应为撩人情思。
87页:垂直线,这是一个重要的错误。只有与一水平直线垂直相接的(即两侧交角=90度的)线,才能称为垂直线或垂线,这是国王也不改变的(疑为改变不了的———笔者)几何学定义。
95页:这天也毫无例外,毫字没有竟义。
108页:尽在无言中,似应为尽在不言中。
123页:沾染了世俗,下应加习气。
127页:汇成了黄河的身影,织成了黄河的年轮,铸成了黄河的精灵。这三句话都没有说好,使人费解腻味。雪花如何汇成黄河的身影?又如何织成了黄河的年轮?……
在信末,胡乔木写道:
维熙同志!我以礼貌开始的信件,竟以如此冒昧结束(况且我们并没有相识),真是太不近情了。但愿它能多少有所助益。
从维熙回忆说:
读罢来信,我和刘绍棠都笑了起来。
无论如何我们也想象不到,乔木同志在养病时会拿出这么多时间,为这篇小说的文字号脉。始自历史新时期,老人担任着理论上清理文革思想流毒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其工作之忙可想而知。可是老人居然能花这么多的时间,读一篇与他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长达六万多字的小说,并写来这么长的一封来信。我俩估算了一下,不算阅读作品时的圈圈点点,仅仅这封匡正我小说文字的信函,怕是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真是令我们后来人感动不已。
绍棠问我:“你觉得这位大秀才,给你开出的‘药方’怎么样?”
我回答说:“有的一语中的,有的我还得好好消化一下。”
绍棠率真地说:“老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中国语言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湖水,而是不断流动的大河,它也在时代变革中变化和发展。比如,你对黄河的几句描写,是诗化了的意象描述,老人却把它按具象文字来要求了……不管怎么说,老人花这么大力气,给你写来这封长信,说明一个问题,小说感动了他。”
我说:“老人是在养病中写来的,我只有感谢老人的份儿,我要尽快给乔木写一封回信。”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又出乎从维熙的意料: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复信还没有写出,第三天下午我又接到作协的电话,说是乔木的秘书又送来一封信,让我及时到作协来一下。这次我没理由耽搁,因为一篇不成样子的中篇小说,已然让老人花费不少的心思了,老人再次来信,我理应立刻去拆封老人的手书。记得,赶到作协时已近下班时间,作协秘书长老宋正要下班,他把信递给我后对我开玩笑说:“看样子,意识形态口的旗手胡乔木,是盯上你了,三天内两封手书,算是开了文坛之先河。”我说:“老宋,万一小说引发了什么麻烦,你这秘书长还得替我扛着点。”他为我解疑:“你真是傻瓜,要是找麻烦的话,老人会把信直接写给你吗,那会自上而下地交?委宣传部,再由宣传部下达到北京作协来的。这个书信程序,就说明乔木老人对你的文学创作关爱有加!”信拆开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除了几句简短的文字之外,老人竟然用笔画来两幅凌乱的几何图形。乔木老人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昨信发后,想到信中对垂直线的解释仍不正确,因一条直线与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相交成直角时,这条直线就是另一条直线(或平面)的垂线和垂直线(见现代汉语辞典152页垂线条),这另一条直线并不需要是水平线……
信的中间部分,是乔木老人用笔绘下的两幅垂直线的几何图形(笔者从略),信尾直白了他写此信的用意:
……我的信和你的小说,同样接受了这种不正确的设想,因而对垂直线作了违反几何学定义的错误的解释。特此更正。
看完此信后,我顿时明白了乔木老人的用心。但老宋却像是坠入十里迷雾之中。他说:“不是评你的小说吗,怎么论证开垂直线了?”我告诉他,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引发的。小说中有个劳改右派名叫范汉儒,他是个屈原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劳改生活中,对一切都一丝不苟,因为在困境中活得依然挺拔,因而得了个“六点钟”的绰号。因为六点钟时,时针与分针成一条垂直线。乔木同志就是为我小说这个人物绰号,画来的几何图形,似在证明六点钟时针与分针上下垂直为“1”,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垂直。
老宋哈哈大笑:“我还是第一次领略老人的认真。”
我说,“我回家得赶快给老人写封复信,不然真的对不起人家一片心了。”
从维熙给胡乔木写了回信。几天之后,又给胡乔木寄去两本书,即长篇小说《北国草》和劳改队纪事《燃烧的记忆》。
过了两、三个月,胡乔木托秘书邱德新回复,告知从维熙寄去的书收到了。可是,从维熙的信,胡乔木却没有见到。
1984年7月中旬,胡乔木又将一信送至北京市作家协会,同时还附有从维熙赠他的长篇小说《北国草》。胡乔木的信是这样的:
非常遗憾,你给我的回信被秘书丢失了,不知混在什么文件里,现在还没找出来。
承赠《燃烧的记忆》和《北国草》二书,谢谢。《北国草》已看完,我在看时对文字的错误和毛病,仍随手作了记号或改正,这些不一定都对,现暂送还供你再版时的修改参考,你看后仍寄还我。这是一部激动人心的书,所以它的广播能得到那样广泛热烈的反应。我和很多听众一样,希望它能改编成电视剧和电影(听众反映已转到文化部和广播电视部),使它能对教育这一代青年发挥作用。对于整部小说,我现在还不可能作出更多的评价,因为没有充分的思考。手头还有做不完的一些困难工作,所以虽很想找个时间同你相见,暂时却不容易找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当然会有的。
祝你在创作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
从维熙说,他打开胡乔木读过的《北国草》,许多书页折着边角,凡是折角的地方,必有乔木的圈圈点点,其中有些地方,还留下他改过的文字。从维熙深为胡乔木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感动了。这是一部四十万言的长篇,他要花多大的力气,读完并校订完?何况此时胡乔木已是年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能为一部小说字斟句酌地圈圈点点,真是够难为的了。
1985年的初春三月,胡乔木再一次派秘书给从维熙送来一信,胡乔木说,他已然找到了从维熙的那封复信,是秘书将其压在文件堆中,后来将其锁入保险柜中了。胡乔木还说,他刚刚结束了三个月的南方之行,回京后有一堆事情等待他处理。信尾,胡乔木特意附上了他家的地址:南长街×××号,让从维熙直接寄信到他夫人谷羽处,以防再次发生耽搁。
直到1986年秋,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理事会的晚宴上,从维熙才第一次与乔木见面。从维熙端着酒杯去为胡乔木敬酒,说着:“您给我的五、六封信,我都很好地保留起来了。您这么大的年纪,工作又那么忙,还抽出时间为我不及格的小说号脉订正文字,为我的创作加薪助燃,我感激良深。过去没有机会见到您,今天让我敬您一杯酒吧!”
从维熙说,胡乔木喝酒了没有,我已无准确记忆;但我准确地记住了,他盈满双眼的泪水;还有我们握手时,他那只不断颤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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