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作家张笑天,也是剧作家。他写小说,也写电影剧本。他跟胡乔木并无太多的交往,但是他创作的两部作品,都跟“头号文化首长”胡乔木发生关系。
2005年,张笑天在《夕阳红》第8期发表文章,回忆难忘的经历。张笑天从自己的小说遭到胡乔木的批评说起:
我的中篇小说《离离原上草》是1982年在《新苑》杂志上发表的,发表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什么麻烦。后来“清除精神污染”的风暴起来了,《离离原上草》一下子引人注目起来。
1983年5月21日,当时的长影党委书记纪叶找我谈话,声称:是上面委托我与你谈话,就有错误的小说《离离原上草》对你帮助。在我追问下,他告诉我,他说的“上面”,不是省委领导,而是胡乔木,说他点了我的名。
在这场批判中,胡乔木的名字、指令和权威力一直在左右我,但我却与他从未谋面。
谋面的机会却不期而至。那是1985年的7月份,胡乔木来吉林省视察,我想一定程度带有避暑休假的性质,不然不会带了一对七八岁的外孙女、孙女。
那天,我陪他在摄影棚里看陈家林拍摄我写的《末代皇后》。那时让我陪同,不知是不是纪叶的主意。他一个人陪就够了,非拉着我。我想,这不单因为我是作者,又已是长影厂的文学厂长了,恐怕还有不便明言的因素。
胡乔木很和蔼,文质彬彬,说话语速不快,声音不高,处处是商量的口吻,与我接待的其他领导不太一样。
我把陈家林、潘虹介绍给胡乔木认识之后,开始看拍戏。他很投入,很好奇,问东问西。他这时与来长影参观的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直到此时,他一直没有与我谈戏以外的事情,虽然他知道我是谁。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像回忆起什么遥远的事情的样子,侧过头来,微蹙眉头,用关切的甚至是不甚了了的口气问我:“哎,去年……因为什么作品批了你一下?”
这种问话方式和问话口吻、问话表情令我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我想纪叶也是。他迅速而敏感地看了我一眼,那是一种无言的提示。提示什么呢?我想最好的应对办法是不作答,因为胡乔木并没有以领导者的身份问我“如今想通了没有,吸取教训了没有”。他似乎已经淡忘了,或者只是道听途说有过这件事。
于是我笑了笑。这笑的背后的含义也是相当模糊的。
胡乔木于是把右手举起来,向斜上方轻轻一挥,嘴里发出轻蔑的“哧”的一声。这个表情,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仍牢牢地钉在我脑海深处,刻骨铭心般的难忘,印象太深了。
他的手势,不屑一顾的一声“哧”代表什么?你可以理解为:别管他,写你的东西。你可以解释为:那算什么,改了就好。你甚至可以匪夷所思:还不是一阵风,这不都过去了吗?我无法准确地破译,纪叶也不能。但事后我们交流时却有着惊人一致的看法:胡乔木此时是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宽厚的长者出现的。
张笑天在回忆了笫一次跟胡乔木见面之后,谈起了电影《黄河之滨》的报审历程,内中又涉及胡乔木。这一回,是胡乔木帮了他的忙,使电影《黄河之滨》终于解禁:
又涉及了一部作品,是我的电影作品《黄河之滨》。影片拍竣后,电影局审查后不表态,送到文化部,仍然不予通过,最后捅到中央书记处。
1984年6月16日,文化部给导演李前、肖桂云来电话,称他们“出了大风头”,说“已把片子报送中央书记处了,拟再送胡乔木乃至胡耀邦审定”。
据说当时部、局所以不通过此片,是因为“太尖锐”,正面写了大跃进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的事实。1984年11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带着常委们来长影颁发三万元奖金时,审看了《黄河之滨》。省委领导们好多人流了泪,反响强烈,都认为是好片子。
但是,一直拖到1985年7月,仍然没有下文。后来李前宽急了,又展现了他的拼命三郎的本色,居然说动了当时的中顾委秘书长荣高棠,把样片带进了中南海。那天,薄一波、宋任穷等几十位中顾委来看电影。也许,他们以为这是按惯例安排的观摩片,入场时显得轻松。他们当然想象不到,这是一部没有发行令的“黑片子”。
演出成功了,中顾委们感动了。当放映结束时,他们热泪盈眶,起立鼓掌,争相说:“这是整党的好教材”,“写得太深刻了,我们的干部应当像影片里的主人公一样”。老革命的话是有分量的,为《黄河之滨》的开禁铺平了道路。
胡乔木是在这之后观看《黄河之滨》的。那是1985年的7月24日,我和两位导演在长影第八放映室陪他看片,已调任中纪委书记的强晓初和当时任省委书记的高狄、副书记谷长春也在。
观看之后,强晓初说:“很成功。不一定写恋爱,也出好片子嘛。很深刻,很有生活气息,感人。”
胡乔木则拍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们拍了好片子,祝贺你们的成功。”
他当时并没有发表具体意见,却在当天晚上告诉我们,第二天约我们去谈谈。
1985年7月25日,我和纪叶、李前宽、肖桂云赶到胡乔木下榻的南湖宾馆四栋,除了我们,省委副书记谷长春和宣传部长徐吉征也在座。
不知为什么,胡乔木在谈话之先有个约定:随便谈谈,不要记录,不要传达,更不能发表。
他的话为这次会见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胡乔木是从称赞《黄河之滨》谈起的。他说《黄河之滨》是好片子,很感人。从故事背景可以看到我们走过的曲折的路,有反思,有血泪代价,很真实。但是,认真说来,也没有脱出政治这个框子。真正感人的作品,真正能长久流传的作品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是受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写作品、拍电影首先考虑政治。我脑子里,过去茹志鹃写的《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很深,为什么?因为写了人性……
我对胡乔木刮目相看了,说真的,他让我震惊,震撼。
我当时是相当兴奋的,便找了我主管的几个部门领导,兴致勃勃地传达了胡乔木的讲话,但告诉他们绝对不可以在刊物上披露出去。
没想到,电影晚报主编曹积三在他的报上捅了出去,我训了他,生怕出事。果然,一个星期后,胡乔木的秘书给我打来长途电话,用指责的口吻说:“乔木同志很不高兴,本来讲好了的,他的这次讲话不能传达,不能发表,你们为什么在电影晚报上发表?”对于他的兴师问罪,我除了检讨,无可辩驳。十四个年头过去了,胡乔木已经作古,我想起这件事,总是有些激动,也有所振奋;而对他的谨慎,却只有种种揣测,也永远无法与他本人交流了,当作历史存疑吧。
对于胡乔木,张笑天在回忆时心境是芜杂的:这位“头号文化首长”,既兴师问罪批判了他的小说,又一言九鼎解禁了他的电影。胡乔木解禁《黄河之滨》是正确的决定,然而他对《离离原上草》的批判,未必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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