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波诡云橘，国共两党有过四次“握手”。日暮途穷，国民党发出乞和声明。

        邓小平斩钉截铁：长江不是分界线！毛泽东胜券在握：中国决不允许再有南北朝！蒋介石阴阳怪气：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巨哟！张治中满脸愁云答记者问：此次和谈如履薄冰，前途凶多吉少！

        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

        3月31日，邓小平最后审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日以总前委的名义发出。4月3日，军委批复：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在作战部署上，总前委决定：将已在安庆至张黄港地段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三野战军部队，以适应南京为中心的突出部地形，分别组成东、中、西突击集团。首先以中集团从芜湖、南京段突破，击敌左侧背，切断敌南撤道路；再以东集团从镇江、江阴段突破，切断南京、上海间交通，割裂敌人防御体系，尔后视情况留必要兵力控制京沪线，以主力协同中集团挺进合击可能南撤的敌主力于太湖西侧朗溪、广德地区。鉴于镇江、江阴段敌防御部署兵力较强，为保证东集团的渡江突击，除加配炮兵支援作战外，还决定东集团比中、西集团晚一天发起渡江作战，以减轻敌人对东集团的压力。为保证第三野战军中、东集团的渡江突击，第二野战军由安庆东、西地段渡江，进击浙赣线。为便于组织指挥，邓小平、陈毅率轻便指挥所进至合肥附近，统一协调组织各集团的行动。

        总前委对西、中、东各集团的具体作战方案也作了明确规定：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指挥，第三、四、五兵团组成，约35万人，分布于湖口与枞阳镇之间实行渡江作战。其中第三兵团在枞阳镇至安庆以东地区渡江，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地段渡江，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得手后，第三兵团以最快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以保证截断敌人之退路。第四兵团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中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兵团及榴弹炮兵第二、四团、第一团的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30余万人，分布在长江裕溪口至枞阳间实行渡江作战。

        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县地段进行佯攻，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第八、十兵团及榴弹炮第五、六团，苏北军区三个警各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约35万人。东集团的渡江地段为黄港至三江营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做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截断宁沪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芜湖和镇江的敌人。

        为了保证西集团渡江后右翼的安全，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的20万人一部进占浠水、蕲春、黄梅等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一部进占武汉外围的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的地段渡江南进。

        关于渡江的时间，总前委在2 月份给中央军委打电报指出：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侧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渡江作战，天气是个重要因素，4月初以前，长江沿岸雨少水小，风浪较小，利于我军水上作战。

        这一年的天气好象也在催促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过长江去。往年，5月份才出现的淫雨天气，这一年在4月份已降临长江沿岸。

        春雨绵绵，瑶岗终日被淹没在茫茫的雨雾之中。在等待渡江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格外的长。时间已是4月上旬，长江的水一夭天在上涨，中央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但就是看不到中央下达渡江作战的命令。

        作为渡江战役指挥部第一号指挥员的邓小平，比任何人的心里都更焦急。此时，他正站在指挥部偌大的军事地图前，看着一条蜿蜒曲折的绿带把中国的疆土劈为两半，心中愤慨不已，自言自语道：“长江决不能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界线！”

        北平，香山。

        夜色陵肮，此时的北平城，灯火阑珊，在四十里外的香山南麓，一座叠石环抱的庭院，亦灯火通明。这是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党中央搬到北平香山还只是几天前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在像上海、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里发端的，但由于自己力量的弱小，敌人的力量强大，在城市待不下去，被迫钻山沟、下湖泊，到中国最落后、最难以生存的偏僻地区求发展、求生存。从1933年党中央机关撤出上海，到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平，整整16年时间。16年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这时间可就不能说短了。16年前，不少党员刚参加革命队伍时还是个不怎么懂事的农村娃，但16年之后，经过党的培养和革命战争的洗礼，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新中国还要依靠他们领导建设呢！在这16年中，党的队伍变化确实大大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换了好几茬，党的队伍成员牺牲了百多万，扩大了几百万。到进北平城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所剩无几。此时党的领袖毛泽东两鬓已见银丝。

        还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激动地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毛泽东深知革命胜利来得不易，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鉴于历史上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由于领导人的骄傲和队伍的腐败，很快又失败了的严重教训，当中央机关从西柏坡临出发前，特别意味深长地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并且给周围的同志认真他讲了李自成的故事。

        “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了皇帝的宫殿，忙着做皇帝了。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将军刘宗敏忙着刮地皮，严刑杀人，不讲政策了。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也吃喝玩乐。他们骄傲了，完全不顾北边还有清兵入关。明朝的将军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领着清兵打进关来，他们还不赶紧抵抗。牛金星还在那里讲排场摆阔气，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刘宗敏也是一味蛮干，弄得北京城鸡飞狗跳。那还不失败？！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一路被追得屁滚尿流，连李自成也受了伤，最后被清兵追杀死了。李自成是农民领袖，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

        在进城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防止党内骄傲和腐败现象发生的问题，是重视的，头脑也是清醒的。

        鉴于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尚未肃清，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党中央迁往北平后没有立即住进城里，而是住在香山。

        香山是北平西郊群峰之一，重峦叠嶂，花木茂盛，清泉潺潺，幽雅别致。

        从元朝以来，历代帝王都在这里建筑离宫别院，清朝建的更多。乾隆年间在这里大兴土木，一气建了亭台楼阁28景。后来，香山诸景遭八国联军的破坏，残存的景观寥寥无几。

        2月初，彭真、叶剑英布置中央社会部对西山进行清理，重点将双清别墅进行了整修。当时双清别墅破败不堪，很不象个样子。水池子早已干涸，满院子乱枝败叶。房子只剩下个空壳子，墙皮斑驳，地面坑洼不平。中央警备团派人修缮了一番。修好后，又发现准备安排毛泽东居住的房子墙角藏着一颗手榴弹，可把工作人员吓坏了。

        夜虽然很深了，但这正好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办公的时候。

        此时，在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会客厅里，党中央的五大书记正在笑声朗朗，纵谈大局，研究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站在偌大的军用地图前，右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左手叉在腰间，脸上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现在，地图上蓝色的圈圈已经不多了，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的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情况比较复杂，还得需要认真对付，但那至多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了。

        毛泽东忽然转身向周恩来问道：“恩来，南京的代表几时到？”

        “后天，听说张治中正在溪口请示蒋介石，然后才能来。”坐在一旁大沙发上的周恩来，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不紧不慢的说道。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面和我们进行和谈，背后还是蒋介石谈了算。”

        接过周恩来的话，毛泽东用浓重湖南口音说道：“当然喽！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我们都是要谈的。和平的旗帜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以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我们的部队刚打完大仗，休整一段再渡江对我们更有利。”

        朱德抬头望望毛泽东，微笑着说：“主席，小平多次来电催问，说我们啥子时候让他渡过江去，部队都着急喽！”

        任弼时因为重病在身，半躺半靠在沙发上，但精神很好，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 月底。4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的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如果躲开洪水，就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了喘息的时间。”

        “这就是敌人谈判的目的。”朱德接过任弼时的话说道：“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二百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

        挨着任弼时坐的刘少奇，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了问题：“现在蒋63介石正加紧做美国人的工作，希望美国人直接派兵干涉。现在许多人也担心，如果我们渡江，美国就会派兵，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

        毛泽东听到这里把烟蒂往地上一掷，愤愤地说道：“中国不会再有南北朝，你美国就出兵好了。美国不就是仗着它有原子弹嘛，我们偏不怕！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这笔帐迟早是要算的！”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过江，不能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综合起来看，美国统治者内部，现在对在中国的问题上争吵不已，自己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干涉也难。1月26日，美国已正式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并召回巴大维将军，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种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于1949年4月才到期，并且艾奇逊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国会已经通过了。另外，当我渡江部队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原来暂停的船只又开始为蒋军运军火。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出兵直接干涉我们过江的可能性小，不是它不想，而是它不敢。但是，在我们作战准备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我们现在渡江部队的兵力部署，就是考虑了这个因素制定的。二野、三野一齐渡江。二野紧靠三野渡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二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禧集团。总之，我们准备拿出二百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的地位。”

        毛泽东最后总结似地说道：“不管是蒋介石也好，还是美国人也好，谁都阻挡不了我们统一中国。我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下来。和南京的谈判，结束的时间最晚不能拖过4月下旬，至于打嘴皮子仗”，说到这里，毛泽东笑着看了看周恩来，继续道，“还是恩来担当，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渡江作战部署不变，具体工作，朱老总再督促一下。少奇同志抓紧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弼时同志嘛！”毛泽东谈到这里停下来，深情地望着任弼时缓慢地说道：“以逸待劳，静心养病，如有大事，我们会向粥时同志请教的。”

        会议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结束。

        南京，国民党总统府。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蒋介石“引退”而去，李宗仁“统”而“代”之。

        当李宗仁第一次走进总统办公室时，心里真有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滋味，不管怎么说，那个人总算离开了，这使他感觉就象从心里掀掉一块大石头一般轻松。他小心翼翼地坐上那张蒋介石经常坐的巨大办公桌后的坐椅上，这是九五之尊啊，这是泱泱中央之国庞大冗繁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坐上去实在让人心潮难平！

        他本是来自西南边陲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兄弟姐妹八个，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村里人都叫他“老九”。老九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初到城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谈不免有几分土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老九”弃文习武，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却如鱼得水，步步升迁。想当初，当他走出农家，投身行伍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日，总统前面虽有个“代”字，但毕竟可以号令天下，“总”而“统”之了。一种巨大的满足使他飘飘然有些陶醉。

        白崇禧在逼蒋下野之前曾对人说：“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诉他老蒋是耍你的，他没办法干下去了，让你当替死鬼，干不得。但他（指李宗仁——作者注）说：我有办法，他耍我，我也耍他，你们只帮我的忙好了。”

        当时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话不以为然，而当他坐在总统办公室椅子上的屁股还没坐稳的时候，已体会出白崇禧话的味道了。

        李宗仁官迷心窍地认为，只要取得合乎“宪法”规定的地位，只要蒋介石走开，他自己便有办法。

        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的李“代总统”，未免也有点儿幼稚。要知道，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任何“法”都是因人而异的。同样是一种“法”，对于有些人来说，至高无上，丝毫冒犯不得；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形同虚设，无法无天。

        国民党的“宪法”没有帮李宗仁多少忙。

        玩权术，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蒋介石本是流氓出身，阴狠狡诈，搞人这一套，是蒋介石的专长。蒋在“引退”前，早把一切算计周全，岂能让李宗仁真能“代”而“统”之不成？

        蒋在“引退”前三天，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下命汤恩伯为专任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蒋的意思很明显，要让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把江南军力紧紧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里。

        蒋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并改组广东省政府，派薛岳接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这些人，全都是一色蒋的亲信。通过这些任命，蒋把人事棋局全摆好了，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空位子，让李宗仁坐上去。

        春节前夕，李宗仁为树立代总统关心部下的形象，命令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给首都卫戍部队每名士兵准备一元现洋，初一这天，他将亲率政府阁员前往慰问。

        那天，李宗仁起得特别早，身穿西服，外披一件黄呢军大衣，有集军政首脑于一身的寓意。夫人郭德洁，穿件银灰色裘皮大衣，显得雍容华贵，这将是她第一次以总统夫人露面的机会，无论从穿着打扮上，还是言谈举止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总统府官员刘士毅一大早便奉命到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取钱去了。

        按照李宗仁的吩咐，这天劳军由他亲自率领，到雨花台、狮子台一带看望官兵、发放赏银。规定10点钟以前，内阁部长和五院院长乘车到总统府门前会齐出发，但赏银必须在9点钟之前领出运到傅厚岗官邸。

        但一直等到10点半钟，刘士毅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

        “报告总统，没……没钱啊！”刘士毅一见到李宗仁便气呼呼地报告道。

        “怎么回事？你慢慢讲。”李宗仁不免大吃一惊，强压着激动的情绪平和的问道。

        “银行说没钱可支，拿不出这么多现大洋。”刘士毅又说。

        “他们把钱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作为总统要几万元慰劳首都卫戍官兵，他们都开支不了，真是岂有此理！你再去责问他们，叫他们无论如何把钱给我弄来，否则前线官兵岂不说我言而无信！”李宗仁火气还是没能压住，没有钱怎么去劳军呢？而且每个官兵发一元大洋的消息，他已向卫戍司令张耀明和副司令覃异之讲过了，这话怎么能再收回呢？

        “我都快把嘴皮磨破了，他们开始说没有钱，后来会计科长说，蒋总裁有令，银元全部运往台湾存放，自他下野后，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除非取得总裁的手令，方能支领。”刘士毅唉声叹气地说道。

        “岂有此理！”李宗仁大声斥喝道。果然如此，老蒋真要让他当傀儡，连开支几万元的权力都不肯交给他，这代总统还算什么。

        这还不算，还有一件事差点没让李宗仁晕过去。

        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是孙科。蒋介石下野以后，孙科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偷偷地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春节前阁员们也都悄悄地去了上海，节后行政院便在广州办公。孙科把行政院一搬走，南京便剩下李宗仁这空头总统了，这代表政府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不可谓不毒。

        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郭德洁也认为自己也成了中国第一夫人。本来，满心欢喜，把傅厚岗69号李宗仁代总统的官邸装饰得一派节日气氛，准备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里尽情地庆贺一番，岂料想，过了一个他们有生以来气氛最为暗淡晦色的春节。

        节日一过，李宗仁便火急火燎地直飞广州，要孙科把行政院搬回南京办公。

        李宗仁到了广州，对孙科苦口婆心，劝说加哀求，请他回南京，可孙科就是不为之所动，最后干脆以身体不适，需在广州治病为名拒绝重返南京视事。后来在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的多方压力下，孙科被迫辞掉了行政院院长职务。

        让准来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呢？权衡再三，白崇禧提议让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因为何与李、白曾经合作过，多年来彼此关系较好，且何应钦也是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以何组阁，既可维持总统府和行政院一致的行动，又可争取蒋派系其他人的合作。李宗仁便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带着他的亲笔信函到上海邀请何应钦来南京组阁。可是不论白崇禧和吴忠信怎么说，何就是不答应到南京接任此职。最后，只得李宗仁亲自出马，到上海进行劝驾。

        此时，何应钦正在上海闲居。终日在他的公馆里养鸟种花，不闻时事。

        其实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那颗埋在胸膛城府极深的野心，并没有丝毫消沉。

        何应钦正密切注意着时局的发展。他料想李宗仁一定会请他出山帮忙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民国十六年在南京曾有过一段“蜜月”的历史，而主要是因为，老蒋虽然下野，但仍在幕后操纵，那些手握重兵的“天子门生”，李、白是难能调遣的，非得请他发号施令才行。想当年，保卫南京，血战龙潭，第一军就靠他指挥，才与第七军击溃了孙传芳的几万大军。当然，这些年来，他在蒋介石的手下也算混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但总觉得不顺心，因为在老蒋面前，他永远像一只老鼠似的提心吊胆过日子，老蒋的那双眼睛，像鹰一般犀利，直盯得他心里发怵。“西安事变”，他心怀“大志”，力主出兵讨伐张、杨，但被宋美龄等识破诡计严加制止。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蒋介石的那两只眼睛无时不盯在他的身上，似乎不在他脑后找出两块魏延似的“反骨”来永不罢休。陈诚青云直上，慢慢取代了他的地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把他推到联合国去当有名无实的军事代表团团长。

        回国后，蒋介石虽然委任他为国防部长，但却没给什么兵权，徐蚌两地区100多万国军交由白崇禧指挥。但谁知白崇禧不领情，拒绝指挥，结果徐蚌会战一败涂地，紧接着白崇禧又心怀叵测，举起倡和之旗，此时，何应钦才看出桂系野心之大，令人震惊，他们要逼蒋下野，取而代之。何深怕受到牵连，便以徐蚌战败引咎辞职，躲到上海，以观时局。不久，桂系名义取得胜利，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他怕老蒋怀疑他与李、白勾结，便跑到蒋的心腹汤恩伯的别墅里隐居起来，每日只带一名副官，到山上游玩打猎，以示淡泊。听说孙科辞了行政院长，他立即回到了上海，估计李宗仁必然会来找他出面组阁。从内心来讲，他对行政院长一职仰慕已久，老蒋硬是不让他如愿。现在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对他来说是个天赐良机，但老蒋会让他再和李、白搞在一起吗？老蒋是绝不会忘记民国十七年那快伤疤的。想到这里，何的心里像猫爪挠心，很不是滋味。

        李宗仁来上海后，何应钦还是不敢应允。李宗仁明知道是因为害怕蒋介石不同意，但只有气愤，而无可奈何。此时，李宗仁深感他这个代总统的无能为力，脸上火辣辣像被谁打了耳光似的。但是，为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他不得不放下代总统的架子，低声下气地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央求让何应钦出来当行政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

        李宗仁既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上了个代总统，他就想给世人有个好印象，也想显示一下这个“新”总统与蒋介石的不同风范。1月14日，他命令行政院采取下列措施：（一）把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取消）；（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勘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这些法令，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了，但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这很显然，只要将政治性事件引用戒严法来处理，把政治犯换上触犯戒严法的罪名，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汤恩伯就是这样办理的，他在2月11日发表谈话时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聚众威胁情势。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定民心。如果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张，破坏军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未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汤恩伯这番做法，把代总统歙允，一笔勾销。

        李宗仁上台后，下令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也被顾祝同、陈诚等人给硬硬实实地顶着不办。

        李宗仁以上这些措施，对于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做个样子给国人看的，或者说是为了打击一下退避幕后而实际操纵的蒋介石。

        李宗仁争个代总统当，一不是为了国人，二不是为了和平。其根本目的，是准备和共产党讨价还价，不让共产党的军队打过长江，划江而治，弄个李氏家族的半壁江山。

        当然，李宗仁毕竟不是庸碌之辈，他看得清楚，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莫过于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如果解放军一过江，一切将无从谈起。他现在已经到了在谈判的条件上没有讨价还价的地步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

        虽是屈膝言和之电，但此时李宗仁却有胜者的感觉。李宗仁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首脑的名义，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接对话，这本身就抬高了李宗仁在党内、国内以及历史上的地位。因为这是蒋介石所做不到的，这是李宗仁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占了蒋介百上风的一个结果。人的感情如此之复杂，有时候屈辱和自豪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愫却能同时由一件事情维系在一起，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3月26日，中共正式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元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条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并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依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准备的必要材料，前往北平。

        紧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亦宣布，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将于4月1日由南京乘坐“空中行宫”号专机，飞往北平。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治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郭沫若曾对他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这个人对那独夫异常忠诚，但是对中共的友谊还是比较持久，比较有信义！这个人爱国，却又实际参加了独夫卖国的一些勾当。这个人，是个大官僚，却也常常讲点民主。”奇特的中国政治和文化，造就了奇特的历史人物。由于他这种特殊性，在国民党战败求和之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自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作用，与共产党和谈周旋的责任，实在是非他莫属。因为，他在共产党面前有面子，他可以为国民党力争到最有利的条件而能为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容忍；因为他对蒋介石一贯忠诚，国民党内反对和谈的势力必有所顾及。

        本来，李宗仁一上台时，就想改组内阁，用所谓“刷新内政、促成和谈”的招牌收揽人心。他曾想让张治中任行政院长。张治中不愿接受，回兰州去，仍作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回兰州前，李宗仁对他说：“你不做行政院长可以，但是，你一贯主张和谈，我现在和谈，你回去之后，要快快地回来。”

        张治中心里明白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空有虚名，而且虽然蒋、李各怀鬼胎，但都是以和谈为幌子，以备战为自保的目的去进行和谈的，这样的和谈是很少成功的。所以张治中一回到西北，便决心不再离开，并给南京发电辞去和谈代表。怎奈李宗仁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催他回京，担起和谈重任。许多朋友也大义相劝，说不管和谈成与不成，既然你一贯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和谈，你是不能规避责任的。张治中见大家盛情难却，乃于2月20日乘李宗仁的座机从兰州飞返南京。

        张治中返京的那天，何应钦，白崇禧等南京军政要人都去机场迎接。

        那一天，南京的天气异常恶劣，云层极低，又有蒙蒙细雨，能见度只有200米。其情其景，倒似南京的政治气候。飞机盘旋了很久才得以降落。张治中一下飞机便一语双关的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

        张治中一住下来，李宗仁左右的人就向张大发牢骚，都说蒋介石表面是“引退”了，事实上则在溪口指挥一切，处处掣时，李宗仁的一切想法根本行不通。张治中觉得，南京的情形表明，看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劝蒋出国。但此事非同小可。蒋介石这次下野可不象前两次下野那么潇洒，不但几百万精兵被共军打得丢盔卸甲，而且又是让桂系逼迫下台的，一句话说不好，必招致蒋龙颜大怒，自己与蒋20年的关系就成泡影。

        张治中是个秉性耿直敢说敢作的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蒋介石此时出国，有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实际对蒋也无害处。张乃下决心要去冒下这个风险，以斗胆去劝蒋介石出国。

        他又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蒋介石的两个亲信张群和吴忠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张群和吴忠信此时也认为，这时候蒋出国实为上策，于党国和他本人都有利，支持张治中的想法。

        蒋介石是李宗仁的眼中钉，如蒋能远走高飞，当然是求之不得73的事情，所以，李极力支持张治中早日成行。刚好那时候吴忠信也要去溪口看蒋，张便与吴一同前往。

        张此次在蒋介石居住处共逗留了八天，前五天住在雪窦寺妙高台，后三天和蒋一起转住溪口。张治中和蒋介石此次谈话范围很广，主要有：

        一、关于劝蒋出国问题。

        本来，这是张治中见蒋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被蒋先发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张治中和吴忠信在3 月3 日见到蒋介石的当天，双方略事寒暄之后，还没等张治中说明来意，蒋介石就脸色一沉愤怒地说：“我知道了，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此后，张治中连再提一提让蒋出国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过，当时张治中很感纳闷，这劝蒋出国之事，只有李宗仁、张群、吴忠信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是极端秘密的，怎么一下子竟捅到了报纸上呢？

        原来，这事是“小诸葛”白崇禧干的。他指示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了这一消息。白的用意，是想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洋。张治中离京当日，南京各大报纸上纷纷登出“据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正前往溪口，劝蒋出洋”云云，搞得南京沸沸扬扬。

        但“小诸葛”这次并不聪明，岂不知蒋介石向来我行我素，别人怎么说怎么看的影响对他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反而给蒋一个发泄的口实。

        二、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问题。

        张、吴请蒋表示意见。蒋则反问他们的意见。张治中说：“南京方面的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进行，把全国的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陵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在政治上，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必要时，国民党可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联合政府问题，过去中共曾搞过”三三制“，可以考虑，最近还有人提出了”六六制“的建议，但不外乎是使双方在未来的政府里，保持平等的发言地位。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它各项，都可以考虑。”

        蒋听了之后，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南京主动提出，他说中共方面，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谈代表团成员问题，报上有增请张群、吴忠信两人参加的传闻。

        吴忠信在蒋面前，表示坚决不干。

        蒋说：“不干也好。”

        张治中也表示不愿参加。

        蒋说：“这是值得考虑的。”但转而又说：“你恐怕是摆脱不了的。”

        CC系的彭昭贤和“太子系”的钟天心，原在南京和谈代表的名单之列。

        但中共广播，说决不会接受像彭昭贤这样的代表。对此，蒋介石又说：“在东北籍的立、监委中遴选最好。”

        三、关于党务问题。

        他们也谈得很多。蒋介石对张治中及吴忠信承认，国民党党务确实不振，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健全国民党组织，要作详细的研究。

        四、关于外交政策问题。

        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并设法要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够团结安定，蒋对这种意见说：“这也可以。”又一再说，对于中日问题不能忽视，必须与日本亲善合作。不过认为怕还很难做得到。

        五、关于特殊建制的问题。

        他们对蒋说，有人建议，蒋今后对国民党领导的方针，该重新考虑考虑。认为他应该放弃和中共做军事斗争的企图，而移作政治方面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体制，所以国民党可能是一时执政，一时在野，不能再存有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或由国民党作主体来执政的观念。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实行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正确走向。”蒋听了这些意见后说：“恐怕共产党不愿意，我们也不容易做得到。”

        为了叫李宗仁安心，蒋介石还表示：他必极力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所负的责任，也就是他的成败。说得冠冕堂皇，大有披肝沥胆之态。又说他不会再度出山，一生都不会。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却表演得维妙维肖。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数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相当满意，自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彼，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所击碎。

        李宗仁南京政府经过一阵紧锣密鼓地准备，前后举行四次正式会议，关于对国共和谈，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因为其时该会已迁往广州——作者注）。

        二、为指导和淡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联席会议公推委员3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谈八项条件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南京政府又把这几次会议所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和谈的依据，其全文如下：

        一、双方既确认和平商谈解决国事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征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之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之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既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开始商谈之前，就地停战，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让步之原则性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求核夺。

        南京国防部对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是：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之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护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虽然国共双方的代表还没见面，谈判还没有开始，但它已是要注定失败的一次谈判。

        司徒雷登后来曾悻悻地说：从4月1日开始的和平谈判，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愚人节”的笑话。但是，只要谁看过上面那些南京方面为谈判所准备的材料，亦即连这位美国大使当时也明白的材料，也就知道：这场笑话，是美、蒋、李所共同炮制的。但并不是中共把他们当作愚人，而是他们把中共看作愚人了。

        张治中在率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和屈武怀揣南京政府的“腹案”，又赶去溪口，征求了蒋介石这位“普通国民”的意见。

        在张治中这次“溪口之行”中，蒋介石对“腹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阴阳怪气地说：“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苦，要当心哪！”言毕，再不谈“腹案”的事。

        这一日蒋介石仍是优礼有加。临别前，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之际，又表白似地说道：“文白，你知道，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

        张治中见蒋介石精神比较愉快，为了不虚此行，紧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

        蒋介石想了想，又是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斟酌吧。”

        这话说得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反对，张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深感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仿佛得到了保证和鼓励，倡和气氛迅速热烈起来。次日，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中从未有过的热情场面。面对观众的热烈情绪，却使张治中心中更加苦闷，他不得不在此时极力去主和，去劝说更多的人赞成和谈。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异常清楚，此次和谈实在是凶多吉少。

        下面一段话，是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录下的他与上海《新闻报》记者俞树立的谈话。表明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俞问：“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

        “……是的，当前形势十分险恶。”

        “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

        “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

        “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

        “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有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您对中共怎样估计？”

        “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张治中已断定，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极端苦闷的张治中看到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呼喊：“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

        4月1日，张治中怀着极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还是如期举行了。思前想后，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滑稽也颇耐人玩味的一幕。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下午3时飞抵北平。中共派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在机场迎接。

        据后来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回忆说，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中共没有一个要人在机场迎接，机场上冷冷清清，正好与4月的北京天气相吻合，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扑面而来，真正体会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当初，当年张治中往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各要人均在机场欢迎。大有彼一时，此一时的没落之感。

        其实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埋怨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政府，在重庆欢迎毛泽东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谈比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员。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团安排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去住，后来考虑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们安排在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在整个谈判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双方和谈还未正式开始，中共为了给南京政府的美梦泼点儿冷水，给代表团的成员指明一条正确的谈判道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说：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效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效军总是要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当时在南京对“划江而治”充满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到此时，才彻底绝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梦。

        4月7日，李宗仁抱着再试一试的侥幸心态，通过南京代表团致电毛泽东，称：“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剽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惟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恢，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捆，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从李宗仁的这封电报看，“悱恻”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实仍心怀叵测。

        电文中称，“如所谓战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辞。真意是不愿接受此项条件。毛泽东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连续三次使用“战犯集团”词语，发动内战，使数百万中华男儿死于战祸，决非“一身”所能为的，它是一个阶级的集团，对此是不能迁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实为本阶级开脱发动内战之罪责。

        电文中还称，“世界风云，日益诡谲”，这分明是在恫吓。把美国人当作救命稻草，蒋、李如出一辙。他们都把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最好是美国能以军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军渡江，他们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他们，他们也极力宣扬一种论调：说如中共实行渡江，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借此来企图吓唬住解放军过江。可惜毛泽东是个“专拣硬柿子吃”性格的人，决不会染上“恐美病”。

        但在此时，毛泽东对待李宗仁是不会采取象对待蒋介石一样的方法的，没有诸条反驳，不打嘴上官司，或许因为李不是对手，或许对李是一种争取，或许现在已无必要了，或许这几种因素兼而有之。

        总之，中共的态度，是谈要真谈，和要真和。任何想利用和谈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一星期，南京代表团成员一方面与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接触，一方面与林彪、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进行该谈，主要是想就战犯问题及渡江问题达成共识，中共早就宣布，无论如何，江是一定要渡的，而蒋、李最主要的梦想，就是解放军不过江。一个说只要过了江其它问题都好谈；一个说只要不过江，一切问题都好谈，很难取得一致，因此，原拟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谈判未能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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