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准备接管天下。“谁拥有刘伯承，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瑶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曾创下让斯大林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发出进军令，邓小平受命再度领衔。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是更加残酷的激烈战斗。刘伯承认为，在部队渡江之前，必须作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尽快完成部队的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原有部队组织名称的改编，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

        其二，做好兵员的补充工作。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原来野战军“兵源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建设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部队不深入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

        其三，必须大力加强部队的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尤其是在不久即将举行的渡江作战中，部队的后勤工作显得更加重要。从现在起，部队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通，部队物资拥挤和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线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的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

        此后不久，刘伯承将第二野战军的整编情况和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看了刘伯承的报告之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说道：“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

        在刘伯承主持第二野战军整编和精心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为了配合渡江作战的军事行动，以及准备接管南中国华东地区蒋家政权，按照中央的部署，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也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迎接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二中全会到中央委员34人（原中央委员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会议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11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为20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这次中央全会，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怎样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二是研究准备接管天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全会指出，党着重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的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把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打仗靠良将，治国靠能臣。刘伯承是统帅于军、所向披靡的杰出将才，邓小平则是治军治国的奇才。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接近和新中国曙光的到来，后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共和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重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成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刘伯承因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区方面，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

        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还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各中央局的人事作了重新安排。

        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责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对华东局人事提出安排意见，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话。在谈话时，邓小平谦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漱石同志是华东局书记，我看还是他来做这件事更好！”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邓小平的话，而是微微一笑说道：“就让你来搞。”

        邓小平当时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由他挂帅准备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无疑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论各大区人事安排的方案并最后作出决定。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代表中央提出了华东区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

        以邓、饶、陈、伯承、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实际上只有邓、张二人具体管华东局的工作。在分工上，拟由张鼎丞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请中央派，统战部长潘汉年，城工部（管10万人以上的城市）部长王尧山。财经委员会由邓（兼书记）、曾山、方毅、骆耕漠、刘岱峰任委员。

        他还说，华东区管辖范围，上海之外，还有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均是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

        邓小平讲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打断邓小平的话说道：“还要加上台湾省，这地方要注意。”

        邓小平紧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讲道，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台湾4 省和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赣东北区与华中江西的分界线，由鄱阳、湖口沿抚河上溯，以东属赣东北，以西及抚河线上各城市属华中。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上海市委、府和华东军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即：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陈、刘晓、刘长胜、曾山5人为常委，饶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刘长胜任总工会主席，不任副市长，以便开展工作。秘书长刘少文，公安局长陈赓（兼，兵团职务不解除），副局长李士英，警备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上海市的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较华东局的尤为重要。现在只有舒同一人，他负责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则华东局宣传部无人，请中央调人。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政治邻主任张际春、唐亮、钟期光，参谋长李达、张震、周骏鸣。其中实际上担任军区工作的只是粟、唐、钟、张、周五人。

        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统率机构合并，第二野战军的统率机构仍保持。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兼副主任、副书记，段君毅任市委副书记。

        张际春、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的经常性工作，并参加南京市政府的工作。

        驻南京的兵团司令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任警备政委，并均参加市委。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各省、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插话说：“江浙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

        邓小平报告完华东区的人事安排意见之后，请毛泽东作指示。

        对于邓小平关于华东区细致而周全的人事安排意见，毛泽东深表满意，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需变动再说。”

        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谈话时，陈毅提出渡江作战的补给问题，说尤其是感到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并向毛泽东建议，听说薄一波讲华北有3 万新兵和3 万俘虏，请求全部拨给第二野战军，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交给你们指挥了。”

        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立即返回前线。3月下旬，回到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原班人马。

        说到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淮海战役发动和开始之初，中央军委并没有决定成立总前委，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淮海战役发动之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和其它战场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为了不使其在江北的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正想将江北的主力撤至江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对峙。但把部队撤退到江南，又怕影响军心，所以犹豫不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错误地估计我军在解放济南以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不会立即南下，最早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也没有估计到我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会会师淮海与其作战略决战；在攻击方向上，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部估计我军可能经鲁西南地区南下，而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会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鉴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就在此时，我军发起了闪电般的全面攻击。

        敌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惊慌失措，待后来判明了我军的战役意图和主攻方向，为时已晚。敌60多万军队，被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国防部知道要按照原计划撤兵淮河以南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被迫与我军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因此，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调动部队向徐州集结。11月8日，即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三天，国民党集结在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开始东进，增援淮海战场，同时命令已开始南撤的孙元良兵团回返徐州，并组织刚从东北等地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兵团，进行增援。这样，在徐州至蚌埠地区，国民党集中了80多万的兵力，准备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

        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是设想以华野和中野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两个战役。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也只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战役目的是歼敌徐州一部。中野进行徐蚌作战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徐州西南牵制徐州敌人的兵力，配合华野的作战。但是，战役发起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的兵力逐步增加，徐州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离原来驻地，向徐州集结，两淮和海州、连云港等地区已为我军解放，我军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范围就自然地向西扩展。而这时，中野部队由徐州以西东进至津浦线以西，并攻占了宿县等城镇，截断了津浦铁路，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结起来。这样，原来中野为配合华野的战役而准备发动的徐蚌作战，自然地成为发展了的淮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这时，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在地域范围、兵力使用、指挥关系上，都已扩大到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根据战场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原来的作战部署，改变原来分别举行两个战役的设想，准备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根据这一作战要求，中央军委遂作出了攻占宿县、截断津浦线，防敌南撤等一系列部署。此时，我军在徐州地区兵力也达60多万。由于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作战兵力的逐步增加，这就使得我军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卫作。

        本来，早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就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次战役的要求。次日，即11月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陈毅、邓小平当即向中央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指挥系统。

        当时，中野司令部随中野二纵行动，使用二纵的电台，与华野的电台没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都各自报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文，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发起后不久，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一纵、三纵、四纵、九纵等四个纵队进入淮海战场，接着中野二纵、六纵也尾击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这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野、华野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命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向南开进，组成百万大军，准备打过长江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南中国。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不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总前委时，总前委的驻地仍在安徽合肥东南的撮镇瑶岗。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曾使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就是在这个小村子，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指挥取胜的。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李伏仇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2月，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的空袭的危险；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荫遮掩的大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

        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沟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陶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不过20岁的姑娘——“胖子”梁艮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这个小村中。

        1949年3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

        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

        “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

        “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

        “江猪比老虎都凶呢！”

        “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

        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

        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

        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

        啦！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有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部队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

        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各部队尽可能多地组织了火力队，以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中央军委从其它部队特意抽调一些大炮支援渡江部队。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代了。当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而在今天，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部队每门炮最少要把一百发炮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在第十一军所担负的攻击的突破口，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对该军军长曾绍山说：“到时候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们有的是炮弹！”

        部队在准备渡江的训练中，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部队前进的速度太慢，将来真正渡江时，势必会增加部队的伤亡。因为当时我军收集的船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怎么能使帆船加快速度？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计献策、创造发明的群众运动。许多指战员整天黑夜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在十一军中，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整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合理，使航速达到了每小时14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大大缩短了渡江的时间，这对渡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当时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

        当渡江部队将船只准备的差不多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这么多的船只先藏在哪里既能便于隐蔽，又能便于作战使用？当时，部队收集的船只，开始都集中在内湖。内湖离长江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近的儿里地，远的有十几里、二十几里。内湖与长江之间，还有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相隔。战役打响后，怎样使船较快地翻过长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渡江部队的难题。各级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有人提议，作战时将大船先运到堤下，然后抬过大坝，送到江里去。问题是，上万只船，小的也有几百斤，在陆地上抬运几十里路，再翻跃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不允许，而且还会损坏船只；更何况，这会极容易暴露我军目标。有人还引证，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曾经使用这个办法。但事过境迁，这个办法很不利于渡江作战。为了集思广益，党委号召召开各级民主会，让每个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俗话说，劲儿是使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想出来了。在数千条建议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

        很快，渡江部队开展起挖引河工程的比赛。为了隐蔽我军的行动，引河工程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就扛着铁锹、洋镐、铁扒，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地。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当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引河里泥水糊烂，深度齐腰，而且污泥臭气冲鼻，天空一直下着麻杆子雨，官兵们在泥水里一泡就是一个晚上。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终于修好了引河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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