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夜，六朝古都南京异常宁静。蒋介石泪洒金陵。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蒋经国临危受命敢摸老虎屁股。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了一件特大乱子！李宗仁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兴奋不已。蒋介石又耍起流氓性子。“小诸葛”首倡言和一石二鸟。毛人风心狠手辣筹划出杀人万全妙计。

        正当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发直取江南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六朝古都——金陵，这个蒋记政权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老巢，此时却异常的寂静。此种状况似乎让人费解，其实在你稍作思考之后，你就会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死囚行刑前极端恐慌之后的绝望，是赌徒在赌桌上输得已没什么东西可输时的麻木，是溺水者抓住水中稻草后的侥幸求生心态。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平津战役以傅作义和人民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而告结束，北半个中国已为共产党所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

        打得过就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打不过就跪地告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也是中外反动派惯用的一个伎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亲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蒋介石避开南京明故宫机场上众多的中外记者，由大较机场起飞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的故乡。

        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命，但正当蒋介石准备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登机时，忽闻有人向蒋报告：“总统现在去明故宫上机，恐有不便，如何是好？”

        蒋介石闻而大惊，“有什么消息？”

        “可能有人对总统不敬，而幕后是谁，不便猜测。”

        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立即命令将“美龄号”专机调往大较机场，从大较机场登机回溪口。

        在此之前，陈诚、陈仪、汤恩伯被召回南京给蒋介石送行，此时都在“美龄号”专机里。

        当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等人驱车赶到明故宫时，立即有人告诉蒋总统坐机已改在大较机场起飞。李宗仁等人又急忙赶到大较机场，却见“美龄号”专机掠过上空，一闪即逝……

        无论蒋介石多么不情愿下野，无论他把下野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他离开南京总统府的行动却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说明，他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希望这次下野也能象前两次假惺惺地下野一样，最后都又荣归了南京，当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的。但历史无情的记载，此次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他曾发号施令二十几年的地方。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他也可能有这种预感，南京不久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也再看不到明故宫机场上给他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了。因此，他伤心极了。他痛苦地坐在飞机上，指使俞济时让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以飞机的最低速度飞绕了好几圈，企图以此来冲谈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是痛苦的，虽然在几个月前他还在竭力挽救着他认为不应该到来，起码说不应该这么快到来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临全面崩溃的财政经济，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经济改革运动。

        政治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混乱和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国家的权力变质、失效、以至败亡。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主要由于内部的腐败。

        有权就有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传统。争权为了夺利，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当权者们，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权的好处。

        日本强盗败走东洋，“刮民党”下了峨眉山，“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蒋介石手中有权力，说了的话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大桃子也确实摘了不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趁机发了大财。“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行“劫收”之实。所有日伪的金融机关及其一切附庸的企业机关，都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转化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接收大员们则上行下效，“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肆意鲸吞掠夺。

        抗战胜利的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是很明白的。“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但遗憾的是，天天浇水也罢，冲锋陷阵光着脚丫子踏敌人的地雷也罢，但胜利的桃子与这些人是无缘的。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人民送给“刮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

        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 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

        “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

        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

        “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

        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

        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

        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

        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世人视作冒险家的乐园。100年来，它富甲九州，驰名中外。十里洋场，人欲横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也藏匿着中外几千年人类的种种丑恶。不管蒋经国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的抱负，上海历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场所。一场龙争虎斗势所难免。

        蒋经国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太子助威：“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报纸的言外之意向世人昭明：此次改币制决非戏台上红娘的花拳绣腿，而是包文正大人手中的杀人铡刀，没有见个鱼死网破，蒋氏父子决不会鸣锣收兵。

        蒋经国也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经国此次衔命上海，志在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把新经济政策贯彻到底，不达目的，经国将不返南京。”

        蒋经国的到来，立刻引起上海不小的震动。有人为他祈祷，有人冷眼旁观，有人报以嘲笑。上海七百万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位以青天自命的太子，看他将如何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施展拳脚。

        蒋经国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来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勘建大队”，坐镇在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内，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扫苍蝇”。

        蒋经国按照其父的改革蓝图，从“限制物价”开始，打响了上海“打老虎”的第一炮。限定物价，是为了保护金圆券，只有金圆券稳定了，才好从老百姓手中兑换黄金白银美钞。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以前的市价水平上。蒋经国为了维护这个称之为的“八。一九”防线，派出了上海市的全部军警，检查市场，搜查库房，坚决打击投机分子，下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

        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起由12339个青年组成的“打虎队”。“打虎队”分为20个大队，上街头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乃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市民兑换金圆券，告密、揭发不法事件，一时间大有顷刻之间将大上海贪官、污吏、奸商一网打尽的势头。

        发动群众这个好办法，是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时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如今大派用场。“为了人民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让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了。蒋经国为了发动群众，一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讲，说了不少让上海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他在一次上海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使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万分、热血沸腾。他讲道：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容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他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训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

        无疑，蒋经国的这些演讲是得人心的，一时受到了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们的拥护，造成了强大的“打虎”声势。

        蒋经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声势，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办事情更注重实效。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此时不显示他的铁面无私还待何时？

        蒋经国在把上海青年鼓动起来，把偌大的上海滩闹得烟云翻滚之后，开始动了杀戒。

        他首先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大发投机财，被蒋经国一枪毙命。

        紧接着，上海滩枪声不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杀，奸商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而掉了脑袋。还有64名投进监狱正待判罪开斩。

        蒋经国到了上海，又打又杀，一时间名声大震，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

        有人把他和雍正皇帝相比，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一个月之内，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3亿美元之巨，其中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多万元。

        那些天，蒋介石几乎天天与儿子通话，询问经儿在上海“打虎”的情况，一个月下来，蒋介石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好，你干的不错！”财政部长王云五也兴奋地向报界发表谈话，说道：“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

        正当蒋氏父子为上海的“打虎”活动沾沾自喜的时候，一股人数不多但来头不小的抵抗势力，也正在向蒋经国扑来。

        上海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买太子帐的大有人在，“打虎”队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9月30日，象往常一样，蒋经国早早地驾车去中央银行大楼上班。

        当蒋经国驾车经过繁华的南京路时，却发现街道两旁的店铺里一大早就挤得人仰马翻，大包小包随着人流潮水般往外流。很明显，这是人们在抢购商品。

        蒋经国虽然气恼万分，但也无计可施。他很清楚，这分明是有人暗中和他作对。

        蒋经国来到中央银行大楼，他的得力助手王升早在大门口等候他。王升是蒋经国在赣南时召致麾下的干将，在上海打虎，依靠的正是这批人。

        蒋经国的车一停，王升赶紧跑着前去为蒋经国打开车门，并神色不安地告诉蒋经国：“今天清晨，全市发生抢购。”

        “我看到了”，蒋经国下车后，一边朝楼里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这决非普通老百姓所为，分明是一帮奸商向我们不宣而战，他们用这种手段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慌，好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王升也马上附和说：“上海商人的势力很大，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境地。”

        “看来，我们不正经打几只大老虎，就不足以慑服人心！”蒋经国踏上一级台阶，回头盯着王升说道。

        “昨晚我刚接到一个密报，”王升赶紧趋前一步，用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的口气说，“有人发现，昨天上午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的股票二千八百股。”

        蒋经国听后猛地一震，半天没说话。

        王升见蒋经国不说话，心里也有所明白，欲进又退地又说：“搞了杜月笙，上海滩就会风平浪静。问题是，杜月笙势头很大，搞不好会弄出好多麻烦……”

        “怕个屌，总统授我以全权，一切服从经济改革需要，就是天王老子也决不宽恕！”

        蒋经国敢在虎嘴上拔毛，杜维屏立即被投进了监狱。

        杜维屏入狱，使大上海发生震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蒋经国摸了老虎屁股，老百姓一片欢腾，杜月笙气得死去活来。

        抓了杜维屏本人不是目的，目的是震慑大上海。蒋经国吩咐王升：“立即通知上海各巨商，明日在浦东召开大会，无故不到会者，将受到严厉处置。”

        蒋经国又特意派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到杜月笙家“邀请”杜月笙到会。

        杜月笙早有精神准备，把胸脯一拍，对王说道：“请小蒋先生放心，明日我一定按时到会。”

        次日，大会准时在上海浦东大楼举行。大楼四周布满了军警，大楼内会场两侧站着清一色的“打虎队”成员。会场的气氛低沉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开会时间到了，杜月笙没有按时赴会。蒋经国派人再三催促后，杜月笙才慢腾腾的来到了会场。

        杜月笙一露面，噪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整个会场的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上海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见他神色自若，迈着沉稳的步子，径直向台前的蒋经国走去。

        他走到蒋经国跟前，一言没发，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蒋经国不防杜月笙来这一招，忙不迭地起身还礼，但当蒋经国抬起头时，杜月笙已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蒋经国气恼至极但又不便发作，杜月笙则淡淡地一笑摇起了手中的羽毛扇，尽管天气并不热。

        蒋经国镇定了一下精神，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致辞，他说：“诸位，现在前方军事紧张，我们在后方的各界人士，应该戮力同心地支援前线，以便早日勘定叛乱，建设国家。上海各界热心赞助的很多，但也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近来物价猛涨，影响国计民生，尤其影响戡乱大计。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承蒙各位父老鼎力相助，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不过，有一句话，经国不得不向各位父老禀告，各位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登记，如有违犯者，本特派员令出法随，是绝不会姑息的。”

        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带头鼓掌，继而即席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特派员刚才的讲话。当今国家处于危难之秋，吾等之辈理应急国家所急。我的小儿子维屏，违犯了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应该交给蒋先生依法查办，老朽绝无怨言。”

        “不过，”杜月笙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众所周知，囤积居奇者，扬子公司莫不认为是上海首屈一指，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如此才能服大家之心。这既是老朽的一个要求，也是今天到会者的共同心愿，望特派员明察。”

        杜月笙的话象在平静地湖水里投进一个石子，立即引起一阵波浪。静寂的会场立时又噪杂起来，巨商们无不为杜月笙将了蒋经国一军感到快意。

        “这条老狗！”蒋经国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不甘示弱地朝会场挥挥手，声情激昂地大声说道：“杜老伯为国不徇私情，精神可嘉，经国钦佩之至。在这里，经国再次告诉杜老伯和到会的各位父老。本特派员衔命来沪的当天就曾告示上海世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只要是祸国殃民的败类，不管是何等人士，我照打不误！”

        会场又是一阵噪动，这是对蒋经国的赞扬之声。

        扬子公司是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名下的一家公司，宋美龄也参与了经营。

        由于有这种特殊的背景，该公司搞不法黑生意无法无天，公司办得红红火火，在上海享有盛名。宋美龄利用扬子公司发了多大的财，扬子公司利臣宋美龄的权势做了多少不法的黑生意，恐怕连蒋介石也全然不知。蒋经国到上海虽然“打虎”之声不绝于耳，但孔令侃置若罔闻，根本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仍然我行我素。陶启明本来是孔祥熙安插在财政部的亲信，枪毙了陶启明，也并没有吓唬住孔家父子，黑市生意照做不误，对于扬子公司的所作所为，蒋经国看在眼里，气在心上，碍于牵涉到来美龄，苦于下不了决心打这只“虎中之王”。

        抓了杜维屏，虽然激动了一下人心，然而却让杜月笙这只老狐狸将了一军，使得蒋经国骑虎难下，进退为难。最后只得把杜维屏交给法院处理。法院左审右审，找不出杜维屏更大的罪行，只判了他八个月徒刑。就这杜维屏也高喊不服，雇佣了多个律师进行上诉，后又改判为六个月徒刑，并准以罚款了事。处理杜维屏，本想震住其他奸商巨贾，结果成了众人的笑柄，太子的风头大锉。

        市场更加动荡，抢购风潮不落，有人开始传言太子打虎已经失败。

        曾经在赣南颇有政声的蒋经国，陷入苦恼，也被逼进了死角。现在放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鸣金收兵，回师南京；二是务必打住“大老虎”，以再显决心。作为胸怀抱负、年轻好胜的蒋经国，选择后者才是他的性格。

        因此，蒋经国前后思量，还是把他的尚方宝剑，最终指向了扬子公司。

        蒋经国主意一定，一声令下，亲率打虎队浩浩荡荡直扑薄石路扬子公司的仓库而来。

        打虎队员撞开仓库的铁门，一拥而入。

        库房里的物资堆积如山，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还有粮食、汽油、无缝钢管等等，都是市场紧缺的物资。据报，扬子公司的仓库还不只一处。

        此时，孔令侃也乘坐崭新的雪铁龙轿车赶到了仓库，是蒋经国打电话通知他来的。

        蒋经国看看这堆积如山的物资，又看看若无其事的小白脸孔令侃，脸色气得铁青，指着孔令侃向打虎队员大声吼道：“把他给我抓起来！”

        打虎队员一拥而上，把孔令侃从汽车里拖了出来，一副亮铮铮的手铐扣在了他的手上。

        到这时，孔令侃的脸色才白得不正常起来，一边挣扎，一边叫喊：“表哥，表哥！”

        蒋经国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把手一挥说：“带走！”

        孔令侃被抓，首先急坏了宋美龄。宋美龄深知这位大太子的秉性，手里此时又握着尚方宝剑，为了蒋家的天下，不惜牺牲至亲的头颅，这种事小蒋是做得出来的。

        宋美龄得到消息，匆匆打点行装，又给蒋介石发了封急电，说上海发生了一桩特大乱子，非她亲自去处理不可，然后，就飞往了上海。

        宋美龄飞抵上海，蒋经国自知为何而来，但在宋美龄开口之前，却故作不知，满脸堆笑，一直热情招待。

        “经国，”宋美龄实在忍不住了，来到蒋经国办公室不足10分钟，开口说道：“我是为令侃的事而来，这孩子从小娇惯坏了，办事没个尺寸，你做的是对的，但念他年纪尚轻，就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

        “夫人！”蒋经国从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母就一直称“夫人”，虽遭父亲多次规劝、批评，但就是不改口，他显得很不着急的样子，缓缓说道，“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也是迫不得已，表弟案子重大，经国只能以法论处，否则，将对国家产生重大不良影响！”

        “经国，”宋美龄听了蒋经国这些丝毫不给情面的话，气得不行，但还是强忍住说道，“你知道我是很少求人的，这次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大家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希望你能给母亲这个面子。”

        蒋经国一语九鼎，绝不松口：“夫人，国事重大，经国不敢徇私枉法，望夫人理解我的苦衷，收回成命。”

        宋美龄见蒋经国毫不松口，只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电报时，国军已在东北遭到惨败，华北吃紧，他正在北平布置军事防务。看到夫人火烧火燎的电报，不敢怠慢，立即飞抵上海。

        泪水和柔情是女人征服男人最有力的两件武器。宋美龄也不例外，为了说服蒋介石迫使蒋经国放掉孔令侃，她把这两件武器都用上了。蒋介石答应宋美龄放掉孔令侃，把蒋经国调回南京。上海“打虎”运动遂告结束。

        “扬子案”传出，上海市民群情激扬，这一特大丑闻，立刻暄嚣中外，蒋太子一病三月不起，翁文灏内阁倒台，起草经改方案的财政部长王云五退位。物价的涨势犹如决堤的狂潮，“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金圆券直线暴跌，上海中央银行前，挤满哭天号地的人群，自杀者每日不绝，一副未日的惨景。

        蒋介石发动的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不能免。

        借外国人的钱，买外国人的枪，然后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动统治者乐此不疲的事情。在这方面，蒋介石干得更是出类拔萃，为其他反动派所不能比。解放战争进行了三年，死人数百万，大多是被外国人造的枪弹打死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初，扬言“要三个月内消灭中共”，他胆子这么壮，嗓门这么高，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有外国主子——美国主子的鼎力支持。

        蒋介石发动的经济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前方的仗还得继续打下去这大笔的军费从哪里来？他只好乞求于美国的支持。问题是，此时美国的态度决非内战之初可比了。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军事装备，但共产党的军队不但不见被消灭，而且日见壮大，蒋介石只是充当了“运输大队长”的角色，美国的杜鲁门政府逐渐感觉到，靠蒋介石是不能实现美国人在中国的意图的。1948年10月，以“中国最仁慈诚挚之友人”自居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看着蒋介石处境之全面恶化，曾向美国国务院致函试探对华政策是否改变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作了认真的研究之后，去函对司徒雷登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其中有这样的几节：“执事（指司徒雷登，下同——作者注）5月26日报告，谓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现政府将仍无力阻止共产主义。执事又谓，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将继续个人统治，此项个人统治之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

        “执事于6月14日的报告中，当陈述蒋委员长保证同意执事之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与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即顾祝同——作者注），而亲自指挥作战。”

        “在执事8月20日报告陈述中，执事称，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国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

        “执事10月16日报告谓：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见加多。执事又谓，此时已嫌过时，除非大规模之武装干涉，不信任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并因而可能造成联合政府之结果。”

        “执事10月22日报告中，谓我方军事顾问认为，国府军事组织，在人力、物力及士气上，似已遭受过大之损失，以致在此方面，任何努力均难成功，国军己完全丧失战斗意志，致美国政府现已难寻得有效方法，以改变现时局势。执事又称，重振中国反抗共产党侵略之意志，实属必要，唯所需之领导者，则至今尚付阙如。”

        就在这种背景之下，蒋介石又向美国伸出了乞援之手。11月9日，蒋介石亲自给杜鲁门写信，要求他迅速给以增加军事援助，表示愿意以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务与权力，并切实执行顾问团对作战的意见，作为增加军事援助的条件。并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坚定声明，他在信中说：“当此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

        杜鲁门对蒋介石不再有以前的热情了。他在给蒋介石的复信中仅表示可依已签定的援助计划执行，而没有增加军援的表示，并委婉地拒绝了重新发表对蒋介石政府支持的声明。

        美国国务院更通过司徒雷登，明确向蒋介石公布了他最后能够接到的以前尚未兑现的军事援华数目：关于加速军火之运输，美国国家军需部正在尽力将自1.25亿美元赠款项下购买之军用物资，加速输运。据陆军部非正式报道，包括中国请购之3780万美元的枪械与军火内之全部军火，可望于11月中旬在西岸装完，在12月初抵达中国。在此项计划下，并尽力使其它物资可以输运。国家军需部同时致力设法运输盟总可先垫借之枪械军火，此项物资可于11月间运达。循中国政府之请，由1.25亿美元赠款内，支付1.03亿美元之援权函，已由国务院送达财政部。依照中国之指示，该部已付予中国政府，或予美国陆海空军部以该项，总数中之7700万美元。其余之600万元，将于12月25日付清。除却美国在1.25亿美元赠款项下援助中国政府外，更无其它军事援华办法。

        蒋介石接到杜鲁门的复信和美国国务院的信函之后，寒心透了，半天没有出声。

        杜鲁门的信，是宋美龄边读边翻译的。她看到蒋介石极端痛苦的样子，心中甚是怜惜。她轻轻走到蒋介石的跟前，不无爱怜地说：“大令，国家虽重要，但不是你个人的，但急坏了身体可是个大事。想一想，是否还有其它补救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蒋介石面无表情他说，“美国人变卦，其中有别的文章，我不能让李宗仁美梦成真！”

        蒋介石停了一下，两眼直盯盯地望着宋美龄，歉疚地接着说：“我看只好劳驾夫人去美国一趟了，你到美国去，亲自找马歇尔，找杜鲁门，向华盛顿陈情，切切不能停止对华的援助，切切不能只听司徒雷登的一面之辞。”

        夫人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是成功的，以前蒋介石曾深受其惠。和美国人打交道，和夫人相比，蒋介石自感弗如。宋美龄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此紧要关头，自然不会推脱。

        11月28日，宋美龄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赴美“吁请加强援助，俾迅速完成勘乱任务。”她带去了中国的内河航行权、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权力方案，以及让美国人来管理美援和让美国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允诺，希望美国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中国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并核准一个给中国的军援与经援的三年计划。但宋美龄在美国的频频活动却收效不大，她得到的是未有过的难堪和冷淡，满怀希望而去，充满失望而归。后来宋美龄曾说，她和蒋介石今年过了个“最不快乐的圣诞”。

        杜鲁门对蒋介石冷淡，并不表示美国已打算放弃对中国的干涉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不再打算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了。不干涉中国，就显示不出美国强权者的霸道；不挑动中国人打内战，就不能从中国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是块肥肉，世界上所有咬过中国的殖民主义者都深有体会。

        能咬住中国这块肥肉，就决不松口，这是美国霸权主义者的既定政策，只不过认为再继续依靠蒋介石以军事抵抗共产党，已经不是聪明的办法，而必须另换药汤了。

        “兄弟不和邻里欺，将相不和邻国欺。”这就是蒋介石此时的处境。

        1948年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邀请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聚餐，宣读第二天将要发表的引退文告。宣读以后，他神情激动地大声说道：“我并无意离开，但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

        蒋介石不愿意离开宝座，这是他的心里话，但他又不得不离开他的宝座，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人生都有转捩点。淮海战役是蒋介石政治生命的转折点。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涯也将会随之结束。聪明的美国人清清楚楚地看透了这一点。因此，还没等淮海战役结束，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社论：“蒋介石失败了！……当前最有效的步骤是蒋介石辞职，让位于副总统李宗仁……”蒋介石已不能代表美国实现在中国的利益了，它要改换新的代理人。

        李宗仁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一位副总统的。他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但手中却毫无权力。在南京总统府内，子超楼上总统办公室的对面一一八号房间是副总统办公的地方，因为无公可办，“门虽设而常关”。他为表示对蒋介石不给他公事可办的抗议，干脆就不去办公室。在哪里闲着不都是一样？还不如戴着副总统的桂冠携夫人到处游山玩水，有人曾美名称他叫“旅游副总统”。他经常在紫金山上望江兴叹：“诸葛孔明曾形容‘石头城’是‘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但我看似龙成不了龙，看似虎而成不了虎，只能作这石头城的一块石头，高可谓高，却上不着天，下不沾地，高高撂在山顶，形成摆设，供人赏玩，悲哉悲哉！”李宗仁大有怀才不遇之感。但机会终于等来了。

        就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那篇直言不讳的社论的当天夜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访了李宗仁会见了司徒雷登，李宗仁兴奋至极，连夜与武汉身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通话……

        第二天李宗仁夜访何应钦……

        第三天李宗仁与“国舅”宋子文共进午餐……

        第四天，以既反共又反蒋自称的立法委员刘不同在南京一家杂志上公开发表《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的奇文……

        李宗仁顿觉福星已高照头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蒋介石闻之则大惊失色，如大难临头一般。在《祝蒋赴美休养一路平安》文章发表的当天夜里，他把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到了官邸。

        当日夜，毛人风用秘密电台给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发去急电，内容是：令沈醉即将省站职务交给副站长皮绍晋代理，立刻赴京另有重任。

        第二天深夜，一辆不为人注目的小轿车从警备森严的国防部高级招待所飞驰而出，直奔蒋介石的官邸。车内坐的，即是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的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

        他下车后，即由早候在门前的一位侍卫副官引路，匆匆走过角道，迈上台阶，屏住呼吸，进入蒋介石的书斋。蒋介石正坐在沙发上，叉着双手，闭目养神。沈醉两脚一靠向蒋介石报告：“报告，沈醉奉命来到，请总统训示！”

        蒋介石连连点头，站起身一副和蔼的样子跟沈醉握手，然后，关怀备至地问寒问暖。沈醉一一作答。这之后，蒋介石才笑吟吟的问：“毛局长告诉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沈醉立刻心领神会的回答：“毛局长一切都吩咐好了，请总统放心！”

        蒋介石本是流氓出身，在他的危难之秋，又耍起了流氓性子。美国人不顾和我老蒋多年的交情，落井下石，除掉李宗仁，让美国人死了这条心吧！

        蒋介石惟恐沈醉还不理解自己的苦衷，不无沉重地说道：“早年我曾说过，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在今天还是对的。当前党国形势严重，但本党内部却有人趁机捣乱，我既要对付共产党，又要对付内部那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捣乱。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首先把内部整顿好，就会给共产党可乘之机。所以，我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了。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只许做好，不许出半点差错，更不能把事情泄露出去！听说你是神枪手，过去曾为党国出生人死，这很值得赞赏！这一回，更应不惜一切代价，赴汤蹈火，去完成任务！”

        沈醉唯唯诺诺地一个劲儿点头称是，并表示：“请总统放心，为了党国的事业，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临走时，蒋握着沈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党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解决。”

        暗杀李宗仁的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

        第二天，沈醉又到保密局，与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四个人商量具体步骤。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工作分两部分进行，一是担任暗杀，一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还决定，对于桂系的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也采取对付李宗仁同样的办法。

        当时，李宗仁的住所在傅厚岗后面，经过沈醉等人几天的实地观察，知道李的坐车在进出转弯时速度必须慢行，所以认为，如果此时从马路两边同时发枪，可以十拿九稳。为了保证“绝对能完成使命”，毛人凤还特别挑选了两个人协助沈醉，一个是秦景川，此人是在军统看守所担任杀人工作的；一个是王汉民，原为东北惯匪，后被军统收罗。两人在军统中都以“枪法准确”深受“重视”。再加沈醉，也是军统中有名的“神枪手”。由他们担此“重任”，定会“万无一失”。

        沈等为了便于随时侦察，在李宗仁住宅的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

        他们认为，这样的布置，一面便于掩护侦察；一面可以在决定行动时，在这里多站几个人，而不易被发觉。这个据点，由军统骨干分子吴德厚去负责。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工作据点，并下了命令，如发现李宗仁到机场，要立刻向毛人凤报告，以便让毛人凤通知空军，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又因当时桂系有一部分部队在安徽境内，为了防止李宗仁以视察部队为名乘火车出走，又在江南火车站附近买了一间小木房，派人摆设香烟摊，进行监视。

        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也派人开设了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工作。

        此外，“特别行动组”在白崇禧、甘介候等人的住宅附近，也作了类似的布置。毛人凤特意为“特别行动组”配备了两辆速度最快的小汽车供其使用，以备李宗仁乘火车或汽车离开南京时，可以随时进行追杀。

        正当蒋介石密谋杀掉李宗仁的时刻，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人物，也没闲着。他们虽然没有胆量直言杀计，但其实质都一样，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李宗仁天性软弱，往往是思有余而行不决，所以龙争虎斗多由他的亲密伙伴、广西同乡，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具体实施。

        此时，白崇禧正在汉口华中剿总司令部里日夜绞尽脑汁思虑着倒蒋的计划。

        白崇禧曾想过在此紧要关头再次举起公开反蒋的大旗，用武力对抗蒋介石。但他又很快否定这种想法。因为老蒋现在手里还有相当实力，如采用军事手段讨蒋，势必造成双方分裂，自相残杀，使力量削弱，与共产党对抗的本钱就更小了，蒋桂如公开分裂，则桂系也难以代表整个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目前表面上还需要维持蒋、桂间的团结，用另一种力量促成蒋介石下野，使李德公能取而代之。这样既可把老蒋的残余军事力量抓到手，又可得到美援，与共产党或谈或打，本钱大了腰就硬。

        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不用兵使老蒋乖乖下野呢？这些天白崇禧为此真费了一番心思。他把《孙子》、《吴子》、《司马法》到《六韬》、51《三略》等兵书又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不流血倒蒋的妙计。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前几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几位名人从上海、南京乘轮船经汉口入川时，白崇禧曾在汉口华中剿总司令部设宴招待过他们。据梅贻琦等人说，宁沪一带要求和谈的呼声很高，盼望武汉方面有所行动，促成国共和谈，以息刀兵。当时他听了不置可否，现在想来，却是一着妙棋。“我把中南几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把老蒋打个措手不及。对！就用这个办法逼他下台。”

        这样一来，由桂系发起和平攻势，在政治上便可先得一“人和”，目下沪宁一带既有求和之望，他在汉口通电主和，必得广大民众及各阶层的响应。

        老蒋再要打，就会失人心；如共产党拒绝和谈，也会负人望，主动权便会操在李、白手中了。老蒋的仗已打到这般田地，他必不肯罢战求和，作城下之盟，打又不能打，和又不能和，到时只得被迫下野，到时德公就可以上台。

        以长江为界，江北由共产党搞，江南由李、白来搞，弄个南北朝的局面倒也不错。这个办法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欢迎，因为这总比老蒋把本钱输光，把疆土丢尽，到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要好一万倍。

        就是从军事上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利的。不但对老蒋起到缓兵之计的作用，就是对共产党也是个缓兵之计。和平的通电一发，便可堵死老蒋向华中抽兵的借口，华中的兵力便可以保存下来；共产党方面，也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如此，江南、西南便可编练二线兵团，即使和共产党一定要打下去，桂系也可在西南站稳脚跟。白崇禧越想越得意，“小诸葛”如今要胜过“大诸葛”，孔明都不曾有过如此妙计！

        他很快就给蒋介石拟成了电稿：

        ……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锁，披肝沥胆，上渎钧听：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英、美、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这份倡和电报发出后，蒋介石未予理睬。白崇禧迫不急待地又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对蒋进一步施加压力，电报说：“……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邻，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

        白将第二封电报发出后，便立即授意河南、湖南两省议会，同时以民意机关代表名义，公开呼吁要求和平，其中尤以河南省议会议长刘积学致蒋介石总统的电文最为直言不讳，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其中“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候国人自决”几句话，不胫而走，迅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接着，湖南省长、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和平，他的电文，措词比白崇禧更为激烈。在华北地区战云密布，徐蚌一带炮火连天，国共两党军队正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候，蒋介石的后院起火，在华中地区却出现一片和平之声，实在让人难以捉摸。京沪一带，关心国事的人奔走相吉，以为局势将有某种转机。一时间，文人学者，商绅市民，无不跷足远望南京，看看蒋总统将如何采取应变动作。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都在朝着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方面迅速恶化，他暗杀李宗仁的计划也在加紧实施。

        在河南省议会议长刘积学发出和平通电的当日夜里，蒋介石对毛人凤进行了紧急召见。

        当日晚，毛人凤接到蒋的电话后，一面命令秘书通知沈醉做好一切准备，一面匆匆忙忙赶到蒋介石的宫邸。

        毛人凤一进门，已在此等候的蒋介石劈头就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报告总统，按照您的吩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您下命令了。”

        毛人凤喘着粗气立即答道。

        “好，很好！坐，坐下谈。”蒋介石听毛人凤说一切准备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示意毛人凤坐下谈。

        毛人凤坐下后，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刺杀李宗仁的准备工作，蒋介石不住地点头肯定。当毛人凤说到“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他的座机击落，然后以飞机失事为由对外公布”的刺杀方法时，很符合蒋介石的心意，便打住毛人凤的话说道：“晤，嗯，好，这个好。”

        要杀死李宗仁，对于蒋介石来说，简直和处死笼中的一只鸟雀般容易。

        他只要一个点头，一个暗示，李宗仁便会立刻死于非命。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真相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桂系首领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会通电举兵讨伐他，而且国人也将不容，更何况现在美国人对李宗仁颇有好感，他们也一定会激烈反对，弄得不好，将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以收场。

        如果在空中干掉李宗仁，以飞机失事为由，向外界公布李宗仁的死因，那就谁也抓不到把柄了。

        问题是，连蒋介石也知道，前一阶段李宗仁游山玩水了一番，但近些日子却深居简出，副总统办公室里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他会坐飞机到外地去了。如果李宗仁一年半载不乘飞机，这空中暗杀的计划不就泡了汤。

        蒋介石想到这里，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毛人凤，说道：“不妥，不妥。”

        “总统，”毛人凤见蒋介石一连说了两个“不妥”，又狠狠地说道，“到李的住宅进行狙击最有把握，而且随时可以动手。我己作过认真观察，李宗仁寝室的外面安装的有变压器，因此，我已布置安排在首都电灯公司里两个成员，等需要行动时，则以借检修变压器为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扫射，而且可以进到院子里面进行狙击。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剧烈的毒药，不管子弹射中人的任何部位，哪怕是擦破一点儿皮，都会立即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看来，有毛人凤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绞尽脑汁地精心布置，李宗仁是难免一死了。

        毛人凤讲完，蒋介石没有再说话。不再说话就说明已是无话可说了。再往下面，就要靠毛人凤的心领神会了。作为一国之君，是不会亲口说出“杀”字的。毛人凤不知在蒋介石面前接受过多少杀人的密令，但从未听到他说过一个“杀”字。等一切暗杀工作准备就绪以后，蒋介石开杀的命令不是通过嘴里说出的，而是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手势下达的。根据毛人凤多年的经验，只要蒋介石那双深邃的锭虑重重而又森冷的目光中，透出一种异样的冷酷，闪过快捷的寒光，两张薄薄的眼皮往上一抬，两只眼珠迅速定住不动，几秒钟后，两张限皮往下一眨，右手抬起来，再往下果断地一摁，这时，开杀的命令即已下达，毛人凤即可进行他的杀人勾当了。

        正当毛人凤全神贯注地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时，而蒋介石迟迟没有表示。他的右手并没有抬起来，而是背在身后，在室内慢慢地步履沉重地来回踱着步。毛人凤今晚感到异常纳闷，蒋总统可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优柔寡断过。以往，毛人凤一应召到办公室，往往还没开口，蒋介石那眼皮已经一抬一眨，右手接着拾到半空，这死神之手只要往下一摁，毛人凤就会双腿一并，说一声“是”，便辞了出来，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后，便就会有人命归黄泉。

        “去吧！”蒋介石忽然停住步，向毛人凤轻轻一摆手，慢吞吞的说道。

        毛人凤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话，仍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不动。

        “回去吧，回去吧！”蒋介石又不耐烦地连连摆了两下手说道。

        毛人凤的耳朵没听错，是让他回去。于是他啪地打了个立正：“是！”

        敬了个礼，抬眼迷惑地望了一下蒋介石，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毛人凤刚抵家中，侍从室的电话又急召他赴总统官邸。但他到客厅后，蒋又命侍从副官叫毛人凤回去。如此这般，又折腾了两次。毛人凤一夜没睡，蒋介石一夜也没有睡成，但刺杀李宗仁的行动始终未能付诸实施。

        蒋介石那天晚上迟迟下不了杀李宗仁的决心，并非他优柔寡断，并非他为情所困，而主要是投鼠忌器。白崇禧发出倡和通电之后，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请黄绍竑到武汉，以八万港元的重金包租陈纳德一架飞机，飞到广州，转赴香港，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来武汉主持与中共和谈，李济深本是桂系的老大哥，又与中共有密切联系，若李济深到了武汉，和谈大门一开，他蒋介石将处于何种地位呢？紧接着白崇禧又强迫汉口中央银行将由粤汉路运往广州的银元中途截回，扣留重庆兵工厂停泊在汉口江岸码头准备东运徐州战场的械弹。在这种情况下，杀掉李宗仁，不但干事无补，反而会火上浇油，这种局面使蒋难以收拾。再者，美国人换马的决心已定，连司徒雷登也明言相告“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须”。和美国人彻底闹翻了，以后连西北风也无处喝了。

        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提醒他，在这种四面楚歌，身临万丈深壑之时，只有忍耐才可能会出现转机。而现在有可能实现这种转机的，恰恰只有李宗仁。

        一个活着的李宗仁比一个死了的李宗仁对他更有利。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让李宗仁活着当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主持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和谈。至于李宗仁能否实现蒋介石让其继续活着的目的，这大概是李宗仁、蒋介石本人都无法左右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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